高考回眸：“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1977年7月份，高中毕业。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毕业前，班上的几个男同学商议着应该写张大字报，表决心，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这是一种学习我们的知青老师的做法。总以为我们所在的苏北农场还不是落后的地方，有志青年应该到更艰苦的地方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去储如黑龙江、新疆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最好。就由我执笔，写下了“到新疆去，滚一身泥巴，炼一棵红心！”为题的倡议书，由另一位擅长毛笔字的同学用大红纸抄了，张贴在学校的门廊里。大字报一出，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仿佛做了件大事，而且，也可能真的到大西北，战斗在天山南北。脑海里，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高高地站立着挥动铁锹的我们，造型就象电影中一样。

      当然没成行。知青老师在表扬了一番，鼓励了一番后，大家还是打起背包，回家了。

      也没多想什么，开始下棉田捉棉蛉虫，到黄豆地除兔丝草，并跟着老农学着使用锄头、镰刀，学习挑担、扬场。这些都很新鲜，又是与知青们一起干，又不计我们工分，算是实习期吧。比在学校读书还有趣味，所以一点不觉得苦。夏天里，比的是谁的皮肤晒得更黑，更象个真正的农工。

      实习期满，分给我的工作是喂鸡。那时，农场还有点军事化经营管理的模式，每个连队（这个军事单位其实就是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后勤供应服务系统，如菜园，猪场，牛棚、马棚，鸡场，甚至果园。真正是小而全的生产加福利的单位。而能干的人一般都编在生产一线，如知青排，但我年龄小，力气弱，就没有机会到这最容易表现自我、进步快的地方。

      几百只鸡，养在连队西南角上的一栋临河草房里，鸡们居房北，我与另一位中年人居南房，中间只隔着一道芦苇扎的篱笆墙。这墙是不能砌实的，不然半夜里有黄鼠狼偷鸡，人听不到动静。但可想而知，与鸡同宿一屋，那股气味是相当的难闻，更有一种鸡虱子，不用说咬了，那是爬在你的身上就会叫你浑身痒痒——你还抓不着它！夏夜里，每当那位中年人（应该叫作师傅的）鼾声大作，我却总是展转反侧，无法入眠。但不敢表露出来，因为不想显得思想落后，吃不了苦。

      中秋节过后，鸡就当作福利分到各家各户啦。只余几十只作为知青食堂里用，所以，鸡场就不用两个人了。连队调我去学赶马车。终于逃出苦海了。临告别鸡场时，师傅夸奖了几句：“你吃得了苦，干活实在，好样的。”这使得我很惭愧，因为他不知我常常想着怎么才能早点脱身呢。

      赶马车其实更不是我的强项了，那马跑起来英姿飒爽，威风凛凛的，可真正的骏马是不易亲近，有脾气的，这就象才干出众的人常常傲慢一样。高大的枣红马哪里是我可以驯服的？而那位长得就象电影《暴风骤雨》里的老孙头一样的赶车老头，又心气高傲得很，全连队的人都不在他的眼里——赶马车在当时算是技术活，又能顺带着捎个人或东西，可以做人情，所以，一般人对车把式是点头递烟送笑脸的。作为学徒，我只会沉默着帮他收拾马鞍，理理缰绳，牵牵马，并不会与他套近乎。“老孙头”常常叼着长烟秆，冷着脸，看我笨手笨脚地干活。

      我的心事是想跟一个开手扶拖拉机的知青当学徒，那人也不多说话，帮人办事也不得意。很沉着内敛，我很佩服。而且，机器迟早要替代牛马车，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连队没提供给我这个机会。

      于是，我事实上成了个压车的，就是象只秤砣，每当师傅驾好车，上好货，或坐满了人，他自己准备往车辕上跳的时候，就嘴一噘，“坐后头去。”其实他这是对的，马车不是汽车，是两轮的，要保持前后平衡，就得有个压车的。师傅长鞭一甩，马脖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起来了，三只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马儿就“得得得”地奔跑起来。随着起伏，这一车上，最受颠簸的人就是我。有时，那匹不安分的黄马跑着跑着，乱了节奏，把一条后腿跑到了缰绳外去了，一撩一撩的，顿时三只马都乱了步伐。师傅“吁”地一声，停下来，叫我去将绳子从马两腿间再抖出来。我用一只脚压住绳，站有马边上，嘴里叫道“蹄子！蹄子！”马儿有时不配合你，乱蹬后蹄，这就很可怕，扬起的后蹄会重重地踢到你的身上。更尴尬的是，满车的人在看着你，你得装得很沉着冷静，压抑住内心的慌乱，表现得很老练。有一次，还是被小黄马撩起的蹄子踢到了，但当时我反应极快，转身弯腿，顺势爬下，动作幅度虽大，但没被踢得很重。“老孙头”就和车上的女知青们哈哈大笑起来。

      最后，我连鞭子都没学会抽，就又改行了；一个知青到场部当工人了，他空下的通信员让给了我干。这是件美差：每天只需骑着公车到八里地外的营部取回信件和报纸，回来分发出去就完事。而知青们每天盼着的就是来自苏州、南京、无锡方向的家书！所以每天下午骑车驶过农田的时候，会很引人注目。心里高兴又得意，把车踏得飞快，后来有知青说连队里就数“这家伙”骑车技术好。他们不知那叫春风得意马蹄轻呢。

     就在我拿信送报纸正来劲的时候，恢复高考了。

     小学校长的父亲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套语文和政治复习题，用花花绿绿的纸印成，叫我准备。知青里立即组成了几个复习小组，晚上就有小学数学老师讲解习题，互相提问。我数学基础差，听知青们讲解，收获很大。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语文和政治上，因为记忆算是强项。知青一般在二十六七岁，长我十来岁，跟着他们复习，唯一感到优势的就是记忆力了。骑车去拿报纸的时候也带着资料背。很机械地背。而知青们的激动是溢于言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老三届，被十年文革给耽搁了，不少人已结婚生子，但为了挽回青春梦想，他们复习的劲头更大。

     十月份办准考证，十一月进初试的考场，我报的是中技——看着几百个知青，包括我的老师都报考大学，觉得自己实在没水平与他们竞争。就瞄着农机学校考吧，将来回来当农机技术员。第一年高考，初试时，我们那里有五百多人考大学，三百多人考中技，大部分是知青。而通过初试的人只剩下一百人。十二月份，农场教育科包了两辆客车去淮海农场参加复试。住在淮海中学附近的一栋空房子里，打地铺，铺的是稻草。大家挤在一块兴奋得睡不着觉。知青们就掏出书本看起来，我和几人逛到淮海修造厂，参观了这个在当时农垦系统有名的厂子。回来后，每人在门口的小树下撒了一泡尿，以示纪念。

     上了复试考场，一下打回原型——考得相当糟糕，主要是数学，简直考得我找不着北。心想，这下可出洋相了。互相问问，都面色不乐。但考大学的知青们有人说他们的数学倒不难，这就是差距，老三届啊！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作文，“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其实高中毕业还不足半年，我写的是接受老贫下中农再教育，学干农活的事情。说的是跟老农学锄棉花地，因为开始时心浮气躁，不仅锄坏了许多棉苗，最后还将锄头弄坏了。结尾写老农把我的锄头放进铁炉里回炉锻造，边锤打着红红的锄头，边教育开导我。整段文字有描写有议论有抒情，所谓情景交融，来了个那时代所时尚的杨朔体的“卒章显其志”的笔法。自我感觉写出了个“凤尾”，且有点象征意味——以损坏了的锄头，在老农的手中重新得到修复成材，暗喻青年学生必须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道理。再就是在附加题上大大地抢了几分，那题目是翻译文言文“狐假虎威”，正好是我曾看过的。

    第二年一月，通知体检时，近千人的考生队伍，只剩下十一个人：九名考大学的全是知青，两名中技生中，除我外，另一位是盐城知青。三月底的一天，当通信员的我从营部的信箱里拿到了师范学校寄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拆，骑车回家递给了父亲。

     我至今也没忘记在那战斗的半年里的真实生活，其实，那是一段对我影响深远的时光。我知道，是那篇叫“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作文和成语“狐假虎威”架了我的势，而作文中的那位老农，八年后成了我的老丈人。当然，他自己至今还不知道三十年前，在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场考试中，他的女婿写了他的光辉而高大的形象，并因此幸运地走上讲台成为一名老师。他的真实身高，还不足一米六，但酒量极大，上过战场，拼过刺刀，手上留有敌人的刀疤。由于长期烟酒,农田劳作,老人一度说不出话来,他患上了脑血栓。一向敢说敢当的老人，由人牵着手，每周去教堂，为他们的子孙们祷告，祈福。去年春节，一个电话打来，老丈人又说话了，第一句就是：“我又喝酒吃烟啦！”于是就特意买了几瓶红星二锅头带去，这是他爱喝的一种酒。

   我不善酒，高兴时也爱来一杯这种清爽干净的酒。有时想想，除了那种独特的口感外，与许多名酒不同的是“二锅头”三个字里仿佛包括了诸多的人生意味，它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形象写照：人生之酒仅凭一锅是酿不出好酒的，二锅甚至三锅才可能出点精品。就像高考，从来就不是一考定终身的。人生如考场，能坚持答完所有考题，从容应对社会、自然、人生大考场的人，并不多。

注：此文写于去年，略作改动，算是对近来网站发起的征文活动的回应。也是对高考三十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