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故事

2007、5、26

1975年1月，我在户口所在地的公社中学高中毕业。城镇户口的我面临着工作分配的问题。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全校是数一数二的，但按照当时“长子必须上山下乡”的政策，工矿企业是没我份的。最后我被分配到离我居住的小镇约三里的一个生产队插队落户。

我的父母，一个是供销社的普通职工，一个是公社小学的普通教师。我知道要他们凭关系让我在几年后上调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下乡之前我很沮丧：“难道我就这样做一辈子农民？”

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儿啊，我不相信我们国家一直没有高考！你千万不能丢了书啊！有空要多读书，将来总归有用的！”

我听从了父亲的嘱咐，从插队落户的第一天起，就利用农忙之余，阴雨之天，利用人家打牌喝酒聊天的时候，默默地读书。

那时的条件真是艰苦！我住的是解放初没收来的地主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房子已破烂不堪。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这时我就得把盆盆罐罐拿出来接雨；若是外面不下雨，但只要空气比较潮湿，我的屋子就会水漫金山，地上的水会把鞋子漂起来。没办法，我就在床前挖一个小坑，待坑里的水积满了，就用勺子把水舀到提桶里倒掉。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怀着渺茫的希望，我一本又一本地读书。我把上学时的书全看了一遍；我把能得到的书都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记得那时上海有一本杂志叫《学习与批判》，内容与当时的“帮”腔“帮”调的文章不一样，挺吸引人的，我就常借来看。看得废寝忘食，乐不思蜀。

有两件小事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经过一天的辛劳之后，我照例在煤油炉上烧上水，准备泡饭吃，然后就在灯下看起书来。不知什么时候，因为疲倦和劳累，我睡着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煤油炉不知什么时候熄灭了，锅子里的水只剩下一点点。我还沾沾自喜地想：还好，皇天不负苦心人；否则，把水烧干了，再烧穿锅子就坏了。那时，一个钢精锅的价钱抵得上我一个月工分的价钱。后来才发现，哪是什么皇天佑人，火是因为炉里的煤油烧没了才自动熄灭的！

还有一次，我正在一边吃中饭一边看书，有社员要从生产队的粪池里挑粪去浇自留地。那时，我除了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外，还担任着队里的粪便管理员。没办法，我只好端着饭碗拿着书在粪池边守着，边吃饭边看书边数着社员挑粪的担数。社员感到很奇怪，他们事后对我说，连我们都不敢到粪池边吃饭，你一个镇上人怎么一点也不感到臭呢？听他们一说，我也感到很奇怪：是啊！为什么那天我一点也没感到臭呢？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不可能一一细说。我就这样刻苦地读书，怀着渺茫的希望。

我也没想到，父亲说的那个“将来”竟来得是那样的快！1977年，国家真的恢复了高考！

第一个告诉我消息的是在公社工作的老廖。因为他妻子是幼儿园教师，他们一家就住在我家隔壁。一天他偷偷地对我说，马上要恢复高考啦，你快复习吧！隔没几天，公社就组织考生在公社唯一的中学参加复习。

那时的人真的很纯洁！老师认真备课拼命讲，学生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认真听。只要是高考的事情，一律通行无阻。“高考复习请假？行！”老师也根本不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问补课费多少。那时一分钱也没有，可照样白天黑夜连轴转。大家抱着一个信念：大干快上，多出人才！

我记得数学课的复习是从四则混合运算开始的。而那年上海的数学考卷上有一道计算正六边形面积的题目。这样的题目现在连小学生都能计算，可当年却难倒了无数的考生。

作文题是两选一。一个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一个是《驳“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我知道了，一个是记叙文，一个是议论文。当时根本不知道，我挑了第二个认真写了。原因是那时写大批判文章写多了，直觉第二个写起来比较顺手。地理考了一个有关台湾的题目，我记得我的答案里有“台湾的地形向祖国大陆微微倾斜”的话，现在想起来，这哪是地理答卷哪？简直是抒情诗！

隔了一段时间，预录取名单下来了，有我！通知我去县城体检。第一次，我在陌生人面前脱光了衣服，晃荡晃荡地从这一个桌子到那一个桌子，从这一个房间到那一个房间地去检查。只有兴奋没有羞耻。

又隔了一段时间，我正在田里劳动，好几个妇女和姑娘跑过来对我说：“今天开了座谈会，你的政审！我们说了你很多好话，你上去了可不要忘记我们啊！”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的政审会或者我的政审会是不是只邀请了女同志。

不久，通知下来了，让我去迁户口。那天，我在屋角等人，夕阳照在我的额头，心里觉得特别地舒坦。忽然队里的一个名叫友金的男子叫着我的名字喃喃地说：“真认不出你来了！你怎么整个人在闪闪发光哪！”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文曲星下凡？文革后首届考取的学生都有这么一段连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的经历。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考了几分，因为当时高考分数是保密的。后来我也知道了，有许多考得比我好的人，政审没通过上不了大学。

这就是我的高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