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20岁的弟就要成为过独木桥的千军万马中的一员，义不容辞地奔赴高考考场了。没有别人的紧张，也看不出做作的庄严，他还是一样冷着一张酷酷的脸，丝毫不被外面残酷的太阳融化。也许知道自己肯定要名落孙山，所以倒比别人坦然的多，单纯的眸子里没有丝毫硝烟的痕迹。

    回忆仿佛一个落了灰尘的月光宝盒，掸落尘埃，慢慢打开来，一样明澈的往事撒满不眠的黑夜。

    2000年7月，我马上就要结束3年炼狱般的生活，怀揣着年少轻狂和对大学天堂般的憧憬，我雄赳赳地跨进那个被称为战场的地方。周围都是一些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敌人”，我在战争打响之前擦亮自己的“武器”，甚至露出牙齿对着同一战壕中的“敌人”们笑了一笑。实在不知这样的笑容是对自己的鼓励还是实在很心虚，他们戒备地看着我，并且下意识地握紧手中的笔，仿佛那东西真的能杀人似的。其实那笑别无他意，习惯而已，没有一点点对他人的轻蔑或别的什么动机。

    考数学时，我做完自己会做的题，实在不会的题我也模模糊糊地写了。最后靠在桌子上看外面风起了，旋起几枚树叶起起伏伏，就像周围人不规则的呼吸。后来还听见一个小巷子里传出的卖豆腐的悠长的吆喝声。下午陪几个老师打牌，第二天要考历史，教历史的古董老师正在院子里声嘶力竭地做最后的强调。老师的声音和蝉声混杂在一起，亲切而又聒噪。

    每次从考场出来，在人头攒动的家长群中找到我那个皮肤黑黑眼睛大大有点微胖的班主任，然后质问他是不是喝了我的水，丝毫不关心他脖子上挂着我的书包，还帮其他同学抱着一大堆资料。记得第二天好像下雨了，班主任唠唠叨叨了一大堆，什么瓜果不能乱吃小心拉肚子，晚上盖好别感冒了，早上要不要用电话叫我起床了什么什么的……周围有人在哭，家长围在一起安慰着鼓励着，挤来挤去……我烦了，冲进雨幕，把老师的苦口婆心扔在冰冷的雨水中……那天晚上睡在朋友替我找的房子里，从床上移到地板上，再回到床上，反反复复烙饼似的不能入眠，作为老师的得以门生，我觉得好像对不起谁似的。

    班主任以为自己比我们细心，所以每次考完都要把准考证收起来，下一科开考前再一一亲自发到我们手上。第三天早上，他照例站在考区外的台阶上训话完毕，拉开公文包准备发证。他手伸进包里，脸色就变了，然后低声说了一句：“包提错了，等我！”然后跨上旁边一个自行车，飞也似的消失在人潮人海中，后面有人喊：“我的车！我的车！……”大概十分钟以后，他气喘吁吁地又站在我们面前，说：“另一位老……老师……差点就把……把包带回家了！”我所在的高中在一所镇上，我们的考点设在县城中学，相距大约一小时车程，老师和我们都住在县城的招待所里。我想像不到那天如果那位老师把包带回母校，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然我们当时也来不及想，因为刚刚发完准考证，进考场的铃声就响了。我猜测不到在我们进了考场以后老师的心理会是怎样的，我想他一定是瘫坐在了台阶上，然后点起一支烟，在袅袅娜娜中平复自己过快的心跳。

    那年我超出本科线20多分，并不是我最好的发挥。所以我没能去理想的大学上自己理想的考古专业，我被一个省内的师范院校调配录取了，成为了这所学校第一批本科生。有过短暂的失望和迷茫，但后来还是恢复往日朝气，心平气和地修炼了四年，顺理成章地拿到自己应该拿到的各种证书，然后平淡地在家乡一所中学教书。

    只是回想以往，曾经认为难熬的高三岁月，其中却充满了离奇和浪漫：和同学秉烛夜谈，谈理想，谈考题，也谈一些莫须有的事情；经常逃课到外面吃炒冰吃烤羊肉串，甚至躲在寝室装病偷懒；有同学失恋整日以泪洗面，甚至有自杀倾向，大家一起劝他，个个装的像救世主似的；晚上翻校墙出去偷苹果看电影为所欲为；高考前一个月，我们还闲情逸致地骑自行车去老远的一条河里捉螃蟹……那些开在夏天的合欢花，雪白的柳絮，飘飘洒洒在7年前的毕业照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