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三十年的高考作文题，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它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 题记

盲目的乐观主义

77年第一次高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在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出现这样的作文题不足为怪，在亢奋的政治年代边缘，人被灌输了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思想，不允许出现任何个人的情感流露，高考作文在文风处理上无论是描写，抒情，都要做到高，大，全。因此与其说这是个作文题目，不如说是个政治题目，命题者最希望的就是通过考生文风观察出其思想境界来，任何颓废的，荒谬的，总而言之非主流的必须过滤掉。这是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八九点钟’年轻人的要求，只是，在那么多面黄肌瘦的高考学生文章中，很难去触及个体的灵魂深处，他们渴望明天，他们试图乐观，只是不知道支撑乐观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但这是一个春天将要来到时候，因为世界并不是都像雪一样的白色，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可以，也应该包容得下百家争鸣。

从意识形态的洪流中挣扎出来

抛弃了意识形态厚重的包袱，高考作文走进了一个理性的思潮中，无论是达芬奇画蛋的故事，还是毁树容易种树难这样寓言性的问题，都在试图考验这群八十年代学子的思辨能力，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浪潮中，作文成为了检验学生逻辑能力和理性思维的法宝，这让考生多多少少放弃了刚刚培养起来的人文精神。议论文是当时流行的法宝，一篇具有突出论点，犀利论证的文章，哪怕词句枯燥，文采乏味的文章，都能够迎合评卷老师的胃口，同时，高考题目也试探着考生对与国家命运的关注程度，比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题目，在一个工程师治国的年代，讨论政治的途径就是通过一篇作文来检验一个人的国家观和世界观，但是这并非科举考试，在作文里过度抒发治国理论是徒劳的，何况，讨论政治是危险的。这是高考作文题的中立时期，一个零坐标点。出题不偏不倚，既没有要求去歌颂脸谱化的集体主义，又不要求去描写立体的个人情感，在这个时代，主题就是理想，人生观，前途，憧憬和未来。改革开放的前期，自我情感的宣泄和释放空间还是非常有限的。

 无病呻吟和朦胧派文风的死灰复燃

2001年，是高考作文题的一个风水岭，这一年，作文题无限地贴近了苍生，贴近了灵魂，一场关于诚信的社会大讨论同时也在高考考场里展开，这是一个几乎可以预料得到的题目，无数的激辩，无数的故事，伴随着诚信这样的社会大主题，写进了那年的高考纪念册。考生们或把笔锋对准社会的丑陋面，或者用笔尖委婉讲述一个虚构的关于诚信的美好故事，无论是对丑陋的无情批判还是对乌托邦的无限赞美，都使得那年的高考作文五花八门，高潮不断，同时也矫揉造作，笑料不断，这使得高考命题者第一次感觉到了人文精神的胜利，他们天真地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让更多的才子才女能够脱颖而出。然而高考毕竟是严肃的，差不多一个小时的作文不可能玩出高雅，再好文采的人，在极度紧张考场，也丧失了玩弄文采的兴致，没有良辰美景，哪能写出风花雪月！鲜有冒险者，以自己的前途做赌注，写了几篇非主流的文章，这些文章挑战了高考评卷老师疲惫的目光，使得他们眼前一亮。这些文章，或夸张到用文言文写作，或制造无厘头的荒诞，或极端地自我宣泄，或者将古今中外穿插一气，初看拍案叫绝，细看毫无内容，高考作文开始放纵于形式，在无数形式大于内容的文章中，空洞，夸张，扭曲是文风的代名词，这个风潮逐渐影响到命题者自身，他们开始反思所谓的人文精神渗透，开始习惯于让考生过把瘾就死，于是，命题越来越荒诞，越来越言不由衷，于是，也就有了今年浙江卷的作文题《行走在消逝中》。这并非一个坏题目，但是不应该用在第一考的高考身上。分析这题目，包含了一种人生及宇宙的宿命观，如果放在严肃的学术讲台上，这是一个好话题，但是如果把这个题目强行灌输给学生，未免残忍，犹如心电图电波般的消逝不免给人以沉重，如果把故事的背景放在老人院中，意味着死亡，放在荒漠中，意味着风化，放在历史中，那是物换星移的感慨，但是没有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豪迈。这个题目过分宣扬了生命的非永恒性，而忽视了生命本身的建设性，如果没有平时的经历感情做铺垫，考生很可能流于无病呻吟的困境，反过头来比较三十年前的作文题，便会发现情感的天平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山东卷的题目《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更是把考生推向了老牌文学青年席慕容的怀抱，晦涩，或者说朦胧，到底要将考生引向何方？文学不是一种清高，不是一种卖弄，如果让一个考生，连题目理解起来都非常费劲，或者非得强奸他们的思想，这样的命题，是流于表面形式的平庸，是一种‘带着面具的虚伪’。这个时代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无数的个性基石当中，能够堆砌成大家广为接受的共性，但是很遗憾，高考的作文题目，却始终还在个性与共性的怪圈里徘徊，在空洞和浮躁的世风中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