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版的《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题为《毕业了，我们的工作在哪里》的记者调查文章，该文以较大篇幅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分析。其中有一段写道：“武汉大学法学院300多名硕士毕业生差不多全部报考了公务员，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六个人，这几位‘成功人士’成为年级里的传奇人物。”名牌大学的法学硕士就业也这样难令人震惊。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始终是社会的焦点话题，近年来更是愈演愈烈。不仅给还在大学学习的大学生带来了心理压力，干扰了他们的学习，甚至在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中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不少高三生对选报学校、专业犹豫不定，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长此以往，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而舆论往往把造成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原因归结为高校连年扩招；大学生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大学生就业范围狭隘，都想在大中城市谋发展等。这些分析都有一定道理，但并非问题的实质。因为：

    一、高校不断扩招，是相伴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表现。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每年以8%以上增幅递进，伴随这样的发展速度，各行各业都应较快发展，特别是教育，不仅不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步伐，且应有所超前，否则势必影响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从人口比例看，我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5%，远低于美国（35%）、日本（23%）等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必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所以，高校连年扩招是正常和必要的。

    二、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不等同于盲目“就低”。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十分必要，但把“观念”都转到去街头擦皮鞋、开小店卖杂货即为就业上，也过了头。如此，国家也不必投入巨大财力物力来办高等教育了，莘莘学子也不需寒窗苦读去上大学了。而且，上大学的一个十分现实的目的就是为了“低不就”，要求大学生都去从事一些中学学历、小学学历就能做好的工作，显然误解了高等教育，也是在浪费社会资源。

    三、一味引导大学生赴远赴贫并不合情。偏远、贫困地区的发展迫切需要知识和人才，因此号召大学生赴远赴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事实上，越是艰苦地区，就业机会越少，就业矛盾越突出，大学生并不能获得太多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且一味要求大学生到艰苦地区去当“困难户”也不现实，毕竟这和大学生高考、上大学时的投入相比，回报很不对称，而一种单纯依靠精神信念来支撑的行为很难持久。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本质是深刻的社会因素。首先，高考较好地体现了公平、精英原则，只要才华出众，就能上好学校好专业；但聘用却没有严格统一地执行这些原则，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规则”和“思路”。因此，在没有严格公正保证的情况下，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缺乏系统性，社会人才配置出现不协调，大学生就业优势锐减。其次，大学生毕业求职市场化的同时，聘用却还停留在计划、半计划状态。市场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优质优价，大学生求职靠自身的“质”，来换取最大的求职效益；但不少用人单位却并不把社会、市场效益作为聘用的最重要标准。求聘双方出发点的错位，受害的只能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大学生。再者，谋生就业靠关系，是长久以来的社会传统。现在虽有很大好转，但却没有完全排除。因此，家庭、亲友关系背景好的大学生，就业、就好业就相对容易，至少不会很难；难的是那些平民子弟，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孩子。此外，各级政府尽管也时常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但成效并不明显。如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检察院没有选用法学硕士的硬性比例要求，许多地方缺乏操作性强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规章制度等。

    多年来疾呼加大教育投入，而如今投入了，也培养出了更多的人才，然而却没有用武之地，这的确值得深思。面对大学生就业难越来越严重的现状，国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这不仅关系着国家人才战略的成败，也将对未来社会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改善大学生就业状况，确保人才资源公正合理配置，建议：

    一是建立行业就业资格考试体系。如设置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资质考试项目，欲在相关行业就业（如报考公务员，应聘教师、医生），必先通过该行业就业资格考试。这种考试可参照高考做法，每年由全国统一组织，最低应以省为单位，保证考试的公正、权威。

    二是层层建立人才档案信息库。该信息库应收录各行业就业资格合格者的有关情况。国家公职人员（含国有企业人员）的录用，必须从信息库备案合格人员中按考试通过时间、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无法执行这一原则的特殊机构选人可由权威机关审核批准。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也应要求取得所做工作的相应资质。

    三是成立社会人才协调机构，认真调查人才市场弊端，协调人才市场科学发展，抓紧出台强有力的人才调控机制，尤其是要尽快制定具体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