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廉价优势

  与大学生甘当工人之悖论  

　　眼下又到了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时候。

　　今年4月新华社曾经报道了上海的一项规模涉及4000户的入户调查，结果表明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只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孩子们的责难声便从四面八方涌来，其中最难听的当属“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这句了。

　　这也难怪，咱国人自古就受“读书做官论”的教育，历史上虽如“焚书坑儒”之类的残暴统治演绎再三，“科举制”依然延续了几千年。上世纪的“文化革命”即使将“读书无用论”发挥到登峰造极，也未能阻挡向现代“科举制”演变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恢复。“十年寒窗苦，为做人上人”的现代注解，早已不再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等等传统溢美之词所能涵盖，而为“治国精英”所替代，这是国家发展、民族强盛的需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东方睡狮中国的奋起令全世界瞩目，但咱自己却不能因此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将“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的原因，归咎到所谓“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形势下必然发生的碰撞”上，进而受媒体热衷报道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误导出“大学生供过于求”的谬论。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已从2003年的212万人，发展到2007年的495万人。大学生拥有量真的过剩了吗？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度真的到了大学生丧失精英地位、只配去“当工人”的程度？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国权威的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部门报告认为，无论从数据统计还是从实际状况来看，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源，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还是稀少。一方面我国大学生毛入学率仅15%左右，而美国为82%，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均在50%以上，韩国、印度、菲律宾也在30%左右；另一方面拿高校现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仅占全国人数的5%，大学在校生的人数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只有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才能越来越快，因此大学扩招依然是大方向、是大势所趋。如果按30%毛入学率计算，当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每年1000万人以上，也不过是“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现在就说大学生供过于求了、就让大学生去当工人了，到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去当农民吗？那工人和农民又该去干什么呢？去上大学以实现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吗？

　　说白了，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就业问题是一代人的问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国计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执政课题。与上世纪“文化革命”堪相媲美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当代执政者解决年轻一代就业问题的无奈和无能之举，直接导致了失去最佳发展机遇、误民又误国的惨痛事实。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历史的悲剧不容重演，决不能在解决就业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摇篮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再走踢皮球、医头脚、随意打发、不负责任的老路。

　　再说白一点，那些指责别人“官本位”者，其实正是“官本人”。他们身居高位却素质低下，因无知而无畏，擅长以执政之名而行谋私之实，贪赃枉法、窃国窃民，却唯恐受到高素质人才的威胁，于是炒作假象忽悠民众，殊不知这样一个弱智的“此地无银、隔壁未偷”现代版活剧，又能骗得了多少明白人？

　　虽说“80后”、“90后”这些由“计划生育”特殊国策造就的特殊一代，其先天缺陷与后天不足有目共睹，缺少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精神的通病，的确影响了对这代人务实能力的评估，但最该负责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自己。也许是到了矫枉过正的时候，到了让孩子们补一补磨练课程的时候，但却不该就此决定他们放弃精英理想的命运，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一定不是好士兵，无论是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大学生都不该以满足当一名工人作为人生目标，否则这个国家、这个企业都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竞争力；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行行可建功、处处能立业、劳动最光荣”的就业观念，无疑是正确而且必要的，但这不是改变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办法，对于此等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大事，也决不是用一句所谓市场化的借口就可以听之任之、无所作为的，更不能靠喊“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口号就可以掩盖失察和失职的真相。

　　牛虽一介凡牛，至少也读过四年私塾，虽不敢妄议安邦治国的大事，但要为仍在用功念书的小牛小小牛们说几句公道话：第一句是执政者应尽快转变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将高等教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提升到重大国策的高度，纳入发展规划范畴有效予以解决；第二句是多给大学生们一些回报父母、报效国家更好的选择机会；第三句是让那些不学无术、靠公费收买“高学历”的草包们从不该占据的编制上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