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些职能部门组织力量进行有关“闲散青少年问题”的调研材料，其立论的理由是：“闲散”将会导致管理失控，因此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研究青少年的“闲散”问题，就是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出组织管理的对策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个世界确实精彩。一方面“休闲”是一个城市来了就不想走的原因，是这个城市和谐和竞争力的标志；而一转眼，“闲散”又成了“犯罪后备军”，要立刻解决，不容迟缓。为社会、为他人操心的事还真多。

“闲散”真的有问题吗？如果说“闲散”就是失去了就业权利，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要追问公民的就业权为什么得不到保障？当企业不再“办社会”后，社会又能为下岗工人提供什么？当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时，有关部门是否还具有扩招时的热情去为他们排忧解难？当失地农民只有站在高楼上用跳楼的方式讨要自己打工的工钱时，相关政策法规为什么总是缓缓而行？特别是当公民个体经营的权利在城市管理机构已预设为非法时，这样的“闲散”，更是这个社会组织管理的弊端所至。在这样的前提下将处于“闲散”状态的公民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而研究如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是否有不厚道之嫌？重要的倒是应当研究一下为什麽会出现这样的“闲散”？

如果说“闲散”是公民自主选择的一种生活状态，而将其列入不稳定因素的范围则没有道理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难道就不能有不劳动的权利吗？一个人什么时候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必须按照社会的有关规定进行，还是能够进行自我选择，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和借口加以干涉。我国加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公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一种宪法性权利，不能受到歧视和怀疑。如果认为没有任何组织可以管辖的个人就是带有危险性的个人，这种心理是否有些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