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士教育到“减灶”时候了 |
| 2007-0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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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博士生数目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博士教育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少想象中的好处。以中国目前的国情，并不适宜大规模培养博士。所以我建议：借助国外大学培养博士，而集中国内资源把本科生教育搞好。
张维迎等人当年把大学的一流标准定位为博士课程的水平面，进而把高等教育的核心从本科生教育中引开，这是第一步误导。反对张维迎的甘阳，则生怕大学沦为西方“附庸藩属”，提出尽早结束留学运动。不管哪派，都强调中国自己的博士课程的重要。一流的、独立的博士课程，已成了大国的标志。削减博士教育的议题，根本不容讨论。
但是，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被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劫持，那么最后吃亏的，是那些莘莘学子和纳税人。博士教育，不是一个“大国”的形象工程，必须看其实际的投入和消耗，必须有具体的数据分析。
根据《经济学人》去年的数据，中国的教育投资在GDP中仅占2.1%，这一比例和博茨瓦纳、几内亚比绍一起在世界上并列倒数第14。教育没钱，是个不争的事实。可是这几年，大学却不停地上博士课程。殊不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博士课程，是西方几百年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晶，不是想学就能学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文革”后恢复正常还不足30年。在20多年前培养的第一代博士，大多也是非博士的导师带出来的。这第一代博士，因为选拔严格，不乏秀异之士，但他们的培养方式毕竟不严格，大部分人对真正严格的博士课程没有亲身经验。况且他们人数过少，还需要承担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教育，没有太多精力指导博士生，乃至出现了一个导师指导50多个博士生的事情。这样的结果就是：
首先，没有基本的师资而盲目上博士课程，当然只能生产垃圾。根据最近《金融时报》的报道，在2004年，中国在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上居世界第九位，俨然是一个科技大国了。这显然也反映了博士课程的规模。但如果以每篇论文的引用率来计算，中国则排在第124位。试想，世界一共就180多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排在120名以外的，基本上是失败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破产国家（如刚果）和赤贫国家（如一系列非洲的饥荒国家）。论文的引用率其实就是其有用率，这样的排名，说明中国投入巨资办了博士课程后，学术创造率几乎到了“被开除球籍”的地步，热衷办博士课程的底气从何而来？
第二，博士教育不仅不能多办，而且很多学科暂时没有必要办。这就好像造飞机，如果技术不过关，我们的航空公司就去买波音或空客，不必硬着头皮自己造，最后造出来也没有人敢搭乘。博士教育，国外有好得多的课程，而且博士教育是全球化最高的，早已突破了国界，有条件就出去学好了。根据《金融时报》的同一篇报道，美国的博士候选人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中国的留学生，已经有17万回国，其中去年就有三万海归。毫无疑问，许多博士也跟着回来了。我已经反复强调过，即使搞中国研究，整体的博士课程的实力，也是国外比国内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些博士课程值得保留，很多中国的博士教育其价值是可疑的。
第三，博士课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如今基础教育的资金还不保，怎么能顾及博士教育？许多博士课程，招收的是各地的干部，为的是给人家镀金，以便升官提职称，这些博士点的学术品格已经名存实亡。
美国在19世纪末才开始普遍设置博士课程。那时美国正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更是早就高居欧洲各国之上。另外，美国当时已经有了200年左右的大学传统，并不断把学生送到欧洲的大学。真到上博士课程时，许多操办者就是欧洲大学培养的博士。这样，财政基础和学术传统汇流，很快就有了像样的本土博士教育。
如今中国的教育，其实并没有多少钱培养博士。即使有钱，也不知如何培养。这就是现在所谓“博士生正在成为垃圾群体”的根本原因。所以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先把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办好。在未来20年，当教育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不少中国学者在海外已经成为公认的学术领袖后，再想办法把他们吸引回来，办货真价实的博士课程。否则，“博士”在中国将是污名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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