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7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在其个人博客上贴出一篇质疑大学体制不合理的文章，称当前高校“行政权力操控了学术的评审”，“所有东西都认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由此引发了一场高校体制讨论的热潮。有人对于他的怒揭高校潜规则充满同情和敬意，认为他是斗士；也有人对他的动机提出批评，认为“把单位内部问题向社会公开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人对他的做法感到不解：一个既有学术声望，又有行政权力的学者，干吗要跟自己过不去？3月30日，张鸣的博客里出现这样一段文字：“‘张鸣事件’已经落幕，希望大家不要纠缠此事本身，把视线放远一点，参加‘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的讨论，分析其病状、危害，找出解决之道。”

　　杨波：张鸣所批判的“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是否已经是高校现状的真实写照？

　　葛兆光：应该看到，在中国，大学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和教育机构，而是一个庞大的“单位”。选择一些有管理经验的人作为学校管理者，使学校的各项机能顺利运转，这是现代中国大学的现状决定的。但是，在有关学术的问题上，比如，开什么课，发展什么研究方向，什么人应该得到晋升，什么成果才算是好的成果等，还是应该由专业的教授们来评价。行政管理与学术评价的职能，应该清晰地分开。“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教授应该是大学有关研究和教学方面最重要的意见发布者。

　　杨波：对于现在高校“学而优则官”，“官大学问大，认官不认学”的风气，您怎么看？

　　葛兆光：一个学者，如果既是行政领导，又希望在学术方面有所成就，他的身份就会变得很复杂。我不反对学者做领导，但这里的“领导”，应该是指学术意义上的，就好像现在常常说的“学科带头人”，而不是成天开会、剪彩、上电视、写文件、作报告的那种官员。

　　评价学术本来只应该有一个标准，就是学术本身，现在变成了三个：一个是体制的判断，包括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载体；第二来自新闻媒体，这个人是不是常在媒体上露面，是否在公众中有较高知名度，这反过来影响到大学管理者和体制对他的印象；第三个才是学术界自己的评价，比如这个人学术基础好与坏，水准高与低，成果是否有典范意义等，现在这个评价标准已经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独立性。换句话说，过去是“学出于一”，只有一个独立的学术的判断；现在是“学出于三”，三个判断标准，必然会发生冲突，继而引起一系列问题。

　　杨波：可能正是出于媒体和体制的标准，越来越多的高校热衷于请“名教授”，而不太重视培育学术团队。您怎么看？

　　葛兆光：其实，只要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引进人才本身并没有错。关键要看这个人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发酵，起到“一加一大于一”的作用。还要看这个人才是怎么引进的。如果是由真正的学术评价机制认定的，那应该没有问题。“招来女婿气走儿子”这样的事情当然有。我想，作为学者本身，也不要太在乎。不要把领导的“看重”看得太重，做自己的事最重要。现在确实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得不到很好的条件和机会，感觉被边缘化了。但是，“愤怒出诗人，寂寞出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学者的边缘化，有时候也许反而是做学问的好机会。

　　杨波：有学者说上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风是最好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葛兆光：任何怀旧都是为了针砭时弊，那个年代的大学，留在记忆中的，是学术史上的辉煌，出了一批拥有很高声望的学术权威，包括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他们有一种纯粹的学术理念，能够认同学术自身的意义和价值。那时做学问的人数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学术始终被看作是一个理想的领域和一个崇高的事业。其次，当时市场化也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学术受外界政治干预较少，受传媒影响和诱惑也没有那么大。当然，那时候，学者还是拥有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不像现在除了学术还有那么多东西需要考虑。

　　杨波：是不是也有大学管理者的水平问题？有人说，我们现在缺乏真正的教育家。

　　葛兆光：依我看，这不单是学校和校长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大学校长，职能相对简单，不像现在的校长，什么都要管，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管了吃喝拉撒睡，还要管油盐酱醋茶。真正的大学管理者，需要管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如何招募好的教授，发展出学术特色，二是如何募集资金，让学校顺利运作。一手抓钱，一手抓人，两手都硬，古今中外都应当是这样。

　　杨波：短短20天，“张鸣事件”已经从小范围的争议演变成为“大学行政化”的社会公共话题。您怎么看？

　　葛剑雄：撇开“张鸣事件”来看大学的管理体制，的确有很多问题。比如这次研究生考试，教育部决定有几门科目要统考，很多老师不理解。连本科生都开始自主招生了，怎么研究生反而要统考？但是据有关人员说，不少学校认为，现在一些地方研究生招生标准线很低，只有统考才能保证质量。你不能说这话没道理，但确实不是普遍现象。问题在哪里呢？大学管理一刀切，用一个模式来管理，肯定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形。又如大学评估，本来是好事。但是因为行政的干预，评估与学校的等级、经费、甚至校领导的乌纱帽等紧密挂钩，结果“以评促改”变成了大规模的走过场，评下来的基本上都是“优”。这样的评估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把一个学校变成党政部门，那么大学的特点如何发挥？大学的精神如何保证？

　　杨波：在这种体制下，教授对于学校事务有多大发言权？

　　葛剑雄：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教授的意见确实不是主要的，包括学术评审、职位晋升、引进教授等，还是行政说了算。我举个例子。某大学一名教授被检举有学术剽窃行为，有关行政部门居然规定，不得登报，不许追查，担心事情闹大后会影响学校的名次、经费和名声。这种情况下，剽窃者必然是有恃无恐，学术腐败必然无法根治。再比如，毕业生留校，走政工一途最方便，因为可以边工作边拿学位。纯粹靠做学问太累，最好是官学结合，以官为主，哪怕没有任何学术经历的，最后也能评上教授、博导。除了行政干预，社会干预也在渐渐渗入高校。你看一些官员，名片上赫然印着“教授”。就算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转入仕途也应该把“教授”职务辞了才对。如果学校都以拉拢官员为荣，官员都以兼职教授为荣，这就错位了。这种情况对于那些潜心做学问的人是一种不幸。

　　杨波：可能最无奈的情形就是，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却不知道如何改变。

　　葛剑雄：有很多事，作为教授，我知道不能做；但作为所长，却不得不做。因为规则如此，你要竞争，要生存，就免不了要做一些随大流的事情。改革是个系统工程，真正解决问题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不平则鸣，或者不合作，都是一种方式，但不完全能行得通。我们一方面要表达意见，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承担自己的责任。陈丹青事件发生后，我写了篇文章，对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对陈丹青我说，进了高校你就应该明白自己的职责，作为博导，你要培养的是艺术学博士而不是画家，要求艺术学博士懂英文有什么错？学校方面当然也有问题，你既然请的是一个画家，那就给他一个画院供着他，何必要他去培养博士？

　　我反对外界把大学说得一团漆黑。事实上，大多数老师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有的埋头做学问，有的勤恳教好书，还有的在普及知识方面成绩斐然。我们承认高校体制有问题，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从一开始就将终极目标作为现实目标，要有一个过程。关键的一点，我们现在是在体制内进行改革，那么就应该在体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我相信国家也是在关注高校管理体制问题，但改革肯定有一个轻重缓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