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在武汉市少先队举行的庆“六一”特色队伍比赛开始时，军乐队指挥、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耐不住烈日的灼人，一头栽倒在地。他的晕倒除了头顶太阳的炙烤，长时间的等待领导入场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然而，令人遗憾和愤怒的是，当老师替补上场，比赛继续进行时，巨大太阳伞遮蔽下的主席台上，已有领导悄然离去。(5月28日人民网)

　　这一天是这个小男孩的“受难日”。其实，受难的何止这名晕倒的男孩，还有参加比赛所有小朋友。这天，武汉最高气温达35.3℃。他们在烈日的炙烤下，“如热锅上的蚂蚁，却不敢动弹，一个个面如潮，眉紧锁”，聆听着台上滔滔不绝的领导讲话。

　　显而易见，这一刻，欢乐并不属于孩子，属于那些在台上正襟危坐、志得意满、高谈阔论的领导。而这种“传统”我们已经延续几十年了，并没有觉得不妥。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小学时，每年都有几次这样的“受苦受难”，那时，也有晕倒的，不过，那时传媒不发达，估计也不让报。当然，孩提时代毕竟天真、单纯，受一活儿“罪”后，很快就忘得干干净净。但是，孩子的欢乐节为什么要让遭罪呢？

　　其实，有时候也不能全怪领导。定于9点开始的仪式，市里要求8点半到会场，区里要求8点到会场，学校则要求7点到校集合，就这样，一级有一级的“提前量”，孩子们遭罪就成了必然性。

　　既然是孩子们的欢乐节日，孩子们就应是主角，大人们、特别是领导大人们瞎掺乎什么？交给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自己组织，自己操办，自娱自乐多好，现在的孩子们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可在中国不行。没有领导参加，还叫会议、活动？没有领导参加，会议、活动能够上得了档次？于是，等领导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不仅开会这天等，准确地说早就等上了，得看能请得动的最高领导哪天有时间，会议、活动就定在哪天。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五四青年节”，各地纪念活动的时间相差半个月，有的在四月底就举行了，有的则到了五月中旬，估计，十有八九是在“等领导”。而领导好不容易答应来了，迟到半点二十分岂能不等？领导既然来了，岂能不讲话，岂敢限定讲话时间？

　　于是，举行会议、活动的这一天，又是组织者、操办者欢乐的一天——他们终于和想见的领导见面了，加深了印象，增进了感情。

　　可我们终究都是从孩提时代过来的，我们也等过领导，也在烈日下暴晒过，在寒风中战栗过，遭受过一个一个领导那车轱辘般一圈一圈套话的折磨，就忘了童年的“苦难”，就成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开始有理由“折磨”别人？而今天受到“折磨”的孩子，由于潜规则打下深深的烙印，长大成人当了领导后，可能又会“折磨”下一代，这种“冤冤相报”何时有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