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论文
实践美学的提出和发展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美学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从创立开始，实践美学就不断地遭到批评和诘难，实践美学的发展和完善正是在这种批评和诘难中实现的。
1956年朱光潜发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引发了一场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形成了以蔡仪为首的“客观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和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思想就是在那时开始萌芽，到80年代，他以“自然的人化”的实践观和历史“积淀”说为核心，形成了他独特的实践美学。蒋孔阳、刘纲纪和周来祥等人对实践美学思想的发扬光大，成为了实践美学的领头人，而后的张玉能、朱立元等人对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也有力地推进了实践美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实践美学是以“实践”为核心，以“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其原命题，基本要义在于“审美产生于实践”和“实践本身就具有审美意味”，在实践与实践美学的关系上，实践就是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
邓晓芒认为：“实践首先是一种客观现实的物质性活动，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康德、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但是实践又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的的物质性活动，而不是像动物或者机器那样盲目的物质活动，它把人的主观性或主体性作为自身不可缺少的环节包含在内，认为实践美学的前进之路在于深入研究实践概念的意义，并将这一意义引入对审美活动的研究之中。”实践美学正是把握了实践在审美发生学上的作用，强调了人的实践和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找到了“实践”这一联系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中介，找到了沟通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桥梁，从而解决了是客体决定主体还是主体决定客体的二元对立局面。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主客观统一论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统一成为可能。它解决了很多旧的矛盾，并为解决“美是什么”提供了新的方向，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实践美学也存在的局限性：在实践的性质上过多地强调主体的`群体特征而忽视其个性的独特价值，在实践过程中过多地强调理性的必然法则而忽视其感性的偶然作用，在实践的结果上过多地强调历史的积淀作用而忽视现实的突破意义等等。而且“自然的人化”在解释自然美时，反对把“自然人化”的过程解释为非物质性劳动实践的精神活动过程，李泽厚创立了“广义自然人化说”仅仅只是为了无限制的扩大“人力”的统治范围，它只不过是从主体感受角度对自然美的主客体契合关系的概念表述，而这一表述却缩小了“人化自然”的自然美的内涵，扩大了外延，不能真正说明自然美的自然特点所在。所以“自然的人化”对自然美的误解在于它忽视了自然美最大的特点，即：自然性。在“人化自然”面前，自然本身就存在，人化自然作为实现人对自然审美关系的关键点或者时间的中介点、转换点，并不把人化作为自然美的内容，无论文化与否，美的底蕴是始终存在的，而且，自然美本身的存在是自然性的。“自然的人化”一旦加以实践性“人化”，成为对象化产品，不是成为物质文化产品，就是成为了艺术作品。由此，自然的性质也会改变了，那自然美的内容又从何谈起呢?
后实践美学萌芽于80年代初高尔泰对积淀说的批评，初显于80年代末刘晓波对李泽厚的“突破”深化于90年代初重评积淀说和突破说的讨论，渐成声势于1994年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论文的发表。后实践美学把批评的目标对准实践美学的哲学起点即实践，以一种新的本体即生命、生存本体代替实践本体，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美学范畴，建立新的美学体系。后实践美学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包括超越美学（杨春时）、生命美学（潘知常）、存在论美学（张弘）等。
后实践美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杨春时身上。杨春时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寻找理论根据，主要谈两个问题：现代性和主体间性，他认为：在古典生存方式下，是以实体本体论为美学基础，具有“前主体性”的特点；在近代，美学处于过渡时期，强调理性和主体；而现代美学，则主要强调现代性和主体间性。他的做法是，试图从历史阶段论证“生存美学”高于实践美学，在更大范围内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基础。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了不可克服的十大缺陷：残留着理性主义的印记；具有现实化的倾向；强调实践的物质性；强调实践的社会性；未克服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在实践与关系上的决定论模式；实践与美的实体化、客观化倾向；实践范畴导致审美片面的生产性、创造性，忽视消费性、接受性；缺乏解释学基础，只有实践本体论基础；以一般性命题代替审美的特殊规定性。这些缺陷不可能在在实践的基础上客服，应当寻找美学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本体论基础，那就是社会生存。因而生存也是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确认社会存在即人的存在作为逻辑起点。为了把它的古典主义和形而下因素剔除掉，我把它改造为生存。人的社会存在即生存，万事万物都包括于生存之中，它是第一性存在，是哲学反思唯一能够肯定的东西。因而也是美学的逻辑起点。”他主张：“生存是第一性的存在，生存的本质就是超越性，审美是超越性的实现，因而审美的本质就是超越，是对生存意义的体验”。
针对杨春时上述观点，朱立元发表了《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命运》予以反驳。朱立元认为 “实践美学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实践范畴只是实践美学的哲学出发点，而非实践美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更不是‘基本范畴’了”。“总之，春时同志对实践美学的十点批评很难成立。我以为，实践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思路、理论框架、范畴推演和体系建构，至今并未过时。他们在发展实践美学的过程中借鉴、吸收了西方许多较新的观念与方法，因此并不缺乏现代性，完全可以与世界美学直接对话；这些理论体系本身也都呈现出开放性，具有进一步丰富、完善的潜力和生命力。”
潘知常提出了“生命美学”的基本观点，其核心概念是“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他认为审美活动就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审美活动的存在方式就是自由的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方式，审美活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途径，使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成为可能。潘知常还认为：“美学研究对象应该是审美活动而不是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只是审美活动的基础”。
后实践美学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于：第一，它们对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有很多误解甚至曲解；第二，它们所提出来用以取代实践范畴的生存、生命、存在等，难以取代和超越实践美学；第三，它们以生存、生命、存在作为本体论基础有倒退和还原的倾向。
面对时间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论争，“标志着中国美学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场论争的意义在于，由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存本体论，由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由世俗现代性转向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在这场论争中，一部分学者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既肯定他们各自的成就，又试图从二者的局限入手，为他们的发展寻找出路并以此推动当代美学的发展。在这场论争中都有一种片面的深刻，那就是“对着讲”，学者们都想要扩大自己的核心思想，虽然有硬性包容的倾向，但是他们也需要通过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交锋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知名度。在方法和思维模式上没有实际的突破，仍然存在着矛盾、割裂的现象，理论上探讨的较多，对现实关注的较少。但是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就是在这样的论争中发展实现的，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对话，相互促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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