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太湖东村的兴起以及村落形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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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太湖东村的兴起以及村落形态论文

　　东村北临太湖，位于洞庭西山岛的北端，其核心区域约0。5平方公里，东起金铎山，西至张家湾，南依栖贤山，北枕低矮的凤凰山和张家山，整个村落就在南北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蔓延。据传，秦末汉初“商山四皓”中的领袖庚秉晚年隐居于此，庚秉自号东园公，隐居之地被称作东园里，东村由此而得名。东村原有东园公祠，祠内门楼正面刻正书“东园公祠”，背面刻正书“商山领袖”四字，上款“乾隆丁酉秋日”（1777年），下款为“张世俊题”。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赵构南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不少移民陆续迁居西山，到了南宋宝佑二年（1254年），徐氏东园始祖万一公来到栖贤山麓的东园里，加上钱氏等其他家族也聚居于此，东村才逐渐形成一个大村屯。

明清时期太湖东村的兴起以及村落形态论文

　　一、明清时期东村的兴起

　　东村在明清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与村落的非农业性质及航运业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清时期，西山因土狭民稠，不少居民稍有积蓄就外出经商，足迹遍布江、浙、湘、鄂，与东山商人一起形成洞庭商帮，与微商齐名，并称“钻天洞庭、遍地徽商”，盛极一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也写到：“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作‘钻天洞庭’。”东村也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现象，村里流传有一句民谚“两双半草鞋”，即指村中仅有两个半农民，其余人皆经商。虽然“两个半”跟实际的数字相去甚远，但却道破其非农业村落的性质和村民的职业结构。经商得法而致富的村民不忘故土乡情，每逢村中办理修桥、铺路、筑坝等公共事业时，皆捐款资助，造福桑梓。在村中观音庵左侧暗间山墙上，嵌有一块立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题为《捐修东村田路记》的石碑，碑文记载“东园一村……北逼湖滩当翔风之口，为波浪之所。辛丑岁大水，其路狭窄不平，石动于浪而崩塌欲陷……里中谋生于乡者，钱君燮庭将自里来楚，因共商而通讯……集腋成裘，共捐钱二百七十余千。”石碑录有募捐者名单，其中有不少是诸如“永昌缎号”、“仁和衣庄”等认捐的商号（图1）。在观音庵右侧暗间山墙上，还有一道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特授苏松常太湖等处理民分府的碑刻告示，里面记载了当时村中的情况：由于男丁多去楚地经商，家中只有妇弱，其祖坟前的柏树及山中树木被盗以及官府查处之事。这些记载都从侧面印证了“两双半草鞋”的真实性。

　　从地理位置来看，村落所临之太湖浩渺无边，纳七十二岛于囊中，贯穿无锡、湖州、吴江等城市，是联系临湖城市的纽带。当时南北货物运输主要靠水上交通，虽有大运河通至杭州，但因其运务繁忙，航速受限，许多船只就从常州、宜兴、无锡取道太湖，直通苏州、湖州和吴江，故湖中不少岛屿成为来往船只驻洎之所。东村的西港是西半山的深水港，从地质条件来看，西港湖床由石板、卵石和河沙构成，使得湖浪带来的泥沙难以淤积，所以从不堵塞港湾；从气候条件来看，西山处于台风地带，每年7月下旬到10月上旬有多次台风过境，狂风巨浪夹以暴雨，成为船只航泊之大患。西港前方水域有横山、大干山和阴山等岛屿链呈环状分布，削弱和阻挡了风浪侵袭，使得港内水面相对平静。周边不少港口或因淤泥沉积或因风浪侵扰，常有碍停泊，故西港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赢得船家的青睐，相传西港有时一天的货船吞吐量即达一百余艘。为了方便接纳来往客商，东村人在张家山和凤凰山临西港一侧建有片息厅。

　　商业的兴起和水运的'繁荣共同刺激着村落经济的发展，经元、明、清几个朝代的财富积累，东村日见繁华，加上东村是一个以徐氏为主姓的村落，清嘉庆七年（1802年）曾修有《东园徐氏宗谱》6卷，徐姓居民至今仍占全村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带有部分政治色彩的归宗归谱的宗法制度和族权统治牵制着居民们，而世代居住的村落依山傍水，环境幽静，也使人产生对故里的归属感，因此商人们在很长时间都没有离开这块土地，财富自然随之聚集于此。村人经济和支配能力的提升使得雇工关系开始产生，不少外地人被雇佣进村，至今村中的尚有多口明清时开凿、多为外地人使用的义井，则映射出当时的这一情况。义井即公井，现东村尚有古井三十余口，其中义井七口，多建于明清，如学圃堂对面巷口有明成化年间（1465――1488年）的义井，梧巷也有一口明永乐元年（1403年）的义井。人口的增加、财富的聚集和物质上的供求关系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当时的街道两旁开满了酒楼、茶馆、店铺和典当行等商业和金融设施。

　　二、东村的村落形态

　　自栖贤山俯瞰东村，这个临湖村落横卧于山峦之间，依地形盘山而建。长期以来，东村人以“喝形”的方式称村落的分布呈“卧龙”形。中国古代风水术中把前后左右环抱城市村镇的山体叫砂，风水师对这些砂山的关系和形象的考察，称为察砂；护山、案山、朝山、靠山是砂山的类别，把这些砂山根据其形象、态势进行命名，如笔架、华盖、狮子、凤凰之类，就是喝形。因此从风水上来看：其南有栖贤山作靠山，北有凤凰山和张家山作案山，大、小干山、阴山、横山和韶山作朝山，金铎山和张家湾一带的山丘为其护山，而村落的位置则正是穴场所在，被砂山层层护卫，实为风水宝地。风水术在中国由来已久，古人在居住场所的选址和营造活动中，往往先由风水师勘察场地形貌，对周边的山水形势作出判断，以寻找适合居住的自然环境。从现状来看，村落的选址基本上能附会于风水术推崇的居住模式。而村民们联系山脉走向及村落的地理特征，又说整个村落环境呈河蟹状，凤凰山和张家山形如一双大螯，处于两山之间的西港则为蟹嘴，古人对此种形状有敛财之说。把东村比喻成“龙”或“河蟹”，既是对居住场所整体面貌简洁而形象的描述，也反映出居民们对地位和财富的双重渴求。

　　村里的街巷，构成了这条“卧龙”的骨骼。村落的东西向只有一条500多米长的主干道――东村大街，而众多小巷则与大街呈“十”字交错状分布。经过考察，发现在作为交通要道的主街与巷道结合处曾有许多巷门，并设有栅门，其目的不仅是服务于村落的日常生活和交通运输所需，而且，它还具有更为现实和重要的意义――抵制外患，起防御作用。

　　东村地处西山北端，濒临太湖，由于历史上湖匪猖獗，居民们的人身和财富安全受到很大威胁。民谚有云：“田中稗草拔不尽，太湖盗匪捉不尽。”可见村落防御形势的严峻性。《太湖备考》一书“湖防论说”篇记述道：“吴多山少田，半为太湖……然绝无峪垌蓊菁可以窜贼，山险不足患也。所患者惟太湖耳……贼舟凌风驾涛，齐噪竟近，难于控御。且洞庭两山，富饶之名虚播天下，贼素染指，备之不可不豫。”太湖四通八达，无险可守，这一缺陷使得匪盗之患延绵不绝。如明朝嘉靖、崇祯年间倭寇为患，倭寇抢掠之后，因惧吴县东北方的官兵阻截，常假太湖走吴江以出海；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明败将黄蜚、卞腾余部也拥山自立，时出太湖为患……针对这一情况，历代朝廷均设置了防御机构。宋朝建立托期头寨，明朝建用头巡检司，清朝康熙四年（1665年）设太湖营，以禁盗安民。当地百姓为保家自守，也不得不组织起来，抵制外患，这样，一个村落往往就形成了一个防御单元。

　　旧时的东村主街从东至西有东宁门、两道中宁门和西宁门，在巷与主街的结合处有巷门；通往西港处有龙门，通向山中的路口也设有山门。另在去往龙门和片息厅的巷口设有更楼，晚间雇人敲更，提醒居民防御湖匪流寇来袭。清康熙年间，东村设守汛，有巡兵五名，属驻扎在西山用头的浙江游击管辖。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东村依山势而建，陆上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就成为攻防的焦点，因此人们把巷门作为主要防御设施。外围道口的护门一旦关合，整个村落就完全封闭，呈防守态势；而村内步步为营的多重巷门则构成防御

　　纵深，使得盗匪即便突破一点，也难以长驱直入，人们仍然可以从容退守。

　　从留存至今的“万一公墓图及宗祠图”中反映出不少当年的信息，亦可清晰地看到村子的防御面貌：西港口岸设有营房和哨楼，港中停靠有巡逻船，守汛、山门、巷门、更楼和院墙共同构成了东村的防御体系。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匪患逐渐平息，村中许多古老的防御设施也随之消失，而曾经遍设于街巷之端的巷门，现仅存栖贤巷门和义门两座。

　　三、东村的乡土建筑和村落环境

　　栖贤巷门为明代建筑物。东村因东园公而得名，栖贤巷即传为东园公经常由此出入、上山的一条小巷，现存明代青石板路100多米，巷门就在巷道与主街的交汇处。栖贤巷门为砖木结构，面阔一间（2。24米），进深四檩（1。85米），略呈长方形。巷门坐落的地坪高出街巷0。18米，四周施青石压沿，中间小砖席纹铺地。立柱四根，直径0。3米左右，柱础为青石制。前柱高3。3米，柱身略呈梭形，柱头有复盆形卷杀，置栌斗，栌斗高0。2米，四周为海棠花瓣浮雕，施雀替，支承脊檩。柱前挑出一架，檐檩由挑头梁承托，下设两重斗棋支撑。后柱高2。38米，柱头置栌斗，承檐檩。前后柱之间以两架月梁和穿插枋相连结，月梁梁肩正中施斗拱承檩，檩上架设方椽，铺砖盖瓦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后柱旁有门臼，可装门扇（门已失）。前后柱之间高0。56米处，设坐板供人休息。巷门造型舒展美观，用料讲究，柱子、桁条均为优质楠木，故历经数百年仍得以留存。（图2）栖贤巷门是研究古村落安全防卫设施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1986年3月被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0月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东村的主街和巷道以青砖青石铺设，大多为明清遗物，保存尚完整。主街下有宽、深均有一米的沟渠，其支渠遍布沿街房宅，起排水防汛作用。村中现有二十余处明清建筑，依街巷而建，其中建于明永乐和清乾隆、嘉庆年间者居多。

　　东村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沿用南方传统的“天井院”式的形制，每间房屋用天井分隔。资力不足的人家采用“三间搭两厢”或“对合”的基本住宅形式；财力丰厚的人家则采用这两种基本形式的组合，前后组合成几个天井重院，甚至左右并列相互连通。建筑物多为硬山式，由于村落临湖风大的原因，风火墙的使用比较普遍，天井院在风火墙的强化下形如防护堡垒。风火墙的原始目的是出于传统的防火要求，但在这个常有匪害之扰、缺少长住男丁的村落，居民的家人和财富需要保护，崇墙厚壁自然给人们带来一种安全感，高大连片的天井院因此成为东村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图3）村中建筑周围多为果园，夹以池塘古木，形成了清幽宜人的环境特征。清人顾超有《东村》诗云：“昔人竟夸西蔡麓，予来独爱东村幽。梨红柰紫樱桃赤，雨后落花纷五色……桃园去俗仅一廛，孤花片水犹迷人。”表达了对村落环境的向往之情。

　　作为一个临水村落，东村有着特定的空间和地理位置，它随着洞庭商的崛起而兴盛，其村落形态因湖防形势的张弛而变化，可以说，它与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生活中的多个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东村也成为传统村落研究的重要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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