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对比的论文

时间:2021-09-09 13:20:49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对比的论文

  曹操的形象历来为人们所争议,尤其是三国文化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对于怎样在新的时期评价曹操(这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时期”一样,虽然目的、意义、实质已大为不同)应当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文无意于此重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英雄”也好,“奸雄”也好,曹操形象(此文指文学形象,含《三国志》及《三国演义》中的不同形象,有关问题下文详述)之所以进入千家万户,自有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美学价值。本文的目的亦即是想从曹操形象的美学意义方面略陈固陋。

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对比的论文

  一、《三国志》作为文学作品对曹操形象美学价值的肯定——英雄的产生

  曹操“英雄”形象的形成,在文人笔下主要是《三国志》的影响。毫无疑问,《三国志》是一部史传作品,但正如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历史小说一样,《三国志》也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性质,或者说具有小说的因素,只不过,它是在完全依赖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周亮工在评《史记》中项羽被围垓下、与虞姬唱和时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有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①”。其实,对于任何成功的史传著作均可作如是观。所谓“笔补造化”,正是指作者对历史人物言行的艺术加工。《三国志》对曹操艺术形象的塑造,立足于史实,成功地描写了曹操在动乱社会现实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聪明与才智,其宽广的政治胸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超乎世俗的治人用人韬略、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无不为后人所赞赏。

  曹操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抗争中顽强、不屈、美好的品质,换句话说,这些特点代表了人类最崇高、卓异、优秀的特征,是“美”这一深刻内涵在“人”的行为中的凝聚与扩散。人们在曹操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人性优点,这一优点,就象一轮迷离梦幻般的光环突然之间变成了屹立在自己面前的现实,给人们以无限的慰藉与力量。就这一点来说,《三国志》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使人们相信,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人们都可以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战胜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

  陈寿对曹操智慧与才能的肯定,实现了对曹操英雄形象的塑造。《三国志》中,曹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作者除了利用重大事件展示其卓越的才能外,还用相当数量的篇幅刻画其细微举动,通过曹操一句话,一件事来达到肯定、颂场的艺术效果。陈寿在为曹操作传之始即说:“太祖如此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曹操青少年时期的准确概括。尤其是“世人未之奇也”,也是未来曹操性格复杂的预兆,从侧面为下文叱咤风云、权倾朝野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接着在平定黄巾起义后,曹操任济南相,作者描写了他将原来“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的混乱局面一变而为“郡界肃然”的政绩,裴注引《魏书》亦评道:“政教大行,一郡清平。”“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另外,冀州刺史王芬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候,以告太祖,”但因“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这两年事,足以说明,世人对曹操“未之奇也”只是暂时的。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讨伐董卓时,曹操初步显示出了其果敢、骁勇的性格,面对强大的敌人,尽管各路诸侯按兵不动,曹操仍孤军奋战,以至于人马俱伤,狼狈逃去。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回到诸军阵前,仍然不却锋芒,一面责让众军,一面出谋划策,试图说服诸侯军,力杀董卓。曹操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一直贯穿于他一生当中,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才使他最终成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由“世人未之奇也”成为“世之奇人”。

  显然,曹操自身的才能、气魄、力量、精神、气质等等是形成曹操英雄形象的基本美学内涵,它们构成了曹操形象的基础,成为曹操英雄形象之所以感人的重要因素。

  二、《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背景——“奸雄”的出现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按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而乔玄之说,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三国演义》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总之,不管怎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由来已久,据史料,它也为曹操所接受,曹操听后竟“为之大悦”②、“大笑③”。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古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所谓“雄”,指英雄,其义甚易理解。而所谓“奸”,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行为及表现来理解。

  曹操听了别人称自己是“奸雄”不但不怒,反而非常高兴,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视为对自己的贬斥,相反,他把“奸”看作是计谋、智慧、权变,并决心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乱世中一显身手。其实,曹操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打败不具备这种“奸才”的刘备、孙权,也正是靠使用这种手段。如果客观、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些手段的使用,无非是“适者生存”而已,并不像后世“脸谱化”的戏曲舞台上所展示的那么阴险、毒辣、残酷、卑劣。当然,曹操所采取的手段,有时颇为残忍,但是,作为封建军阀,作为在乱世中夺取权利的领袖,有谁能避免得了这种残忍?刘备、孙权是否自始至终是以“仁义”来夺取蜀汉与东吴统治地位的?恐怕都离不开杀戮。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都属于争权夺利的军阀,其中只能是智者胜,勇者胜,得人心者胜!其实,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看,曹操都远远超过刘备、孙权。这样的曹操,我们怎能以脸谱化的“奸雄”一言以蔽之?

  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并作为“白脸奸臣”而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尽管《三国演义》及毛评之前已有不少拥刘反曹的观点,但是,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需要,关键所在也仅是应该尊谁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变。虽然反对他,仍然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或者说是历史上的“奸雄”)来看的,如典型的习凿齿的观点: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晋)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肯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晋书·习凿齿传》)

  显然,习凿齿是欲让晋承汉祧,拥刘反曹。其他如朱熹等反对曹操者,其目的也不是反对曹操本人,而是反对以魏为正统。说透了,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政治需求。但到了《三国演义》,尤其是毛宗岗的评点,情况则大不相同。

  毛宗岗在评点中,对曹操大加挞伐,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并把他与诸葛亮“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相对照,其目的显而易见。就小说美学来说,毛宗岗无论对关羽、诸葛亮,还是对曹操的评点,在人物的美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但问题在于,就曹操本人来说,他却使曹操的形象大为改观。评点中,毛宗岗不断以各种语言攻击曹操。如在小说中曹操听了刘邵的话,不怒而喜之后,毛评道:“喜得恶,喜得险,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言,便是奸雄本色。”曹操马踏麦田,割发代首,毛评道: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宗岗之语均引自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下同。)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痛哭郭嘉,认为“若奉孝(郭嘉字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毛评道: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土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罚。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

  毛宗岗的这些点评,是使曹操成为“奸雄”的重要原因,之后的戏曲舞台竞相把曹操固定为“白脸”而使之脸谱化,渐渐由正面历史人物演变为舞台反面角色,这已离开了历史真实。

  三、“英雄”与“奸雄”作为文学形象的合理性与统一性

  曹操的形象,不论作为英雄,抑或是奸雄,都符合“真实”二字,《三国志》使之成为英雄,符合历史真实,《三国演义》又使其变成奸雄,则符合艺术真实。从文学角度看,英雄与奸雄尽管有种种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形象;从文艺美学方面看,又都是美的,都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有效地体现了社会意义。

  《三国志》的作者用极其详实的历史资料,通过文学加工,塑造出了真实饱满、栩栩如生的历史英雄曹操。这种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真实的,只是在细微未节的描写当中,进行艺术创造,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历史人物使真实、更加符合历史原貌。因此,可以说。《三国志》中的英雄曹操是由历史所造就的,曹操与历史共存,犹如一朵晶莹透明的浪花,闪耀在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英雄能够适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为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国演义》(及毛评)则是在历史真实(或者说是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另立楼阁,完全是一套新的人物概念,人物形象已远远抛开了史实,形成了纯文学化的人物形象。如果说,《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历史事件的话,从作者思想来说,这些事件主要是用来为作者的思想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反映人物的历史面貌。

  《三国演义》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说它非常成功,就是因为它塑造了许多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当然也包括曹操。本来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曹操的形象已呈现出了个性特征的复杂化,但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复杂化尤其突出,作者罗贯中把《三国志》中曹操的一言一行尽可能地放大,并运用自己的观点来演绎、深化曹操。这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仅是能文能武、屡建奇功、智勇双全的英雄(这是作者依据历史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历史真实),而且也成了阴险狡诈、凶恶残忍、卑鄙无信的奸臣,这也正是毛宗岗动辄斥之为“奸雄”的真正内涵。

  作为奸雄的曹操与作为英雄的曹操同样都是成功的。《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的立体塑造,成功地展示了动乱的社会现实中曹操的典型形象。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竭尽全力,思贤若渴;为了战胜对手,他博采众议,择善而从;为了巩固实力,他积极号召发展生产,造福一方,即便是在晚年,他也仍然纵横沙场,征战不休。一生孜孜以求,斗志永不削减。我们看到的曹操是一个胸怀壮志、鞠躬尽瘁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阴森可怕、举动无常、捉摸不透、杀人如草芥的军阀。这就使其性格表现为两面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两面性,《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艺术真实性将大为减弱。因为这种性格复杂化的表现,恰好说明人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随场合、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不同变化。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前后有着许多不同,这些不同都有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基本上还是以《三国志》为依托,许多事件(尤其历史大事)都直接取材于《三国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又有统一性的一面。就曹操形象本身来说,二者也有许多一致之处。因此,曹操的形象无论“英雄”或“奸雄”,其美学价值都集中体现在曹操这个人物的自身之中,《三国志》(尤其是裴注)中“英雄”的曹操常有许多可谓“奸雄”的因素,而《三国演义》(含毛评)的“奸雄”曹操无非是作者将这些因素夸大并以此作为拥刘反曹的手段而已。

  注释:

  ①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

  ②④汤用彤《读人物志》。

  ③孙盛《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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