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的传布的论文
论文关健词：魏晋南北朝佛教志怪僧侣士人传布
论文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志怪小说创作进入高潮。佛教志怪的编撰者，主要是佛僧与信佛的士大夫。而佛教志怪的传布，亦主要有赖于僧侣与士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思想的大解放和大量佛经传人中土，佛教志怪小说的创作也进人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创作的佛教志怪小说达10多部。这些佛教志怪的编撰者，主要是佛僧和信仰佛教的士大夫;而佛教志怪的传布，亦主要有赖于僧侣与士人。
一
佛僧对于佛教志怪的内容，是非常熟悉的。那么，僧人如何将这类志怪故事传播到士大夫中间去的呢?据典籍所载，两晋南北朝，僧人与士人交游成风，这种交游，无疑为僧人们传播有关佛教教义的故事，提供有利的机会。僧人与士大夫在切磋佛教教义之时，将一些与教义有关的故事带到了士人中间。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和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证实了这一点。据张书所载，向张演提供这类应验故事的，主要有惠严法师等;据陆书所载，向陆果提供应验故事的僧人主要有释慧期、道聪、僧显等。僧侣们将这些流传各地的、内容包括各阶层的应验故事带进士人的官府或家庭，从而促进了佛教教义，也促进了佛教志怪在士人中间传播。
僧人们又是如何将这类佛教故事传播到下层民众中去的呢?对于大多数文化程度极低，或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下层民众而言，玄奥的佛教教义是毫无意义的，这些高深的义理只有化作粗浅的道德说教，才能进人民众的生活之中。据蒋述卓先生《中古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一文，早期佛教僧人的传经并无原本所依，全靠背诵，许多经是在宣讲时才由中国僧人或居士记载下来的。僧人的传经自然也包括讲述故事，借故事的生动形象，以打动听众。据慧皎《高僧传·唱导》载:“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疾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而“杂序因缘”、“傍引譬喻”则不能不关涉具有生动情节的故事。唱导所贵有四，即“声辩才博”，而所谓“博”，便要求“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因而对于典籍的谙熟是十分必要的。从上文所引《高僧传序》已看出，僧人们对于志怪小说是了如指掌的，这也是他们“博”的表现，而“博”自然是为宣传佛教服务的。据慧皎云，宣传佛教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因人而异:“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这种根据不同接受对象而设教的办法，是有意味的，也反映出宣教者的良苦用心。僧人对于“凡庶”和“山民野处”者的设教，推究进来，所谓“指事造形，直谈闻见”和“近局言辞，陈斥罪目”云云，正该包含着关于报应、轮回以及应验之类的故事，而这些内容正是志怪小说的主体。为了加强宣传佛教的效果，自然要求此类故事的情节生动细致而可靠。
二
从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所保存的资料看，佛教志怪在士人中间的.传播，是与这些信仰相同的士人相互间的切磋佛教教义密切相关的。东晋谢敷编撰了一卷《光世音应验记》，送给了同样信佛的傅缓一本。这其中的应验故事，有的是谢敷从僧人那里听到的，有的则是从具有同样信仰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如“徐荣”条，“荣后为会稽府都护，谢庆绪闻其自说如此”。而且，有些故事是谢敷、傅缓等一起听到的。因而，谢敷编集《光世音应验记》以赠傅缓，有互相勉励之意。而后来傅亮将这些故事追记到自己编撰的《光世音应验记》中，也是要“以悦同信之士”。张演编撰《续光世音应验记》的目的，也是要“传诸同好”。而陆呆编撰《系观世音应验记》也出于同样目的，他在此书序文中日:“神奇世传，庶广飨信。……如其究定，请俊飨识。”因而，这些志怪故事集在信佛的士人间传抄，是可以推想的。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第63条“彭城抠”故事，有陆呆的补语:“果抄《宣验记》得此事，以示南颊州别驾何意”。清晰地交待了陆果抄录刘义庆《宣验记》之事。而类似的抄录行为也在其他信佛的士人中发生，如王淡的《冥祥记》，抄录傅亮《光世音应验记》五条和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一条，陆果抄王淡《冥祥记》或王淡抄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十七条，即是明证。
不仅具有同样信仰的士大夫间相互抄录志怪之书，而且士人们之间也相互传讲此类故事。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第16条“杜贺救妇”条后云:“果以齐永明十年作临汝公辅国功曹，尔时在姑熟识游，问其何起事佛见?答:‘少作将，本无信情，泰始初为黄县，随诸明兵攻沈，在其军中。亲睹司马氏事，乃知圣神去人，极自不远，迁妇送心，明见感激。从是不敢为罪，实由此始’，说此语时，尚追磋叹，不能已已。”这大约是发生在陆果任功曹的官府里的事。类似的传讲在《系观世音应验记》里还有，第40条“彭子乔”最后言:“义安太守太原王淡，果有旧，作《冥祥记》，道其族兄琏识子乔及道荣，闻二人说，皆同如此。”这就是说，陆果和王淡是有密切往来的，这也就是陆、王书中有如此多重复故事的原因。看来，陆、王之间既有教义的切磋，亦有故事的传讲，而陆书的这则故事，正来自王瑛。可以推想，此类的传讲行为在信佛的士人中间并不罕见。
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第34条“张会稽使君”云:“张会稽使君讳畅，字景微，吴人也。知名天下，为当时民望，家奉佛法，本自精进。宗元嘉末，为荆州长史。孝建初，征还作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于是憔王承相在荆州，自启解南蛮府，留使君为持节校尉，领已长史带南郡如故。寻荆州作逆，使君格言谏之。垂相则欲见害，有求得免。垂相性疑，左右是用，虽以谏见全，而随众口，每有恶意。即梦见观世音，辄语:‘汝不可杀张长史’。由此不敢害。乃至垂相伏诛，使君亦系在廷尉。诵《观世音经》，得千遍，钳锁遂寸寸自断。于是唤狱司更易之，咸惊叹以为异。少日便事散。此果家中事也。”据《南史》卷四八、《梁书》卷二六载，张畅乃是陆果外祖。陆果云“此呆家中事”，看来，在张氏家族和陆氏家族中，传承着此类的应验故事，自然是世家大族信仰的缘故。这种由于共同的信仰，而在贵族家庭内部传承的故事，反映了佛教志怪传布中重要的一个侧面。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谆谆告诫其子孙“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并以许多“可信”的应验故事，诲喻后辈。而在北魏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中，亦充斥着不少报应、灵验故事。这些故事，今天看来，无疑都是志怪小说之属。从此一角，我们又可洞见志怪故事在当时家庭与市井传布的另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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