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奎格利的文明史观分析论文
卡罗尔·奎格利 系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有《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 以及《悲剧和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史》 。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奎格利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1941 年后转任于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直至1976 年。他在乔治敦大学所开设的文明史课程在大学生中极具影响力，并连续四度荣获该校的杰出教学奖;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受教于他，并在两个学期的课程中都得到最高的乙级学分。1992 年，克林顿在接受提名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这样盛赞他的政治启蒙者:
作为一名年青少年，我曾聆听约翰·肯尼迪对公民身份的召唤。然后作为乔治敦的一名学生，我曾聆听卡罗尔·奎格利教授所澄清的这个呼召; 他对我们说，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民总是相信两件事情: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而我们每个人都对此肩负个人的道德责任。
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奎格利也有提及。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文明史观论者，国内学界鲜有论及。本文仅就其文明史观框架及其对西方文明演变的论述予以简要的勾勒和评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在奎格利看来，社会科学一般来说总是关注人的集团而非单个的人。就历史研究所关注的人类聚合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 其一是群体，“一个群体的基本特点是其成员能说出谁在里面、谁不在里面”。其二是社会，“一个社会具有一种文化，因其是一个统一体，而作为一个统一体是因其成员之间具有比与局外人更多的关系” ; 而社会可细分为以渔猎为主的“寄生性社会”以及基于游牧或农业的“生产性社会”。其三是历史研究的重心、即作为人类聚合体最高形式的文明，“文明是一个具有扩张工具的生产性社会”。
那么，什么是扩张工具? 奎格利认为，这意味着藉此组织的社会能提供三种东西: 一是能出现做事方式的创新; 二是产品的非平均分配能导致剩余财富的积累; 三是所积累剩余财富能用于做事方式的创新激励。奎格利说: “这三者相加，就是我们所说的扩张工具”。
奎格利认为，任何文明都必须提供这种包括方式创新、剩余积累和投资支持在内的机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将提供这种创新激励，例如很多原始部落不能进入文明阶段的原因就在这里，但公元前2700 年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1200 年以前的中华文明以及大部分时间的西方文明却具有这种活力机制。其次，剩余积累是文明的基本要素，所以扩张工具从狭义而言“应称为剩余创造工具”。但这种积累不一定像后期西方文明那样通过经济组织来实现，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以及古典文明中分别是通过苏美尔教士的特权、国家所控制的税收和供金以及古典奴隶制来完成的。第三，一旦其中的任何一环发生问题，文明扩张的速度就会明显下降，但“通常中断的是第三个环节，即在剩余对新式做事方式的支持方面”。
奎格利认为，任何组织的发展都具有开始时作为一种工具、却以演化为一种机制而告终的倾向; 组织中的既得利益者逐渐偏离最初的宏观目标，而将剩余积累工具转化为满足自我利益的工具，因而“所有的社会工具倾向于变成机制”。一旦某个文明将其扩张工具予以机制化，失去变革动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不满于扩张衰减前景的大众之间就会出现矛盾，“文明的紧张”时代随之而来; 换言之，大众已经有了扩张预期，社会机制已经适应了扩张; 如果扩张减速，文明就会面临两种对立力量趋势的挤压，从而发生危机。这时会出现三种反应，即改革、规避或反动: 改革是重新安排扩张组织使之成为工具、而不再是机制; 规避是发现新的扩张工具、特别是新的剩余积累工具; 反动是既得利益集团成功阻止改革或规避。如果这时不能通过改革或规避的方式找到出路，文明的衰退就会演变为长期性的痼疾。因此，文明的挑战在于应对扩张工具机制化之后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在奎格利看来，扩张工具的机制化也
是我们理解文明兴衰的关键: “我们所描述的这个过程———即一种扩张工具的机制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明的兴衰。通过仔细地检视这个过程，可将任何文明史划分为连续性的阶段。” 文明的历程据此可分为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普遍帝国、衰败和入侵等七个阶段。
第一，混合阶段。奎格利认为，任何社会或文明都发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混合;但在为数众多的文化混合当中，只有那些在混合区域———一般在旧文明的边缘性地理区域———产生一种新文化后的样本才值得讨论。当这个社会以一种扩张工具组织起来之后，它就进入了一个新文明的第一阶段。
第二，孕育阶段。随着创新的出现，剩余开始积累，而积累的财富被用于推广创新; 扩张工具的应用导致了间歇性的文明扩张。这就是文明的孕育阶段。
第三，扩张阶段。该阶段以产品增长、人口增长、地理扩张和知识增长的出现为标志。四种扩张形式之间互相提供刺激性动力，带来科技进步和政治变迁，并使文明分化出中心和边缘地区。
第四，冲突阶段。当扩张工具开始机制化，文明的中心区域开始出现停滞和程式化，但因地区性规避的结果，边缘地区仍在扩张。当扩张工具在整个文明区域都开始机制化时，就进入了冲突阶段; 其显性指标是扩张趋势减弱、阶级矛盾增长、帝国战争加剧和非理性增长。如果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阶级压迫工具、帝国战争工具或非理性工具并将其机制化，文明能够将其扩张机制改造为扩张工具的前景就变得微乎其微。
第五，普遍帝国阶段。作为冲突阶段帝国战争的结果，文明中的政治单位数量不断减少，最终只剩下一个完胜者，从而进入了文明的所谓“黄金时代”。正如中心地区在第三阶段率先进入第四阶段一样，在普遍帝国阶段它比边缘地区更早地被文明中的某个政治单位所征服，而次中心地区则往往被更边缘的地区所征服。在诸如埃及、克里特或俄罗斯等特殊文明中，文明区域在早期阶段即为一个政治单位所占据，但在扩张速度衰减、阶级冲突增长、创新活动减弱和非理性增长等方面仍可发现阶段变化的证据。
第六，衰败阶段。黄金时代的和平荣景只是表象。因既得利益集团热衷于非生产性支出，实际上缺乏真正的经济扩张，帝国在过度成熟之后很快转向衰败。奎格利说: “衰败阶段是一个经济严重萧条、生活水准下降、各种利益集团内斗不断以及文盲率增长的时代。”
第七，入侵阶段。当其因不愿保卫自身、从而不能保卫自身之时，衰败的文明就为“野蛮的入侵者”打开方便之门。通常来说，这些作为“局外人”的入侵者属于一种更年轻、更强大的文明;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混合，其结局是旧文明被摧毁殆尽。
奎格利认为，由于人类具有自由意志，文明阶段的演进并非总是符合线性规律。一般来说，当文化混合引出文明的第一阶段时，扩张工具的存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第二、三、四阶段的产生。但如果在第四阶段已经机制化的扩张工具得到改造或规避，扩张将重新进行，文明将再次回到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因而是最复杂、最有趣、也最具决定性的文明阶段，特别是在该阶段早期，危机与希望俱在。尽管历史表明，文明在达到第四阶段后无一不转向第五阶段; 但从理论上来说，文明中的竞争实体之间可陷入没有赢家的消耗战争，从而在没有实现普遍帝国的情况下直接转入第六阶段。同样，文明也可能长期停顿在第六阶段，而迟迟不肯走向灭亡; 由于海洋和沙漠的保护，埃及文明的衰败阶段持续了一千多年之久。
奎格利认为，文明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终极性的考虑因素。一般来说，除非在早期或晚期，文明不会陷于来自外部的危险之中。但在第六阶段，任何外来社会都会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冲突来自另外一个文明时，胜利倾向于处于第三阶段的文明，“但除非弱势文明处于第六阶段，谁都不至于走向毁灭”。例如，711 ～ 814 年间处于第二阶段的西方文明能应付处于第三阶段的伊斯兰文明; 三百年后，处于第三阶段的西方文明以十字军东侵的方式回敬了处于第四阶段的伊斯兰文明，但也无力摧毁之。但到了1850 ～1920 年间，处于第三阶段末期的西方文明再次与处于第六阶段的伊斯兰文明相冲突，结果以其普遍帝国———奥斯曼土耳其———的毁灭而告终。
二
奎格利主要列举了16 个文明: 从新石器园艺文化中产生了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地文明和华夏文明; 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产生克里特文明、赫梯文明和迦南文明; 从克里特文明产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产生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印地文明产生印度文明; 华夏文明则产生了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 此外重要的还有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最富有活力的无疑是西方文明，其力量摧枯拉朽，所及之处几百个非西方社会、乃至五、六个非西方文明都灰飞烟灭。其力量源泉主要在于它的发展并非是一个依次演进的简单弧线，而是构成了三次相继性的扩张系列; 它在每次扩张阶段后都进入了危机阶段，但每次都得到规避或改革，然后重新进入第三阶段。
西方文明同样开始于一个文化混合阶段 。这种混合肇始于300 ～700 年间因野蛮人入侵所导致的古典文明灭亡。在野蛮人部落、罗马世界、萨拉逊人世界以及犹太人世界之间的相互碰撞中诞生了一种新社会。其中，古典文化的影响主要在于法律、政府、哲学和科学; 闪米特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宗教和道德; 野蛮人的影响主要涉及社会关系和科技; 撒拉逊人的影响在于其古典文化的中介作用及其他偶然性事物。
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 。在700 ～ 970 年间，这个新社会因资本积累和投资方式的变革而演变为一种新文明。这些变革主要包括: 防御方面从步兵向骑兵的转变、能源使用方面从人力向畜力的转变、农业技术方面从地中海式地犁和两田轮作制向日耳曼式8 牛联犁和三田轮作制的转变、政治统治方面从集权式国家向以私权为中心的分权式封建网络结构的转变。在这种新体系中，得到装备和战斗训练的少数男性从劳作的大众那里获得收入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均衡的政治权力分配。只要交通不便和政治混乱延续，孕育阶段将持续下去，因为剩余财富无法得到积累并被引入扩张渠道。
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扩张 。10 世纪末期，这种局面得到改观，970 ～1270 年间因而出现了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扩张。扩张工具即是那种农民大众支持骑士和教士的封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剩余财富的积累刺激了对长距离奢侈品的需求。12 世纪，商业的复兴导致一个脱离于农业领域、居住在城镇而不是庄园的新阶层产生，布鲁日、威尼斯和纽伦堡等地重商云集，商业、中产阶级和城市生活的出现标志着西方文明的一次社会革命。基督教世界的扩张在马可·波罗时代达到顶峰。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冲突 : 到阿奎那去世的1274 年，“封建组织、特别是封建领主已经机制化为一个没有多少功能的过时结构，并且强烈抵制进一步的变革、捍卫自己的社会地位”。
13 世纪时自足性庄园经济开始向以商业交换、分工和城镇为重心的新经济转变，社会关系呈现一种以金钱衡量一切的倾向。因骑士制度演化为皇室或公爵领地的雇佣兵制度，封建贵族的权力开始受到来自皇室官员、宗教领导人和富有资产者的挑战。因不会书写和计算，收入下降的贵族只好充当雇佣兵以寻求出路，这种需求构成了13 世纪末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在14 世纪，商业活动和手工生产因行会和市政的管制而机制化了，而城镇进入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主要目的、以“供应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市政重商主义”阶段，即第一次机制化了的资本主义体系。劳工短缺、贵金属减少和黑死病等因素加剧了问题，阶级抗争和非理性异端盛行，“关于14 世纪和15 世纪初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历史记录相当丰富”。
西方文明的第二次扩张 。作为对封建组织完全规避的结果，从1440 年起基于另一种扩张工具的新生活开始呈现，“我们称这种新的扩张工具为商业资本主义，它既是对封建主义的规避，也可被看成是对中世纪商业组织的改革。” 与早期扩张的封建根源不同，这次扩张需求来自日益壮大的君主和王子，其性质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对于资本主义，我们指的是‘一种以追逐建构在价格结构内的利润为动机的经济体系’。” 因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加迪斯、安特卫普和伦敦等城市崛起。文明的中心位于北意大利、法兰西和低地国家、西德意志以及英格兰。美洲金银的涌入所导致的价格革命摧毁了依赖固定收入的旧贵族，资产阶级崛起。这次包括生产扩大、人口增长、对外殖民和科学革命在内的扩张阶段持续到17 世纪末，大体对应于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文明的第二次冲突 。当商业资本主义这个扩张工具再度机制化时，西方文明再次进入了冲突阶段。与以市政管制为重点的市政重商主义不同，国家重商主义以18 世纪的君主干预为特色，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商业集团在流通领域的利益，并以“大宗产品政策”为施政重点，重要的例子有英国的航海条例和法国的科尔培主义。奎格利指出，将生产、流通和消费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作为政策主导，都是经济体系已经“机制化的一个明确指标”。1650 ～ 1750 年间人口增长放缓，物价跌落，阶级冲突加剧，启蒙运动前一度出现了非理性混乱; 从1667 年开始的路易十四战争是这阶段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奏，而建立一个普遍帝国的拿破仑战争则体现了本次冲突的高潮，直到1815 年才趋于缓和。
西方文明的第三次扩张 。本次扩张包括1730 年开始的农业革命、1770 年开始的工业革命、1850 年开始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1900 年开始的垄断资本主义，期间还穿插着1750 年开始的交通革命和1780 年开始的人口革命。扩张动力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其来源在于对旧有机制的规避，特别是有限责任和控股公司取代了早期的业主所有制或合伙制，“这种变化导致1850 年左右开始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但它随着1931 年9 月左右国际金本位制的瓦解而暴毙。” 在这个阶段，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大规模征兵制取代了雇佣军，在此基础上的西方扩张在19 世纪达到全盛，分别体现在殖民、生产、民主和科学等方面的巨大进展。西方文明的第三次冲突 。1890 年左右西方文明已开始出现第三次冲突的迹象，主要工业国家都发生了扩张收缩。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所带来的扩张还没有实现，而金融资本主义的机制化已经带来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 由于垄断资本主义以保护生产者的利益为导向，这种保护行为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同样扭曲了整个经济体系。工商界以卡特尔或商会的联合应对缩小的市场，而农业与劳工寻求共同行动以提价或分割利益，结果是阶级冲突日益扩大，暴力倾向加剧。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于布尔战争和美西战争，而非理性主义潮流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里达到巅峰; 武器的精密化和指挥系统的一体化使权力向寡头集中，民族国家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集团。
三
乔治敦大学外交史教授朱尔斯·戴维德斯称赞奎格利“是一位有力的、生动的演讲者，能够将理智的活力与广泛的知识相结合，并对历史研究的分析方法给予重要的强调。”奎格利本人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基于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意味着收集证据、提出假设以及检验假设; 虽然在次序上证据位列在前，但没有初步性的假设，将难以确定哪些证据切题，而即使是最终性的假设，也应该看成是尝试性的，因为科学不会宣称已经找到终极真理。因此，那些声称历史研究不需要分析工具的人无疑是“天真的”，而《文明的演变》一书旨在验证这种分析工具，“与其说它是一本历史书，不如说是一种有助于历史理解的、确定分析工具的尝试。”
为了确定某种独特的历史分析工具，奎格利设想了一个包含人、文化、环境三要素互动的、宏大的理论框架。他认为人受文化影响，环境影响人和文化，而文化必须融入环境; 换言之，人处于中心，文化处于中间，环境处于外围。由于人的需求可分为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和理智的层次，文化也相应地分成这六个层面。因此，奎格利认为文明“生存于三维空间、四维时间以及五维抽象之中”。对于环境即空间的重要性，奎格利以中心与边缘的对比来说明区域发展不同步的原因，而他对西方文明的摇篮即北纬20 度到东经80 度之间所谓“西北扇形区”的分析也予人以深刻印象。对于四维时间的重要性，奎格利以扩张工具的生成、机制化和再生过程来解释文明阶段的脉动性和波浪性。对于所谓的“五维抽象”，奎格利关注六个文化层面的交互影响，认为每个层面之间在形态学上的紧张降至最低是最理想的情况; 但某个层面的落后所构成的“文化差距”将对文明发展施加阻力，“例如，政治水平在形态学上跟不上，在经济或军事层面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某种数值的生产或保护”。
但置于这种历史分析工具核心的仍然是奎格利所说的“四维时间”方面所涉及的扩张工具。奎格利认为扩张工具决定了文明的产生、兴盛和衰亡; 因应需求的存在而产生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工具”，但工具倾向于成为满足自我目的的“机制”，机制化又导致社会冲突、经济停滞和意志消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扩张工具学说强调剩余积累对文明孕育和扩张的重要性，这种分析工具与重视资本积累的唯物史观貌似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实则有别。这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从出发点方面来说，唯物史观的资本积累理论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而扩张工具学说则是为了阐释文明兴衰的根本性动力; 从适用范围来看，唯物史观的资本积累理论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领域的一般规律，而扩张工具学说则不一定局限于经济领域，也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例如西方文明最初的剩余积累发生在军事领域，当时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奎格利在《文明的演变》中所提出的理论颇具启发性，但所涉及的线索繁多，令人目不暇接、乃至眼花缭乱; 在扩张工具动力作用的基础上，奎格利竭力向人们展示一种包含权力、 财富以及观念三维度在内的文明内在关系图景，但读者的思路很容易在这个层次复杂、时段也前后“波动”的理论迷宫中走失。他以自己独特的文明史观来阐释现代西方文明演变的鸿篇巨制———《悲剧与希望》———已经比较实证，但仍以分析内容为主，而其长达1348 页的篇幅也相当考验读者的耐心。
在这两本书中，奎格利都流露出自己对西方文明所抱有的优越感; 例如他曾说:“西方文明并没有从危机时代滑向普遍帝国时代，而是得以改造自身，并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这在西方文明中发生不止一次，而是几次。正是这种改造或多次重组的能力使得西方文明在20 世纪初成为主导性因素”。尽管1934 年之后西方文明进入了“多元性经济”阶段，但他并非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完全自信;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民主所造成的侵蚀、精英组织“圆桌集团”秘密操纵英美政治议程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证据确凿———都使他忧心忡忡。在1900 ～ 1945 年间的第三次冲突之后，西方文明是否能发扬其优秀传统 ，避免滑向普遍帝国的泥潭，从而再度焕发青春，奎格利对此没有任何把握。当历史的镜头转向今天，冷战结束后延续20 年之久的单边帝国时代已走上末路，这是否意味着普遍帝国的最后盛宴，斯人今若在，当有何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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