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卫所与州县关系探研论文
明代“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都司、卫、所与布政使司、府、州、县构成了帝国疆域的两大系统。当存在与利益有关，又需要共同参与的事务时，相关的卫所、州县常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卫所月粮即是这样的事务。月粮是明代卫所军士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制度在洪武年间已基本确立。明代卫所有屯田，虽然明太祖曾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但完全依靠屯田养兵并不现实，万历时两广总督殷正茂曾指出，广东卫所的屯田自明初以来，就远不能满足军士的需求。正如明人陆容所言，“什伍之兵，官军之费用，修固城隍、缮完兵器之财，皆自府州县而出，岂可判而为二哉!”卫所与州县围绕月粮的来源、管理、发放等存在许多互动关系。
明中期以后，各地卫所普遍报告月粮短缺，不仅对军士的生活产生了直接的损害，还造成了卫所与州县的冲突，并延伸到更广的层面，编制庞大、人数众多，月粮多源自州县供应的卫所更是如此。因此，以晚明卫所月粮为线索展开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卫所军士的生活状况，还可以观察晚明卫所与州县的关系。本文拟以泗州卫月粮为线索，以地方志为主要材料，对泗州卫与泗州的关系进行考察。文章所讨论的泗州卫设立于洪武十三年(1380 年)，直隶于中军都督府，与南直隶泗州同治一城。泗州卫规模庞大，旗军原额17791，接近普通卫所的3倍，月粮需求量也较普通卫所更多，需要泗州等州县供应，并因此与泗州有频繁的互动关系。
一、月粮的供给与短缺
明初卫所月粮供给的执行状况较好，缺粮的情况相对较少，但明中期以后，各地卫所普遍存在月粮消减、拖欠的情况。嘉靖以后，月粮短缺尤为严重，“天下各卫所军士之月粮久缺”，编制庞大，需要月粮较多的泗州卫也不例外。
泗州卫的月粮有运军、操军、门军、局军、捕军、厂军等种类，数额各有不同，遇闰年皆增加一月支给。根据方志记载统计，嘉靖年间泗州卫额定月粮约为 61596.68石，由卫所屯田与附近的泗州、盱眙县、天长县、五河县和虹县5个州县共同提供。其中卫所屯田仅占月粮总数的40%有余，超过半数的月粮需要州县供给，其中由泗州提供者达到总数的30%以上。
泗州不仅是泗州卫月粮主要的提供者，还是月粮的管理者。明初，月粮由卫所自行建仓管理发放。由于自行管理出现了诸多问题，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对卫所仓库的管理权进行了改革，内地卫所仓库多交由附近州县管理，泗州卫即在当年废弃卫仓，改由泗州广济仓储存、发放月粮。约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因广济仓被洪水淹没，难以复建，月粮又改在预备仓储存、发放瑏灛崳仍归泗州管理、发放月粮。
泗州卫月粮改由泗州管理之初，正值“仁宣盛世”，月粮不仅能按时按量发放，甚至有因米麦储存较多，主动增加月粮的情况。但明中期以后，泗州卫月粮开始短缺，弘治十六年(1503年)廵抚凤阳都御史张缙奏:“凤阳、泗州等府卫，军民缺食，仓廪空虚。”此后月粮短缺越发严重，嘉靖时泗州知州承认由于月粮供给不及时，泗州卫官军常有“待哺之苦”。许多军士“终年应役，而止仰藉升斗，鲁所得之几何，而犹然不沾实惠。”
不仅军士贫困，武官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嘉靖年间，在洪水冲毁卫署后，泗州卫武官按旧例应捐俸重建，但泗州无钱，以至长期借用民房作为卫署，直到有富户被谪发泗州，才借其财力重建卫署。由于泗州卫“官吏孤贫”，泗州需专门向泗州卫提供一笔经费，用以补助卫所官员的生计。
针对月粮短缺的状况，朝廷要求泗州补齐差额，按时、足额发放月粮，泗州卫武官也常索取粮饷，但泗州困于财力窘迫，始终无力支付。泗州完全没有因为缺发月粮而财政宽裕，反而因供应月粮“库无余财，仓无余粟”，加之时而因卫所承担漕运等任务而支出额外粮饷，泗州官员“欲补东挪西借以应，不可得矣。”因此，月粮的缺乏未能解决，出现了月粮久缺的状况。
有明一代，月粮的供应标准并未有太大变化，宣德、正统间泗州卫旗军众多，月粮供应充足，而到了嘉靖、万历年间，在籍旗军大为减少，却月粮久缺、军民皆苦。这种不合逻辑的情况在当时就已引起了关注，曾任泗州知州的袁淮、曾惟诚等人在他们编纂的方志中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月粮久缺的原因
泗州卫月粮久缺，负有供给、管理、发放等职责的泗州政府自然难逃其咎。但在嘉靖、万历年间曾任泗州知州的袁淮、王升、曾惟诚等人看来，造成“月粮久缺”的原因并不在泗州，直接原因则是收入不足。泗州卫月粮由包括泗州、泗州卫在内的六个州县、卫所供应，其中以泗州卫屯田籽粒占比最大，为40.85%，但泗州卫军士长期拖欠屯田籽粒，卫所催督亦不积极，造成屯田籽粒上缴严重不足，曾惟诚认为此是造成收入不足的最主要原因。州县的供给也存在严重的拖欠问题，特别是五河、虹县两县距离相对较远，日常与泗州卫少有往来，因此上缴粮银最不积极，常不足额定的十分之一，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虹县已累积拖欠折银5000余两，五河亦拖欠1700两，其他各县也各有拖欠。
不仅收入不足，支出中也存在舞弊。伴随着卫所旗军的大量逃绝，领取月粮的人数本应当有显著下降，月粮支出也应随之降低。嘉靖年间，泗州卫在册旗军人数较明初已减少三分之二，万历时更下降到4641人。但现实情况却是在册旗军不断减少，领取月粮之人却“济济然，称繁盛”。泗州卫月粮的支取人数与在册旗军数量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任由卫所盈缩的。
收入的减少与支出的虚高，是造成泗州卫月粮久缺的最直接原因，也是泗州知州袁淮、曾惟诚的主要观点。但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除这些人为因素外，泗州的自然环境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泗州位于黄淮海平原南部，治所泗州城傍淮河而建。黄淮海平原是我国旱涝灾害最频繁的一个地区，且灾情常常很严重。加之黄河夺淮，明清时期江淮地区大范围的水灾和局部性水灾非常多，明代江淮地区较大的水灾又多集中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泗州受害尤其严重，明清两代泗州城曾多次被洪水淹没，并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彻底沉入今洪泽湖下。除了水灾，明代泗州也常有旱灾、蝗灾发生，且嘉靖以后尤其频繁。据万历《帝乡纪略》中的赈济和灾患统计，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22—1598年)间，泗州共发生水、旱、蝗等灾害72次，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各不相同，几乎每年都有灾患发生，但以万历年间的频率最高，平均达到1.19次。灾害的种类又以水旱灾占多数，水灾次数多达46次。泗州水灾不仅数量多，破坏力也大，嘉靖以后，淮水多次破城而入，泗州受灾严重，城内大部分建筑因洪水屡遭损毁，存储、发放月粮的广济仓甚至“尽没于水”。
泗州有祖陵，是明王朝的“根本”所在，朝廷曾多次投入人力、物力，试图保护祖陵，但均未有成效，以至“水纵陵寝，鱼鳖泗城”。为了抵御水患、保护土地，万历间泗州发起了浩大的“垫城”运动，但人力所能加高的土地面积极为有限，大量土地仍被水淹没瑏灛專农田损失尤其严重，“州土膏腴，全在湖田，而今已沦没于水矣”，加之旱灾、蝗灾，泗州“未有历数年而晏然无患者”。频繁且严重的自然灾害严重打击了泗州的农业经济，直接威胁了百姓的生存，农民的收入常“不足糊口”，知州曾惟诚亦感慨:“泗城水患近二十年，而及其穷也”。
马俊亚将泗州地区视为“被牺牲的局部”的典型代表，认为明清泗州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除自然因素外，也是朝廷从整体利益出发，人为形成的结果。泗州官员虽未曾言明，但以泗州疲敝的民生、水旱频发的生态环境，其所承担的'月粮极可能难以足额供应。更重要的是，承担月粮供给的泗州卫、泗州、五河、盱眙、虹县等州县都处于同一地域环境中，普遍存在灾害频发、农业受损的情况。受制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些州县赋税常有不足，其中本该供应泗州卫月粮的部分也随之减少，加之屯政败坏等人为因素，泗州卫月粮久缺在所难免。
三、月粮久缺的影响与旧有平衡的打破
客观而言，卫所月粮朝廷有要求，州县有责任，军民各有负担。但在晚明，这种各司其职、井然有序的制度设想被打破，泗州卫不仅月粮久缺，与州县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明初，月粮供应状态良好，泗州卫与泗州之间少见月粮引发的冲突。明中期以后，冲突因月粮短缺而产生，并在晚明伴随着严重的缺粮而激化。军士领取月粮时的态度极为蛮横，“批领一入其手，则坐索取盈，少不当人意，而怨怒随之矣。”卫所军士更是威胁州官、强索月粮，甚至以失误京操、坑陷漕运相威胁，州官备受其苦，知州甚至哀叹:“泗州官员何罪而遭受此苦?”
泗州卫还利用机会巧骗月粮，如嘉靖年间因有倭警，朝廷曾减少泗州卫漕运军数量，改在本地操练。本地操练的月粮较之漕运要少，而泗州卫并没有将这一情况通报泗州，试图蒙混过关，仍按运军粮数额支取，事情败露后，引发州官的极大不满。
由于外县的供应不能及时、足额解送，而军士又索要紧迫，朝廷要求由泗州先行垫付，卫所有急用开支也常向泗州借取。若是外县解送及时，卫所按时归还尚且好办，“而苦于外县之不解，或还而不速”，泗州饱受其苦。特别是卫所欲求无度，肆意借支且不归还，州官极为不满，愤怒地指责泗州卫“岂视本州为该卫之外库耶?”
泗州不仅要养军，更有爱民的责任，本应是“民农军屯，各有输积，官有俸，军有粮，彼此相安”，但晚明“纪纲渐弛，流弊日滋”，改变了原本彼此相安的状态。一方面泗州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卫所动辄告加，欲求无度，民因军而疲，以至泗州人抱怨“今卫军动辄告改，如取诸寄，当道何不一节制而徒轻信以重民累耶?”
泗州与泗州卫的职能分工也发生了变化。明初设立卫所的最重要职能在于军事，但晚明泗州卫“行伍空虚，武事日弗兢”，即便是治安巡警的工作，也不能有效履行，全部推诿于泗州，军事防御也转由泗州组织的乡兵、民壮承担。百姓供养卫所，却不得其用，出现了“古代以兵卫民而养于民，今以民养兵而复卫兵”的局面。
州卫关系正常情况下，州县供应卫所月粮，卫所为州县提供安全保证。但晚明泗州不仅要供应月粮，且还要弥补泗州卫的职能缺失，增加了负担。州县的负担终究是由百姓所承担的，军、民间的不和谐因素也随之产生。
在基层社会，民户与军户各有所属，各有赋役。民户由州县管理，承担赋税徭役;军户归卫所管理，承担各项任务，二者本应相安无事，但“卫所之屯营，多与各州县之民田犬牙相入”军民杂居，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明初规定，军民间的冲突需卫所官与州县官共同审理，以保障军、民利益。弘治元年(1488年)又进一步明确了州县具有参与会审的地位，若卫所抗拒州县的司法行动，案件可以被申诉至巡抚等处，以上级文官对卫所加以约束。就制度而言，明代对军、民冲突有着明确的规定，卫所、州县各自保障军、民利益，维持双方势力的平衡，但晚明泗州卫与泗州之间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虽然按规定泗州有权参与军民冲突的司法审理，但晚明在实际执行中，泗州多未能有效参与，民户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军民发生冲突时，军户因“亲管有百户，总管有千兵，而又辖之以指挥，临之以守府”，泗州无法将其捉拿，卫所却能对民户采取行动，甚至“痛比隶胥，穷追保甲”，不仅民户深受其苦，连泗州官员也会受到卫所的责难。
军民冲突最突出的案例是屯田典卖。虽然朝廷一再明令禁止典卖屯田，但屯田交易早在弘治初年即已普遍存在，晚明典卖屯田之风更为严重。“泗人毋论大小人户，专以买种屯田为利，取其价之亷也。”屯田的典卖在破坏屯政的同时，也造成了军民间的纠纷。
首先，屯田的税额并未因土地所有权的转变而改变。一些屯军典卖、出佃的屯田已久欠籽粒，这些土地一旦转为民户所有，原本催征无力的粮官顿时改变了态度:“催粮官旗，岁从其承佃者倍加骚扰，否则狱诏繁兴，利不偿害。”许多百姓无力承担积年拖欠的籽粒，“故其人不能甘，随并田与价两弃之”，结果“地财两空”。
其次，百姓买得土地后勤力耕种，土地状况随之改善，产出也有所增加，随即引起了一些军士的嫉妒，“豪军旁伺，一见膏腴，不借口于同伍之绝业，则驾言于顶差之额屯，公然争夺。”这些人或欲将已垦之田占为己有，或欲提高典价，面对军士的讹诈，百姓只能自认吃亏，奸猾军士坐收其利。面对众多百姓利益受损的屯田纠纷，泗州知州无能为力，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道:“泗人亦何所利而为此耶?”
卫所一方面向百姓出典屯田，另一方面却以百姓侵占作为屯田损耗的借口。事实上，泗州民户侵占屯田的情况极少出现，反而军户侵占民户土地的事件常有发生，称百姓侵占屯田，实际是为了掩饰卫所官军侵吞、盗卖屯田的行径，而这种嫁祸于百姓的手段又进一步加深了百姓与卫所的对立，泗州人称“卫所刁悍，为民累者”。知州也认为:“非州之异视乎卫署，实卫署之不能善处者。”泗州官民甚至将泗州屡遭水患归结于泗州卫与州同治一城，此说法虽然荒唐可笑，但足可见他们对卫所的反感。
总之，在嘉靖、万历间的冲突中，泗州卫、军户的势力明显强于泗州、民户，知州总结为:“民以兵故而疲穷日甚，兵又以民故而骄偾日增”。卫所与州县间旧有平衡被打破，呈现出了军强民弱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当是卫所在与州县抗衡各领域占据优势的结果，说明在泗州卫与泗州的能量对比中，优势在卫所一方。将二者的能量稍作对比，可获得更清晰的理解。
官僚层面，卫指挥使虽然品级高于知州，在晚明重文轻武的环境下并无太大的优势，但重要的是知州皆非本地人，仅任职数年而已，在本地鲜有经济利益，而泗州卫的指挥使、千户、百户等武官世袭罔替，世代居于此地，势力根深蒂固。州官数年即迁转而去，泗州对待卫所的态度和立场常常因州官的调任发生变化，相关的举措亦因难有连贯性而缺乏成效。而对卫所武官而言，各项事务皆直接涉及自身利益，必然世代竭力维护。在官僚层面，泗州难与泗州卫抗衡。
在社会基层，绅士阶层是极为重要的能量，可通过科贡成绩考察泗州上层绅士的身份构成，对军民势力进行了解。根据现有材料，可明确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22—1598年)泗州的科贡情况。嘉靖、万历年间，泗州科贡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总人数较少，76年间仅有进士、举人和贡生83人，且多数为贡生，进士、举人仅有8人和13人。人数少意味着绅士阶层在泗州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难以产生左右地方局势的影响。二是卫所军籍的成绩超过民籍。所统计士人的户籍种类有泗州籍、泗州卫籍和祭祀署籍三类。卫籍总数42人，且所中进士与举人与泗州籍持平。这意味着泗州卫军籍由科贡跻身上层绅士阶层的人数要多于民籍，势力亦当大于民籍。此外，还需考虑到泗州卫军户不仅分布于泗州，也散布于周边各县，并以与泗州仅一河之隔的盱眙最多。其他县的泗州卫军籍绅士也是卫所势力的组成部分。在盱眙县，军籍的成绩也优于民籍，如天顺以后，盱眙共产生过4位进士，其中3人是泗州卫籍。可见，在泗州卫分布密集的地区，军籍有比民籍更多的上层绅士，虽然数量较少，但此阶层内军籍的势力超过民籍，对地方局势的影响也必然更有利于卫所、军户。总之，虽然泗州卫的职能大为弱化，但其在地方具有极大地能量，相较州县具有明显的优势，形成了军强民弱的状态。
四、调和方式与结果
面对月粮久缺、军强民弱的局面，当时人并非无动于衷，朝廷和泗州地方官员都有意加以改变。但朝廷与泗州的关注点不完全一致。对朝廷而言，保证泗州卫月粮的有效供应是第一位的。虽然泗州卫军事职能弱化，但在漕运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万历年间，泗州卫有漕军2775人，人数在参与漕运的118个卫所中位列第五，是不可或缺的漕军来源。而泗州卫与泗州军强民弱的状态，对朝廷而言并非重要事务，且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同一时期，江西就出现了民户欺压军户，甚至“占屯杀军”的事件。
为了缓解月粮久缺，朝廷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直接给予补充，调发月粮。二是整顿屯政，力图恢复明初的秩序。三是适当减轻泗州卫的赋役，如有时将泗州卫京操军暂留本地，以省军力，或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减免屯田籽粒。总之，朝廷关注于缓解月粮的短缺，目的在于保证泗州卫执行漕运等军国要务的能力。
泗州的视角与朝廷有所不同，州官不仅关注缓解月粮久缺，也寻求改变军强民弱等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标本兼治的设想。治标即改善月粮供应，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整顿屯政。要引入府、州、县的力量，强化对屯政的管理，达到“屯政肃而征输亦完”的效果。二是严格规范发放程序。首先要清理卫所花名册，并送交泗州，由州官和卫所武官共同清查，确定无误后交由道、府盖印确认，再由泗州凭印发放月粮。三是发放月粮时由泗州官员操作，并仿照州县投柜之法。总之，州官希望增加泗州的权力，并借助上级府、道的力量，杜绝月粮的虚报，结合整理屯政，以增收减支的手段，缓解月粮久缺。
从“治标”的设想中可以看出，州官的整顿措施，核心在于引入州县的力量，对卫所施加管理。无论是整顿屯政，还是管理月粮发放，都应由泗州直接参与，并拥有实权。这种以州县制约卫所的设想，与其说是宣德十年(1435年)移交卫所仓储管理权以来州县在卫所事务中影响力增强的延续，不如说是泗州官员长期受卫所压制下的不满与反击。
治本即彻底改变军强民弱等对州县不利的状态。在州官看来，单纯整顿屯田，控制支出已无法改变大局，必须实施更彻底的改革。知州曾惟诚认为泗州卫存在的根本价值在于护卫泗州，因此泗州百姓才会竭力供养军士，但如今泗州卫武备松弛，已完全无力护卫泗州，一旦有事，只能是驱市井之民，犹如肉投馁虎。如此而言，泗州卫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呢?从现存的两部明代泗州方志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疑问。嘉靖时，袁淮、侯廷训在《兵防志》的结尾写到:“去食、去兵，可乎哉?”到了万历时，曾惟诚更进一步称:“使民皆业农，农皆知兵，有为兵之利而无养兵之费……若然则卫兵可遂去乎。”明确提出可以通过寓兵于农，代替卫所的职能。至此，泗州官员关于治本的终极想法已显露无疑，即撤销泗州卫，从而彻底解决卫所带给州县的诸多弊病。
虽然州官们提出了撤销泗州卫的建议，但他们也认识到实践的巨大困难，“何敢言去也? 斟酌损益，而兴革之是非，霍食者之所敢知也?”正如他们所认识到的，撤销卫所是兴革之大事，此建议也仅停留在地方志之中，即未见有上奏，更不见实际的行动。事实上，无论是州官们所设想的“治标”还是“治本”，都未能引起朝廷的重视，只能停留于文本的设想之中，月粮久缺与军强民弱都未能得到改变。
总之，朝廷与泗州虽然有针对性的采取了一些措施，或提出了改革设想，但最终收效甚微。晚明泗州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该地的社会经济水平较低，且短期难以提升，加之人为因素的破坏，泗州难以获得足够的收入供给卫所。且泗州自身已税赋沉重，“凤阳所属地粮莫重于泗州，而民贫亦莫甚于泗州”。泗州卫也饱受漕运之苦，“自古转漕极称艰险，而泗卫疲困尤苦斯役”。在自然灾害、漕运劳役等问题未能改变的情况下，朝廷暂时的补贴、调整，都不可能彻底消除月粮久缺。而军强民弱的状态，不仅未受到朝廷的关注，地方势力也不是短期可以改变的。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军强民弱的状态在当时虽不是普遍现象，也并非泗州所独有。
如位于淮河中游的凤阳县，与泗州的情况相似，凤阳卫所同样相较府、县占有优势。较好的土地多被卫所占有，“编民所受皆硗薄田地”。在军民司法中卫所也优势明显，卫所捕官肆意抓捕，甚至以此勒索钱财。军籍绅士也较民籍更多，凤阳县“本县附廓乡绅人等，军籍者十之七，民籍者十之三”。
研究者认为随着卫所制度的衰落，明代都司卫所、军户的地位都在不断下降。但在泗州、凤阳等地，卫所、军户相较州县、民户处于优势地位，卫所的职能虽然弱化，却有明显强于州县的势力。必须指出的是，泗州所呈现的军强民弱状态并非普遍现象，前文提及的江西民户“占屯杀军”即是截然相反的情况，明代各地州县与卫所的关系不尽相同，其中的特征、原因应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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