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退却的学术史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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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世纪前期对殷墟大象遗存的探讨

  其实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兴起前,野象的分布与变化及其反映的气候问题已受到一定关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通过对殷墟出土象骨的鉴定和甲骨文的释读,辅以传世文献的记载(主要基于《吕氏春秋·古乐》“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之语),主张殷商时期黄河流域有野象分布和服象(驯象)存在。如,罗振玉通过对“象”“爲”二字的解读认为“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王国维所言类似:“古者中国产象,殷墟所出象骨颇多,曩颇疑其来自南方,然卜辞中有获象之文,田狩所获决非豢养物矣……爲亦从爪象,或以服象为谊”。章鸿钊1926年撰文从地质学角度主张中国古代北方地区不存在野象;徐中舒1930年则有《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与之针锋相对,亦是对罗振玉、王国维之说的支持。徐氏不仅详细梳理秦汉以后大象南迁的过程,并将象之南迁归因于“中原民族渐次向南开拓”,“如环境无激烈之变迁,决不能骤然绝迹”。笔者仔细检视此文,未见徐氏有“环境变迁”乃指气候变化之意,不知周书灿何以认为徐中舒此文是“从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的角度研究古代气候的变化”。虽然当时学界确实已经开始转向讨论由此反映的殷墟时代的气候问题,但争议余波犹存。30、40年代,杨钟健等接连撰文认为殷墟象等稀有野生哺乳动物乃是由外地迁徙而来,并非土著动物。持野象外来说者未有重视甲骨文中有关获象的记载,故其说难以成立。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界基本上已接受殷墟时代的气候适宜野象生存,不支持其为外地运输或迁徙而来之说,并且以之为据展开大量相关研究。徐中舒等人开启的“象之南迁”问题则得到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二、20世纪后期以来关于大象退却的讨论

  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后,大象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成为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一个“宠儿”,随之亦进入了环境史的研究视野,相关成果不断。与“大象退却”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历史时期大象的具体分布情况;二是探究先秦以来大象由南而北逐渐退却的原因及其在自然环境变迁中的指示意义,并已对此形成相对固定的解释模式:即着眼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两个角度,或居其一,或兼而论之。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多数学者在探讨不同时期大象分布情况时,也会兼及讨论其所反映的环境问题,而对大象南退所反映的环境变迁的专门探讨亦是建立在其分布变化的基础之上。以下笔者在梳理过程中不试图将此二者截然分开,而是各有侧重。

  (一)大象的分布与变迁

  对历史时期野象分布与变迁的专题研究首推文焕然等人,《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和《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等文基本上理清了历史时期野象的分布与变迁问题,后来研究者多以之为据。文氏等人根据考古发掘、历史文献、甲骨文、金石和古生物等方面的资料,将近六七千年来野象的分布变迁分为若干个阶段:以殷墟一带为北界的阶段(距今六七千年前至距今2500年前左右);以秦岭、淮河为北界的阶段(距今2500年左右至公元1050年左右);以漳州、武平象洞、始兴、郁林一带为北界的阶段(公元1050年左右至19世纪30年代)。而造成野象分布北界南移的原因主要在于野象自身习性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的影响等。野象的逐渐南移反映了我国温度变化总趋势是阶段式地逐渐转冷、具体气候是冷暖交替、波状起伏的,也反映了我国各地开发时间的先后。与此同时,高耀亭、何业恒等又撰文分别对岭南、黄河下游等地区野象的分布与灭绝情况进行探讨,都可视为在上述思路与框架下的区域细化。类似从区域角度来考察者甚多,如周军通过野象等哺乳动物的分布与绝迹探讨河南地区人类的生活的环境与气候的变化。受大象南退进程和研究材料多寡之影响,这类成果多针对于唐宋以后的南方地区,曾坚白梳理出,一千年前亚洲象在华南地带的滇南、桂、粤、湘、闽南等广有分布,而明代以后除滇南外,皆已绝迹;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亚洲象的分布和灭绝时期都有分析;唐森认为南宋乾道七年后广东便不复见野象在广东境内活动的记录,与两宋间广东始获得较大程度的开发有直接关系;李国平、吴榕青具体讨论了唐宋时期漳州、潮州二地野象的分布及其绝迹的原因;刘洪杰、李文翔对殷商至赵宋时期云梦平原野象等大型哺乳动物的分布与绝灭有专门分析;蓝勇分别对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自先秦以来亚洲象的分布都有梳理,并认为唐宋时期长江以北的今川西大小相岭林区和嘉陵江的秦巴山地仍有亚洲象残存,滇东则直到明代仍有残存。新近,张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历史上亚洲象的分布通过划分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和云贵高原五个区域,结合其在本区消失的年代,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亚洲象分布区域逐渐南退的历史变迁,可谓集成之作。

  还有一些关于大象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布情况的专门述论。王子今通过梳理文献记载,不仅证明了《盐铁论·崇礼》“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之说,还对《西汉南越王墓》关于当地象牙来源的分析提出质疑。与前代相比,唐代文献中对大象的记载增多。翁俊雄不仅对唐代大象的分布进行梳理,还分析了记载增多原因。翁氏的原因分析实际上暗合了人类活动的扩大对大象分布范围的影响。王永平对唐代大象的分布也有梳理。张全明具体梳理了两宋时期野象的分布与变迁瑏瑣灐

  (二)大象退却的原因

  上文已列举数例民国时期对野象分布与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讨论,1949年以后,类似研究有进一步的延伸与深化。王宇信、杨宝成认为西周中期(孝王)以后,中原一带气候的急剧变冷,是迫使大象南迁的决定因素;而地理环境的逐渐变化,也加速了大象南迁的进程。张明华以亚洲象的分布为典型,说明气候的变化促使新石器时代南方动物群演变为现代动物区的面貌,但亚洲象在岭南地区不复存在的原因则主要归咎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文焕然认为中国历史时期(近8000年来)的气候由暖阶段式地转冷的过程与野象分布北界南移多相吻合。张家诚在论及历史气候资料整理的代表性原则时,不仅认可历史时期野象分布的气候指示意义,而且可以据之重建殷代河南北部数百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史念海亦曾依据大象在淮河流域南北活动的情况来探讨南北朝后期至唐宋的气候变化。龚高法等人分析了气候变化对野象分布界限的影响,指出历史时期野象栖息北界从北纬40°附近南移至北纬23°,共有约17个纬度,其中5-6个纬度是由气候变冷所致,10-11个纬度是人类活动所致。张梅坤二者(气候、生态)并重地分别对中原、江南、两广和云南三个地区的亚洲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繁盛、衰退、绝灭情况进行梳理。凌荫崧从历史时期野象在河南省的分布与踪迹入手,指出“野象分布向南、向西南退缩,反映了气候的变化,也反映了人类活动特别是大面积森林被破坏,又反过来加剧气候的变化”。王守春在系统梳理历史时期野生亚洲象的分布范围变化后指出,历史早期野象分布范围自北而南退缩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唐代中期以后,野象在东部地区的退缩,可能既有气候变化原因,也有人类的影响。

  满志敏与吴宏岐、党安荣二人在讨论隋唐时期气候冷暖问题时就驯象及野象是否具有气候指示意义展开过数次论争。满志敏指出唐宋时代都城的驯象(观赏型生物)不具备气候指示意义,南北朝时期野象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并不与气候的冷暖有密切关系;吴宏岐、党安荣则利用驯象及其反映的气候状况对满志敏提出诸多质疑。此后,满志敏再次对“中国野生亚洲象分布的变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系统阐述,认为野象的气候属性应该具有北亚热带动物的性质,北宋以后野象退出长江一线不具有像西周初那样南退的气候意义。

  将大象南迁的唯一或主要因素归结为气候变化者仅是少数,多数研究更为看重人类活动的影响,亦有学者总结为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后二者的早期代表分别是1930年徐中舒的《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和1980年文焕然等人的《中国历史时期的野象》。徐六符在梳理完历史时期大象的分布后,“考其变化原因,除跟自然气候的变化有关外,还跟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不断开发和对大象的大量捕杀密切相关,而主要原因应是后者”。何兆雄排除气候因素的影响,结合亚洲象生境特点从人类对森林破坏的角度考察其南移的原因。苏茂森等人以广东为个案考察亚洲象在广东的绝迹时期及其与森林破坏的关系;蓝叙波则以广西为个案探析野象绝迹的原因。孙刚等人通过计算野象生存可耐受的最大人口压力阈值,将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大视为野象南退的主要原因。许再富揭示出滇南地区因“上贡”“象战”而造成亚洲象群数量的大幅减少。伊懋可认为大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退却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大象退却最明显的解释是它们在与人类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具体体现在三条战线上,一是清理土地用于农耕,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森林栖息地;二是农民为保护他们的庄稼免遭大象的踩踏和侵吞,而与之搏斗;三是大象被用于经济、军事和仪式等用途上。大象退却之处,通常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所到之地。伊氏将第一条战线——森林栖息地被毁视为大象退却的要害所在,马立博亦从森林生态系统被人类破坏的角度说明大象的南迁。而在1998年出版的《虎、米、丝、泥》一书中,马立博认为到15世纪时,岭南的大象已经消失,就其原因从气候变化、狩猎和栖息地的消失三个方面做了简要的可能性分析。但在比较岭南大象和老虎消失的原因时,马立博又认为“大象消失的原因类似于‘一声枪响’就戛然而止了,被人类猎捕和杀死以获取象牙和以象鼻肉制作佳肴,而环境的变化很小”。侯甬坚、张洁二人的观点与之有相似性,他们认为大象减少和灭绝的主要原因在于逐利以满足社会需求的人之杀戮行为,而前人所做的分析如气候变冷、人类活动和多种因素等略显笼统。满志敏认为人类活动范围和强度在野象的南退过程中起主要作用,进而使野象的气候适应性发生改变,现代野象的气候属性与历史时期的野象并不完全相同。

  从古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上分析,将大象由北至南,直至退缩在西南一隅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类各种活动的影响,有其难以否定的合理性,毕竟古代中国经济、社会重心的转移轨迹能够与之契合。农耕生产方式的强化与扩大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即使有最适合的气候条件,大象的命运也是要么被毁灭,要么退至人力尚未完全触及之处。大象只能在“人象之争”中败下阵来。落实到具体层面,在这一似乎难以改变的历史进程中,大象的消失是否与人类对南方生态环境的破坏基本同步?是不是有可能由于一些其它因素,譬如人类对大象的直接危害行为(捕杀)而使得大象的消失实际上早于其生境的破坏?因而,张洁等人在《人类社会需求导致动物减少和灭绝——以大象为例》中给出的观点值得重视。

  三、驯象研究简述

  由徐中舒等人开启的驯象研究,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得到系统关注。居史宬对宫廷驯象的历史发展线索有基本的勾勒,其中对满清一朝驯象的情况介绍尤为详细。何业恒等将历代使象的方式总结为乘骑、耕田、战斗、运输四种。佟屏亚、赵国磐《驯象为役畜》对历史时期驯象的主要作用皆有涉及。雷玉清主要梳理了历史时期出现的“象耕”现象。周士琦大致概述了民间、宫廷驯象的原因、方法及其作用。梁彦民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商人服象有简略而系统的梳理。彭杰《“舞象”小史》一文所讲“舞象”实即驯象,作者对历史时期各主要朝代的驯象活动都有简要交代。目前对历史时期驯象研究最为全面与系统的,是张洁博士论文《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社会因素研究》第三章《驯象与豢养:影响野象自然生活的社会因素》。

  汉、唐两代是中外交流的高度繁荣期,也是驯象活动的兴盛时期,史料记载较多,亦较早进入研究视野。汉代的驯象不仅有文献记载,在许多画像石上还能看到生动画面,早已为学界所注意。最近的专题讨论如李飞的两篇论文:《汉代“钩象”技术》和《汉代驯象考论——娱乐、祥瑞与文化交流中的象》。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学者薛爱华对唐代驯象的来源与其在军事、宫廷生活中的角色与命运有过一番研究。对此进行详尽梳理与探讨的是王永平《汉唐时期外来文明中的驯象》一文,他从驯象的外来地区到对唐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的总结。作者后又有对林邑向唐王朝进贡驯象的论述。其他言之唐代驯象相关问题的还有贾峨《说汉唐间百戏中的“象舞”——兼谈“象舞”与佛教“行像”活动及海上丝路的关系》(《文物》1982年第9期)、王赛时《唐代的舞马与舞犀象》(《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王元林《唐德宗放归驯象地点考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1998年)、王宇《唐代猛兽的进口与驯养》(《乾陵文化研究》第4辑,2008年)等。

  明清两代的驯象也很受关注,有刘祥学《明代驯象卫考论》(《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毛宪民《清代銮仪卫驯象所养象》(《紫禁城》1991年第3期)、何新华《清代东南亚国家贡象研究》(《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1期)等文。限于篇幅,关于其它历史时期驯象的研究从略。

  四、小结

  综上所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历史时期“大象退却”这一现象在历史地理、环境史等多个领域展开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既有共识,亦存争议;既有拓新之观点,亦多重复之论述。大象在不同时期的分布与变化,基本上已得到清晰的认识;促使大象向(西)南退却的原因甚至已经形成一套固有的解释模式,并且多认定人类活动的影响为主因。至于人类活动的内容中哪一项是主导因素,看法则不尽相同。尚存争议的还有大象的分布是否具有足够的气候指示意义等等。对于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做不同角度的阐释,试图摆脱固有的解释模式,也不能局限于历史学的研究思路。这也是历史地理学、环境史研究的一个内在要求。

  如文焕然先生所言,野象的分布变迁是我国珍稀动物资源巨大变化的代表之一。野象的这种盛衰变化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将是研究古今多种生态因子变化的重要资料,也将是研究社会科学诸多问题的重要侧面。未来的研究不能再仅仅停留在对大象退却这一现象基本层次的描述和它直接反映的若干环境变化问题上。大象与人类关系密切,又对生境要求甚高,若更多借助生物学、生态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会进一步促进研究的深入,并带来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