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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治安上、中、下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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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治安上、中、下三策

秦汉治安上、中、下三策

作者/编辑:佚名 http://www.unjs.com 历史论文
  [秦汉治安上、中、下三策]

  秦汉"治安"上、中、下三策

  一 说"治安"

  任何一个时代,政局稳定都是经济发展、民心信向的前提,故为社会之上下所共同期盼,

秦汉治安上、中、下三策

。但回顾历史,我们总是看到人类社会危机频发的景象。所谓社会危机,主要指因社会矛盾激化引起的社会失序,给社会治理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冲击,对此如果无法进行有效地化解或规避,则很容易演变成政治危机。社会治理往往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相联系,其有效和成功,不外乎是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的价值的肯定和利益的满足。在径上,也与"政府-社会"能否良性互动有关。政府应该在信任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由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所开创的帝国时代,延续了两千多年。它所形成的社会危机治理模式,往往对后代具有示范效应,堪称是一种典型形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其"治安"一词也与今天单纯指城乡社会秩序的良好不同,而是在更广义上指国家的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或者说是"治理百姓使之安定"的语义压缩。如"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又如贾谊总结秦朝速亡的教训,"因陈治安之策",即谋求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与此相应,汉人也有"土崩"与"瓦解"之说。汉武帝时人徐乐提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

  所谓"土崩",就是由于"政不修"造成"民困""下怨""俗已乱",并且进一步导致下层民众的造反,如秦末农民战争。所谓"瓦解",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叛,如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为什么首先要避免前者?秦汉开辟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区别于王国时代的贵族等级制,其性质是皇权官僚制社会。由于政治大一统而在社会层面上缺少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宗法组织,这种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僚统治集团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的财源、兵源皆来自于普通的编户民,为其生命线之所系,所以一旦统治者"赋敛无度""暴虐异常",激化了官民上下的矛盾,"土崩"就意味着王朝末日的到来。相反,如果知道"安危之明要",让老百姓"安土乐俗",即使出现"瓦解"之势,只要民众不为所动,人心不躁,王朝就仍可安如磐石。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中国秦以后的大一统王朝,十之八九都是被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推翻的,而单纯的宫廷政变只能得逞于分裂时代的小朝廷身上。

  但安者非一日而安,危者亦非一日而危,皆以积渐然。明智者防患于未然,次者禁于已然之后,更次者标本皆失,眼睁睁看着覆巢破卵,"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故秦汉"治安"有上、中、下三策之分。

  二 上策:轨道修正,防患未然

  人类社会的政治经验是可以继承的,但对统治者来说,"学而知之"不如"困而知之"印象深刻,汉朝崛起的原因主要是善于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徐复观把秦朝称为"典型专制政治",阎步克视其为纯粹文吏政治,即自觉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而建立起的政治形态,因而统治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一是崇尚暴力,不但"以暴虐为天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而且不懂得打天下与守天下的不同,政策一味"暴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二是好大喜功,不但同时进行南、北两场战争,而且大兴土木,穷奢极欲。民众不堪忍受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只好"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7页);三是多方树敌,在王朝立基未稳时,对东方六国不能以怀柔加强亲和力,反而一味地恐吓镇压,导致东方旧贵族的复国运动火借风势,与农民战争结合在一起;四是抛弃忠信道德,以神秘之"术"驾驭臣下,特别是以"焚书坑儒"钳制舆论,不但使统治集团四分五裂,而且使最高统治者闭目塞听,"孤立"而败。总之,秦由于经历简单,经验不足,既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用暴政激化官民之间的矛盾,导致"土崩";又不能审时度势,消弭中央与地方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瓦解".最终"土崩"与"瓦解"互为促进,使之"极武而亡".这是它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汉朝能够吸取教训,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思考问题就更切合实际了。

  汉承秦制,二者的政治体制是一样的,但为什么一个仅仅十五年就匆匆谢幕,一个却绵延四百余年并成为影响深远的强大帝国?原因就在于汉初六十年,新的统治者不仅吸取秦朝失败的教训,而且借助于儒家、道家等所传承的先秦贵族体制的政治经验,利用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对秦进行社会治理的轨道修正,因而成功地化解了多种社会危机,为其江山永固奠定了雄厚坚实的民心基础。

  历来有"汉兴四诏"的说法,即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的《求贤诏》、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的《议佐百姓诏》、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的《令二千石修职诏》和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的《求茂才异等诏》。其实早在此前灭秦时,刘邦已经有一些重要举措,开始对秦政进行轨道修正。

  首先,刘邦破关灭秦,随即召集关中地方豪杰,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现在"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刘邦废除了民众最难以忍受的秦之繁苛法令,反秦之弊,禁网疏阔,凡事简易,可谓深得人心。于是"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汉书·高帝纪》,第23页)。

  其次,在楚汉战争最艰难、最需要后方支援的时刻,刘邦下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汉书·高帝纪》,第33~34页)建立"三老"制度,即强化社会自组织能力,这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意义深远。自从商鞅变法,秦政在上强化中央集权,在下强制"生分",推行小家庭制度,而打击一切中间的宗族长、大家长等社会势力。秦始皇开创的所谓"赐民爵"之举,按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说法,其实质意义是实现由皇帝直接对庶民单个人身的统治。现在刘邦推置的"三老",其身份不全是政府官员,而是地方名流。汉政权就是要依靠其在民众中的强大影响力,成为民意上达和政令下达的沟通渠道,并与县令丞尉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协商。这种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相结合进行治理的方法,不仅节约了执政成本,凝聚了民心,而且提高了当局的政治合法性,无疑将在克服社会危机方面发挥长久的巨大作用。

  复次,刘邦还颁布《求贤诏》,即所谓的"汉兴"第一诏。《求贤诏》"布告天下",要求各级官员给皇帝推举"贤士大夫",然后他要"尊显"重用之,以使汉家天下"长久"无绝。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是社会文化的精英,其作用不仅在王者"定有天下"时贡献谋略,制造师出有名的舆论,"明其为贼,敌乃可破",而且往往掌握着"道",是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保存者、传承者和解释者。这样他们一可以充任辅佐顾问,利用舆论工具确认政权的合法性;二可以对民众进行教化,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准;三可以对统治者的不当政策劝谏纠偏,以防止社稷倾覆,而后者尤其重要。秦始皇好谀、暴虐,通过残酷手段钳制舆论,疏离和得罪了整个知识阶层,结果在全民中政治信用破产,道德形象败坏。"千夫所指,不病自亡",教训深刻。汉朝认识到"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的道理,所以屡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的诏令。(www.unjs.com)王充云:"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也。"(王充:《论衡·非韩》,汉魏丛书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9页)发布《求贤诏》,是新统治集团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也成为奠定强盛汉帝国的首块基石。"汉兴"第二诏,是汉文帝的《议佐百姓诏》。

  汉文帝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君,他的执政方针充分体现了民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一是轻简法律,如除收孥相坐律,除盗铸钱令,废肉刑,免诽谤妖言祝诅皇帝之罪等。二是减免农民租税,由十五税一两次降到三十税一,甚至在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全部免除当年天下田租。三是移风易俗,褒奖孝悌、力田、三老并设置为常员。颁布尊老养老之令: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官府每月发放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此基础上再加上每人帛二匹,絮三斤,而且这些物品都要求县乡吏亲手送到家(《汉书·文帝纪》,第113页)。四是为了"全天下元元之民",与匈奴实行和亲,以减少"结难连兵"给百姓和社会经济造成的伤害(《汉书·文帝纪》,第129页)。

  汉文帝是从观念上自觉践行民本思想的。他说:"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所以"天下治乱",责任"在予一人".他看到"间者数年"农业歉收,"又有水旱疾疫之灾",造成"民食之寡乏",就认为是自己"政有所失而行有过"所致,说自己"不德大矣".他要求臣下"悉思朕之过失",立即"启告朕";他还从民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正自己(《汉书·文帝纪》,第116、128页)。他还要求祭祀上帝、宗庙的"祠官",在祷祝时不能让自己"独美其福"而"不为百姓",这样是"重吾不德","朕甚自愧"(《汉书·文帝纪》,第126页)。作为一个国君,如不能让百姓生活美满富足,就是失职。这种民本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古代治国的不二法则,成为臣民对主国者的一种软约束。汉初所谓"拨乱反正",即让混乱的社会恢复到圣贤正道,汉文帝此诏庶几近之。故王船山说:"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文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页)其所依赖者,正在民心。"汉兴"第三诏,是汉景帝的《令二千石修职诏》。

  秦汉及其之后的帝国时代,政治权力像金字塔一样层层集中,最后完全由皇帝来掌握。但仅靠"孤家寡人"是无法治理偌大之天下的,故有明主"治吏而不治民"的说法。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曾要求"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第3624页)秦汉"二千石",主要指的是郡一级的地方大员,他们是连接中央和县乡的中间一级重要行政官员,皇帝要依靠他们来监临地方长吏。皇帝靠官员来治民,官僚又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二千石"们的素养就包括能力和品德两个方面。到景帝时,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元老功臣所剩无几,依靠父荫担任重要官职的"官二代"不仅能力不足,而且做官发财的观念也日渐膨胀。汉文帝对此遏制不力,"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史记·孝文本纪》,第433页)。对贪腐官员仅仅以德化之而不惩治,无异于以羊饲狼。

  汉景帝提出问题说,"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奸诈者为吏,大搞权钱交易,掠夺百姓。

  特别是县丞,借法律而作奸,勾结盗者共谋不义之财。因此,他要求郡一级的二千石官员负起责任,"各修其职";如有不作为或制造混乱影响治理者,丞相要及时汇报皇帝并"请其罪"(《汉书·景帝纪》,第151页)。对于官吏贪赃,汉景帝在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诏书中就曾规定,凡官员接受下级官属给予的好处,如"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赃为盗",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免职;若"受财物",不但免职,而且剥夺爵位;"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赃"(《汉书·景帝纪》,第140页)。以奖赏赃物的方法,鼓励其他人举报和抓捕贪赃官员。

  汉朝重视"吏治",对贪墨者的惩治尤其严厉。按照汉律,"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赃为盗".赇,贿赂。而比照《盗律》,"盗赃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二年律令·盗律》,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偷盗或行贿、受贿者,金额超过660钱者,惩处都是肉刑加上五年徒刑;即使贪赃1钱以上,也要罚金一两,不可谓不重。一个人犯了赃罪,还要连累其当初的保举者:"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二年律令·置吏律》,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36页)任,保举也,这种罪名在文献中叫作"选举故不以实".到汉武帝建元年间,又有郡守坐赃"禁锢二世"的规定,即其子孙将被禁止出仕为官。对此,有人以"恶恶止其身"的《春秋》之义来为其鸣不平,王夫之反驳说:这些人"身为王臣,已离饥寒之苦",为什么"斥田庐,藏珠玉,饰第宅,侈婚嫁,润子孙"而贪墨无厌,连后日之"系项伏锧""身受欧刀"也在所不惜呢?非其性然,主要原因在于家属。

  不但"姻娅族党艳称弗绝,则相尚以迷",而且"妻妾子女环向以相索,始于献笑,中于垂泣,终则怨谪交加而无一日得安于其室".所以为求家中旦夕清静,则"一行为吏,身为子孙之仆吏";"贪墨者,其人也;所以贪墨者,其子孙也".现在为了"拔本塞源",对贪官的子孙施以"禁锢之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汉安帝》,第194页)"汉兴"第四诏,是汉武帝的《求茂才异等诏》。

  此诏的背景是当年卫青病逝,使武帝有一种"名臣文武欲尽"的危机感。他下诏令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汉书·武帝纪》,第197页)调皮之马可以日行千里,品行有亏之人或许能建功立业,因此要求各地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以作为文臣武将和出使异域的人选。

  汉武帝执政55年,文治武功辉耀千载,重要原因是"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祑,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第2634页)。

  第一,由于先天和后天条件不同,人的禀赋是有差异的;第二,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人才,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所以选人要不拘一格;第三,"江山代有才人出",任何时代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第四,在人治的格局之下,治国理政需要的人才,或不被发现,或弃而不用,关键在于选举制度是否合宜。

  在先秦贵族制下,社会阶层之间几乎没有流动,诸侯世国,大夫世官,"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但是,不仅贵族世国、世官的血缘基因会代际衰减,其执政能力一代不如一代,而且"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于是战国变法,"封建毁而选举行,守令席诸侯之权,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第1~2页)。

  官僚制代替世袭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选官制度的完善,则需要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秦国以军功选官,战场激励效果明显,但也存在一个韩非所批评的问题,即善战杀敌者没有文化,让他去做行政管理,就好比让木匠去做医生一样,岂不荒唐?和平时期没有军功可立,秦就实行"赀选制",即家产达到十万钱者才有资格做官,"以谓其家足而可无贪".但是,"富而可为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贻其吏于子孙",徒然造成"毁廉耻,奔货赂"的社会风气(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汉景帝》,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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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承秦制,除继续实行"赀选"外,还实行"任子制",即二千石以上的官僚任职3年后,可"荫"(保举)其子弟一人为吏。这是变相的世官制,难于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汉武帝为了厚实帝国的统治基础,也为了提高官僚执政能力,推行了新的选官制度。这是一套"组合拳":一是察举。由董仲舒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汉书·董仲舒传》,第2513页),举民为孝者,举吏为廉吏,合称孝廉。到京师再通过对策而筛选,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二是征辟。

  是自上而下地征召有特殊才能之人,皇帝有征召,公卿守相有辟召,性质是礼请,可以应聘,也可以不就。三是公车上书。天下臣民凡是有好的见解,可随时到公车司马令那里上书言事,是自荐。被赏识者"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汉书·萧望之传》,第3273页)。四是博士弟子。太学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50名,由太常选送各地18岁以上的青年受业读经。再定期考试,学而优则仕。

  汉代的选官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为帝国强盛夯实了人才基础。尤其在慧眼如炬的汉武、汉宣之时,其人选皆能为历史名臣,传扬久远。但这种顶层设计,选拔程序还不严密,主观随意性也较大,尚不成熟。如王夫之就批评说,"郡国之远者,去京师数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载而迁。地远,则贿赂行而无所惮;数迁,则虽贤者亦仅采流俗之论,识晋谒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遽进于其前".这样所推举者或为"矫伪之士",或者"容身畏尾,庸驽竞乘";或者与举主"交托营护","大奸营窟",使"背公死党之害成"(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第49~50页)。察举制的弊端到了东汉就越发严重,以致经过魏晋短暂的"九品官人法"之后,隋唐时终于产生了更为公平周密的科举制。

  在时代的转折关头,往往更需要能正确把握历史趋势的领袖人物。通过对"汉兴四诏"的分析,知道汉初之帝王,确能在总结秦朝教训的基础上,虚心纳谏,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作为执政理念,推出了一系列如轻法、重农、尊老、和亲等政策措施,顺利完成了对秦政的轨道修正,避免了严重社会危机的发生或滋蔓,保证了汉帝国的稳定和发展。司马迁引《周书》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存亡的决定因素。王船山也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汉桓帝》,第207页)为什么?"赇吏兴,上下蔽,天子大臣弗能廉察,激民之重怨","盗之所以死此而又兴彼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汉安帝》,第188页)。

  三 中策:缓而不迫,文武兼用

  一个王朝的制度设计越是具有前瞻性,越是可以防患于未然,其社会的稳定时间就越是长久。但随着社会矛盾的产生和积累,丰凶不能必之于天,贪廉不能必之于吏。天之风云变之,人心之怨毒乘之,不同程度的社会危机是迟早要发生的。特别是一旦出现群盗勃兴、野火燎原、天下方乱的形势,作为王朝的统治者,以什么手段以消弭之,其成本最小,善后最好呢?是"釜底抽薪"还是"扬汤止沸"?一是汉武帝晚年,由于多年的兴师暴众和赋役滥增,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社会矛盾尖锐,许多地方发生武装暴乱:"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汉武帝先是派出御史到各地督促镇压,"犹弗能禁".于是镇压升级,又派出大臣担任直指绣衣御史,手持代表皇帝授权的"节杖"和"虎符",调集大军以优势兵力围剿,"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但是,造反的农民散亡之后,"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汉武帝又制定"沈命法",规定"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郡守以下至率军的小吏,如不能及时发现并镇压叛乱者,等于藏匿盗贼,也要被处死。地方官员既然不能将层出不穷的反叛镇压下去,干脆互相勾结,对上隐瞒不报,局面渐失控,"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汉书·酷吏传》,第3662~3663页)。

  汉武帝这才清醒,立即对镇压行为来个急刹车。他果断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发布"罪己诏",下令停止在轮台(今属新疆)的屯田远戍,并"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汉书·西域传》,第3912~3914页),从此息兵,停止对外战争。同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任命推行代田法的赵过为搜粟都尉,以鼓励人民尽力农业生产。此后,朝廷"与民休息",天下形势转危为安。司马光说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卷二二"臣光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就在于他能及时把握动乱之源,并采取"釜底抽薪"的消弭措施。

  后来的汉光武帝刘秀就吸取了这一经验。建武十六年(40年),因"度田","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一开始由地方郡县追讨,但群盗"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刘秀马上改变办法,一是允许叛者立功赎罪,如群盗自相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二是官吏如有畏敌不前(逗留回避)、有意放纵、放弃城守等,皆不追究,只看最后"获贼多少"定赏罚,也只有藏匿叛者的行为才有罪。于是官吏无后顾之忧,"更相追捕,贼并解散".然后,再对百姓"赋田受廪,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页),一场社会危机终获解决。王船山说,"治盗之法,莫善于缓;急者,未有不终之以缓者也".如果"惟求之已急也,迫之以拒,骇之以匿",抓捕难度增大,于是"吏畏不获而被罪,而不敢发觉".这样"展转浸淫而大盗以起,民以之死而国因以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汉光武》,第150~151页),后果更严重。

  二是西汉循吏龚遂平定渤海郡(治今河北沧州)农民暴乱事。汉宣帝时,渤海及周围郡县因年岁饥荒,盗贼并起,原来的郡守无能为力,皇帝要选"能治者".丞相和御史大夫推举了正待罪的故昌邑国郎中令龚遂,于是龚遂成为新任的渤海太守,此时他已经七十多岁。宣帝召见问:"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龚遂轻描淡写地回答:"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龚遂很清醒地认识到官逼民反,这些民众如有一线生路,绝不会反叛朝廷。颜师古注:"胜谓以威力克而杀之也。安谓以德化抚而安之。"宣帝回答说:"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龚遂说:"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汉书·循吏传》,第3639页)他要求在法律之外给自己一定的机动处理权,来缓和官民矛盾,而不是迫之过急。汉宣帝答应了。

  龚遂进入渤海郡界,郡吏为了新太守的安全,发兵迎接。龚遂将所有士兵都打发走,又发布公文给属县,要求"悉罢逐捕盗贼吏".不但撤回官兵,又宣布凡是手持锄镰等农具参加反叛的皆为良民,官吏不能抓捕,只有手持兵器的才是盗贼。然后龚遂独自乘车来到太守府,郡界中恢复安定。原来的盗贼听到新太守的教令,"即时解散",纷纷丢弃兵弩而改持农具。正因为龚遂采取了"缓而不急"的策略,给民众以自新之路,"盗贼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进一步采取治本之策,"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汉书·循吏传》,第3639页)。所谓循吏,就是主张以民本思想来进行社会危机治理的,龚遂所为正是一个典型例证。

  三是赵充国平羌乱事。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先零羌与诸羌结盟,又向匈奴借兵,企图反汉。汉派使者义渠安国巡视羌中,安国鲁莽地诱杀诸羌豪酋三十余人,又纵兵屠杀羌民千余人,激起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反叛。义渠安国镇压失败,报告朝廷。汉宣帝派七十多岁的老将赵充国率一万骑兵进至金城,再渡河至落都西部都尉府。此为当年六月。

  赵充国富于经验,认为对方之特点是"夷狡而初起,其锋铦利,谋胜而不忧其败。谋胜而不忧其败,则致死而不可撄。败之不忧,则不足以持久而易溃"(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汉宣帝》,第85页),因此他选择"持重"之战法,"虏数挑战",令军不击,说"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他一方面"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一方面分化叛羌说:"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其方略是,以威信招降先零以外的其他羌人,拆散其联盟,等到叛羌"徼极乃击之".颜注:"徼,要也,要其倦极者也。"(《汉书·赵充国传》,第2975~2977页)但是汉宣帝及其朝臣却不是这样有耐心。他们马上加派六万人马,准备在七月上旬分兵合击羌敌。赵充国立即上书陈说利害,以为"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皇帝不听,一面任命了新的强弩将军和破羌将军,一面下敕书责问赵充国,甚至说出这样的狠话:"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颜注:"久历年岁,乃胜小敌也。"赵充国不为所动,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继续上书"陈兵利害".由于赵充国的公忠之心和有理有据的透彻分析,皇帝只得改变主意,"玺书报从充国计焉"(据《汉书·赵充国传》,第2978~2983页)。

  赵充国采取驱赶、隔离、围困、分化等措施,以待叛羌之"敝",并不急于正面进攻。他逼迫先零渡湟水西撤,又收降亲汉之罕羌。为解决军粮,他给宣帝上书,要求汉军罢兵,仅留万人屯田戍守。一直到次年五月,战期不过一年,赵充国报告,羌族叛军本五万人,被斩首七千六百,饥饿和渡河溺死五六千人,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逃脱奔亡仅余四千人,"请罢屯兵".于是"充国振旅而还"(《汉书·赵充国传》,第2983~2992页)。

  "善战者胜于无形",这场战争并不激烈,敌军绝大多数是被迫投降的。有识者以为,在赵充国缓战之下,"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本来攻和守,速和缓,都是常见的战法,一切以具体条件而定,并没有优劣之分。这次平定羌叛,赵充国的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双方伤亡都较少,人的生命是最珍贵的;二是善后较好,在汉军班师后的秋天,羌人主动杀其首领杨玉、犹非,原逃脱奔亡的四千人也向汉朝投降。汉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降的羌人。

  王船山评论说:"充国持重以临之,使其贫寡之情形,灼然于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战而不可得,地促而粮日竭,兵连而势日衰,党与疑而心日离。能用是谋而坚持之,不十年而如坚冰之自解于春日矣……一人谋之已定,而继之者难也……故羌祸不绝于汉世。然非充国也……庸主陋臣……惮数岁之劳,遽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数十年兵连祸结而不可解,国果虚,民果困,盗贼从中起,而遂至于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汉宣帝》,第85~86页)此说不虚矣。

  四 下策:以暴易暴,两败俱伤

  每当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统治者担心江山不保,就会出自本能,把强力镇压当作首选,而且表现得极其残忍专横。最典型的就是秦朝,"乐以刑杀为威",不容许任何异己力量的冒犯。如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天坠陨石于东郡,有人刻石上"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始皇派御史去追查作案者,无果,就将陨石周围的居民悉数诛杀(《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58~259页)。秦二世时,关东大乱,"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贼益多"(《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71页)。朝臣李斯等人请求减少民众的赋税徭役以缓和矛盾,反而被二世以不忠的罪名处死,然后继续对东方实施武力镇压。

  对付暴君的必然是暴民,"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69页)。他们无路可走,只能抱着必死的信念来反抗,所谓"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太平御览》卷九七六《菜部一·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者对社会都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最后在旧王朝的废墟里同归于尽。

  在中国古代,这种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行事方式,特别突出地体现在中原王朝与四边的民族战争中。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夷夏之辨",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须刑以伐之,外用甲兵。钱钟书说:"兵与刑乃一事之内外异用,其为暴力则同。"(见氏着:《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85页)吕思勉也说:"刑之始,盖所以待异族也。"(见氏着:《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5页)到了汉代,对蛮夷尤其是羌族,主剿与主抚的两派主张一直争论不休。

  汉宣帝时,由于赵充国坚持"抚循和辑、保胜安边"的方针,顺利平定了先零羌的大规模反叛,并利用屯戍的方法,争得了羌族的内附。故终西汉一代,羌人宾服,无大的变故发生。东汉由于羌人大量内迁,又受到汉族官吏和地方豪强的欺凌剥削,"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后汉书·西羌传》,第2899页),终于引发了3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一是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由于强迫羌人出征西域,羌人奔散,官军堵截,西羌先零、钟羌诸部暴动,切断关中通往陇右的道路。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骘率军进剿,反被打败。一直到元初二年(115年),东汉调集南匈奴、南蛮二十万骑兵围剿,才扭转了局面。而最终平息这次暴动则到了元初五年(118年),前后十二年,"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二是汉顺帝永和四年(139年),"天性虐刻"的来机、刘秉分别为并州和凉州刺史,激起当地羌人反抗,并很快波及金城、武都、陇西和关中,威胁到都城洛阳。朝廷派征西将军马贤进剿,被羌击败,马贤父子战死。直到汉冲帝永嘉元年(145年),左冯翊梁并采用招抚手段,羌人五万多户归附,陇右才得以平定。前后历时六年。

  三是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酷吏段颎为护羌校尉,对羌实行强硬政策,导致东、西羌数十万人攻打并、凉二州和关中三辅,局面失控。朝廷改派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他与张奂坚持招抚手段,但有些部落在接受招抚后,又发起新一轮的暴动,还是难得安宁。朝廷重新启用段颎,他认为羌人生性顽劣,坚持围剿方略。直到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段颎先后斩杀近两万羌人,才把羌乱最终镇压下去,前后历经十一年。

  三次羌乱前后延续六十余年,消耗军费四百亿之巨。沉重的财政负担使东汉的经济体系趋于崩溃,激化了社会矛盾,黄巾起义于是发生,"汉祚亦衰矣".同时,在羌族暴动过程中,各族民众大量死徙,造成严重生命财产损失。后人说:"昔赵充国不战而服羌,段颎杀羌百万而内地虚耗。"(《明史·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44页)教训何其深刻!

  羌族暴动的根本原因是汉族豪强的剥削和官吏的贪暴。王船山分析说:"中国之智,以小慧制戎狄;戎狄之智,以大险覆中国。中国之得势而骄,则巧以渔其财力;戎狄之得势而逞,则狠以恣其杀掠。

  此小胜而大不胜之固然也。役其力,听役矣;侵其财,听侵矣。债帅、墨吏、猾胥、豪民,施施自得,而不知腰领妻孥之早已在其锋刃羁络间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汉安帝》,第186页)没有战略眼光的主剿派所追求的,正是小胜而大不胜,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是这些"屠夫"所能预料的。西晋末的"五胡乱华",石虎仇杀汉人,死者数万;汉人冉闵掌权,又鼓动汉人滥杀胡人二十多万,民族仇杀的直接根源还在武将的"贪功嗜杀"上。

  马援为东汉名将,平陇下蜀、北御匈奴、南定交趾,屡立战功,但却在人生最后一刻"身死名辱",家世几为不保。武陵蛮是分布在今湘西、鄂西南的南蛮的一支。汉于其地置武陵郡,因名。其在沅水上游五溪者,又称五溪蛮,与今天的土家、苗、瑶、侗族有渊源关系。建武二十三年(47年),其酋豪相单程反汉。

  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帅兵万余击之,刘尚轻敌入险,又不知路径,食尽而退。结果被据险而守的蛮人截击,汉军覆没无余。次年七月,刘秀又派李嵩、马成击之,仍不能克。这时62岁的马援请求出征,刘秀"悯其老",不许,马援就在帝前据鞍上马,顾眄自雄,"以示可用"(《后汉书·马援列传》,第842页)。

  马援帅十二郡军士四万余人远征五溪,进至临乡,"遇贼攻县,援迎击,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汉军追至下隽,有两条路径可选。一从充走,路远而平坦;一从壶头走,路近而险。耿舒等将士皆愿走充道,而马援认为费日费粮,不如入险进壶头扼敌咽喉。结果在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后汉书·马援列传》),第843页)。不久主帅马援病死,军士也死亡大半。为避免全军覆没,作为监军的宗均自愿承担一切责任,"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然后让这个代理的沅陵县长"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要蛮人投降,而宗均勒兵随其后。结果蛮人"共斩其大帅而降",宗均"于是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后汉书·〔宗〕(宋)均列传》,第1412页。按,"宗均"本传作"宋均",同一事《南蛮传》作"宗均".据《资治通鉴》卷四四胡三省考证,"宋"为"宗"之误,今从)。数年你死我活的拼斗竟如此轻易地解决了,皇帝不但未治宗均矫制之罪,还嘉其功,赐以金帛;但对已死的马援则"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后汉书·马援列传》,第844页)。

  王船山对此有深刻分析:"及乎援已死,兵已疲,战不可,退不能,若有旦夕歼溃之势;而宗均以邑长折简而收之,群蛮帖服,振旅以还,何其易也!其易也岂待今日而始易哉?当刘尚、马援之日早已无难慑服,而贪功嗜杀者不知耳。"所以马援非不能招抚也,是不愿也。至于刘秀对马援的态度,也大可玩味:"光武之于功臣,恩至渥也。""而独于马援寡恩焉,抑援自取之乎!""武溪之乱,帝悯其老而不听其请往,援固请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着,全体肤以报亲,安禄位以戴君,奚必马革裹尸而后为愉快哉!""不自贵者,明主之所厌也。""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诚足厌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帝》,第154~155页)马援诚一武将,非文臣更非政治家,考虑问题的角度自有不同,对其评价也不必苛求。但既然治国理政非其长项,对战略全局的把握就很难到位,军事也仅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故从古至今,对军人干政都主张要尽量避免。

秦汉治安上、中、下三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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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治安上、中、下三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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