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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观探析论文（精选6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中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观探析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观探析论文 篇1
摘要: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从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定时期的社会风俗习惯和思想意识形态。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在文学作品中也同样如此。中世纪的文学主要可分为:英雄史诗、宗教文学、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四类。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作家描述下主流观点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与女性负面形象的大量存在;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和对典雅爱情追求导致的完美女性形象出现;以及城市文学中一些具有初步女性意识的人物形象。女性观与社会发展程度息息相关。
关键词:中世纪;西方文学;女性观
20世纪以来妇女问题开始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女性主义的兴起则对社会生活及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女性观开始被研究。一定时期文学作品里的内容与人物特征是与它所处时代的特征相对应的，并是后者在虚拟世界中的投影。从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当时女性观的信息。本文旨在通过介绍中世纪西方文学里的女性观并进行简要分析来探讨中世纪女性观的成因。
中世纪的文学大体可以分为英雄史诗、宗教文学、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四类。
一、英雄史诗
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主要分为中古早期和中古中后期两类。
早期的英雄史诗中涉及到女性的主要有《卡莱瓦拉》和《贝奥武甫》。这两部史诗里面对女性的态度都是负面的，女性要么只是在作品中担当被人们争夺的角色，要么就是主要的'反面角色。而且这些反面女性角色都不是正常人类，而是女巫、怪物之流。
在中古中后期比较重要的史诗中，《熙德之歌》和《尼伯龙根之歌》这两部史诗里的女性角色对剧情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熙德之歌》里面主人翁熙德的女儿们基本充当了受害者、男性的附属物的角色。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当中主要的两位女性角色是布伦希尔特和克里姆希尔特。这二人都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行动给勃艮第王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上述史诗中妇女被认为邪恶、狡猾，地位上比男子低等，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是男性的附属品，是一种财产。在对女性的负面印象上各民族是一致的。究其原因是当时这些部落刚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父权制的确立和不断强化导致了妇女地位的低下。
二、宗教文学
中世纪宗教文学主要包括《圣经》、基于《圣经》和使徒传记的作品、神学家的宗教论述这几种。
《圣经》既是一部宗教经典，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经典。鉴于《圣经》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我们可以说《圣经》中关于女性的描述和对待女性的态度为西欧宗教文学中的女性观奠定了基调。“《圣经》记载有名有姓者3400余人(含同名同姓者)，其中女性150人，不足《圣经》记载人物总数的5%”，在整个《圣经》当中占的比例很小。她们在家庭、婚姻及社会中都从属于男性，地位低微。女子在《旧约》中的形象走向了两个极端。一种是邪恶、道德败坏、红颜祸水式的女人。最典型的是背叛丈夫参孙并致其死亡的大利拉。另一种是美丽、贤惠、善良、忠贞的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例如《路德记》中在丈夫死后精心照顾婆婆的路德。相比《旧约》，《新约》成书较晚对中世纪女性观影响的形成也更大。《圣经》中耶稣本人和保罗等基督教早期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对基督教女性观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耶稣的女性观可以说是所有基督教思想中最为平等和进步的。“在所记载的耶稣言论中，并没有任何可被看成是反对女性、厌恶女性或性别歧视的内容”。耶稣平等地对待妇女，并认为妇女在宗教信仰方面和男子是平等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耶稣是第一个提倡男女平等的重要人物。据《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传教时有一些女性一直追随着他，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也没有散去。“在耶稣以前的犹太教传统中，有几种女人如外邦女人、患血漏症的女子、寡妇、妓女等在社会上特别遭到别人的厌恶和歧视，而福音书中耶稣对这部分女性的尊重、关切与爱则随处可见”。耶稣与崇拜偶像的外邦人说话，救治患血漏症的女子、复活寡妇的儿子并准许妓女来给他涂香膏、宽恕行淫的女子。他还曾无视摩西十诫在安息日帮一位驼背18年的女子治病。在婚姻问题上，耶稣反对轻易的休妻和离婚。
相对于耶稣平等的男女观，早期基督教发展的关键人物保罗的言语更多的反映了犹太和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他一方面赞扬了和他一起为传教事业做出贡献的女性，另一方面他又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从。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可以说保罗的上述话语成了后世男尊女卑，认为女人是罪恶的开始。
中世纪教会的女性观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女性是与欲望、罪恶相联系的且比男性低等。另一种是对理想中完美女性的推崇。第一种观点我们可以从《圣经》中关于夏娃被撒旦所引诱而导致人类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这段描述中找到根源。中世纪一些著名教父的观点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点。奥古斯丁对婚姻给予了肯定，但是对女性的态度是负面的。他说:“女人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她是死亡之门，是毒蛇的信徒，是魔鬼的帮凶，是陷阱，是信徒们的灾星。她腐蚀圣徒，那危险的面孔使那些就快要成为天使的人功败垂成。”另一位神学大师阿奎那也认为女性由于天生的缺陷不适合讲道。在中世纪里对女性敌视并造成最严重后果的当属宗教裁判官雅各布·斯普伦格和海因里希·因斯提托里斯所写的《女巫之锤》了。在这本书以及类似作品的理论指导下，欧洲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女巫的活动。
中世纪对完美女性形象十分推崇，最典型的就是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她被认为是神圣的、有着一切理想中的道德品质，是完美女性的象征，与犯了原罪而成反面角色的夏娃相对应。在教会文学中有专门的圣母剧，关于圣母玛利亚的赞美诗也数量众多。最著名的是“万福玛丽亚”。在11世纪出现了被作为天主教基本经文的圣母经。后来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崇拜圣母的玫瑰经。英国在12世纪编辑了圣母的神迹故事集《金色传奇》和《英国南部故事传说集》。在13世纪的大学中广泛流传着专门献给玛利亚的诗篇和祈祷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大学的教师加兰的约翰的集子《海洋之星》，是圣母神迹故事的汇编。此外，文学作品中对虔诚的修女和贤惠的妻子也是比较推崇的。
基督教文学的女性观存在着以夏娃、女巫与玛利亚、修女为代表的对立的两种极端的观点。前者由男尊女卑的传统和基督教的原罪观所决定。后者以及早期基督教和耶稣的观点则代表了基督教作为普世性宗教要尽可能多的吸收教众的特点。这两种观点对当时其它形式的文学也有着可观的影响。
中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观探析论文 篇2
［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诞生之日起，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鲜明的政治性和巨大的颠覆性挑战着文学经典:在文学批评领域确立了性别范畴，在批评方法上实现了从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的范式转变，批评重心强调从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在批评特征上完成了从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范式嬗变。不仅促进了自身的理论建设，也预示了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性别范畴;话语模式;范式;嬗变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繁荣是女权运动从政治领域萌发并向文化和文学领域不断深化而结出的硕果。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先驱们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传统、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挑战以父权中心偏见为根基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Fhallogicentrism)。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与嬗变后，女性解放运动实践升华至女性研究理论，再反过来指导女性运动实践，逐步实现了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的共生、共栖，迅速完成了科学化和体制化进程。作为文学批评研究共同体在特定时期内广泛接受和遵守的理念系统，并由此形成独特研究传统、理论立场、学术目标、分析方法和术语体系等的文学批评范式，其转向和嬗变揭示着哲学观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革命性变迁过程，蕴含着基本价值观和世界观，从根本上决定了认知取向和实践态度。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在历经质疑与挑战、创新与突破后，实现了在文学批评中确立性别范畴、在方法论上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研究重心从强调文本到关注读者的转型，以及研究逻辑从同一性向差异性的变迁，彰显出女性主义在批评理论上的进取心和生产力，论证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从强调普适性价值、强调文学审美功能的现代范式嬗变到更倾向差异性价值观、挖掘文学政治性的后现代范式的趋势。
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性别范畴的确立
种族、性别、阶级，一直都是西方文学理论重点强调的三大重要差异范畴。作为最具历史溯源的差异事实，性别研究的历史伴随整个人类文明史，但长久以来人们对性别差异的意识通常是片面的、印象的、经验式的，并在生物本质主义的掩映下忽略了理论思考维度。女性主义的文化宗旨就是对传统的性别意识进行清理，揭示其文化塑造的秘诀，在重新认识差异的基础上，建立祛除父法魔力和权力之争的性别意识。［1］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态势不仅对父权制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还在突破理论话语层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将性别范畴提升到理论高度，改变了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界的边缘地位，并使之进入到理论话语核心，成为当代西方理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和批评界中引入并确立性别范畴是一项兼具颠覆性与建构性的双重任务。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作为业界翘楚，将被尘封和遗忘的女性作家重新引入人们的视线。她在奠定自己“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评论家”地位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LiteratureofTheirOwn:BritishWomenNovelistsfromBrontetoLessing，1977)中首次提出“女作家批评”(gynocriticism)［2］这一重要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学说，不仅梳理了英国女性文学传统，还创建了分析女性文学的批评框架。肖瓦尔特对奥斯汀、勃朗特、艾略特和沃尔夫等的作品重新进行梳理和解读，对文本疏离性进行研究，对他者和边缘视角给予关注。肖瓦尔特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填平这些文学里程碑之间的空隙和断裂，让人们懂得女性是如何在经受偏见、遭受压抑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并以此了解女性文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根由。
第一个系统地将两性关系与男权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论述并认定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属性”［3］的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在《性政治》(SexualPolitics)中对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Freud)、亨利米勒(HenryMiller)及D．H．劳伦斯等带来性解放的男性理论家和作家进行抨击，通过深刻剖析文学大师的性描写来揭示性问题的政治内涵，暴露出充满臆断的文学作品中的本质内容:性是权力话语的一维，彰显着父权制社会的强势支配观念。这也与后来福柯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中“真理由控制话语的人掌握”［4］不谋而合。米利特不仅抨击社会上一贯把顺从、被动视为女性与生俱来特征的观点，更率先引入女性阅读的视角，号召用女性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和思考男女角色的文本形象，激发女性从被动温顺型读者到主动批判型读者的意识转变，对传统的文学标准进行质疑，建立更多元化的全新文学史格局。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树和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的繁盛使得性别范畴终于凸显于文学领域，并上升到理论层面。此后无论是支持抑或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进行质疑，都已无法撼动性别意识在文学批评领域分野中占据一壁江山的事实。性别作为不同文化、不同文本、不同人群所面临的共同境遇，可以为文学、文化跨界体验提供媒介，使得散乱于不同时空、不同种族的各种思潮得以穿越彼此的疆土，在同一种规则下整合流变。女性主义意义上的性别范畴进入文学批评理论后，拓展出更加广泛的学术空间:文学标准的探讨、男性作家女性作家的比较研究、读者的性别角色、文体的确认与发展、文学史的编纂与出版等。性别范畴的确立不但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文化归宿，也在方法论上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性别范畴最初产生于女性主义土壤，但在不断发展与理论衍化中升高到批评方法和理论视域，在文学经验和文化生存中进行跨界阐释时开辟了更加广泛包容的空间。
二、批评方法论: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的范式转变
20世纪初，语言学全面征服了文学研究各领域。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拉康的符号学作为基本研究方法，注重考察语言的基本规则，侧重概括并分析各种抽象文本和文学语言规则系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得益于西方社会运动和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因此深受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和社会历史批评三大批评方法的影响，历经理论建设和实践分析，将其扩展为文学与理论的渊源，从语言、意识、世界三个维度探讨性别范畴的历史与现状。
曾经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度忽视理论溯源和建构，因此一直沦落为边缘性话语，无法介入主流理论话语。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极有渊源的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将符号学理论加以整合，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领域，并系统地在批评方法上驳斥了拉康的符号分析学。在个体认知过程中的符号阶段和象征阶段，拉康侧重的是语言习得和心理生成等形而上学普遍规律，而克里斯蒂娃驳斥了父法权威在象征、文化领域的精英主义论调，致力于分析男女主体性生成的不同，在意指实践过程强调本初原始驱动力的流动性和丰富性。
克里斯蒂娃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优化还体现于在当时盛行的理论中打开了缺口，引入社会历史维度，关注社会与历史并不是独立于文本之外的独立因素，它们本身就是文本整体的一个组成因素，成功地在文本符号研究中引入历时因素。显然，克里斯蒂娃的意义产生理论注重强调自我与他人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话语与社会历史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修正了主体在一切话语结构中的统治地位。［5］在对文本语言进行文化分析和心理分析方面，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秉承“女性是文化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并坚信写作可以颠覆叙述的既有传统:女性写作凭借身体与社会的和谐创造诗歌，破坏并重写她所洞察的社会实践［6］。西苏更关注思想范畴中对性的抑制与曲解，深信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一直管控着叙述语言的结构并形成哲学思想的主流话语。
她一方面抨击父权的主宰地位和对女性创造力的贬低，一方面提倡女性语言、女性写作，鼓励女性文本破除父权权威的固定思维模式。西苏试图展现另外一种女性秩序的景象，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描述，批判拉康对女性的忽视，她相信女性身体的节奏和情感为推翻父亲之名(name—of—the—father)的主宰提供了一种可能。［7］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对女性权力的呼吁和强调发展到对父权秩序的社会历史性批判，再进一步进化为改变理论话语模式，在抨击传统理论的同时深刻反省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各种文化之间漫步中完善自身的理论素养，在文学和理论之间纳入个体的生存经验及文化感悟，改变了理论话语过于阳春白雪而逐步脱离文学文本的趋势，探寻能够彼此沟通、理解的话语，从而改变了整个批评局面和理论生态。
三、批评重心: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
西方文论的发展在20世纪前半叶借助文本的权力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在意义生成中的互文性推向一个高峰，形成了阐释观念中的文本崇拜。到了20世纪下半期，读者批评理论开始盛行，读者作为批评理论的阐释主体一举崛起为意义生成中最受关注的环节。驱逐作者带来两种新的可能，一是作品自身被凸现为文学意义和解释为一根源;二是如果质疑作品自身的意义根源性的话，那么复数的读者就作为文学研究意义产生的主体被彰显出来。［8］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繁荣也历经了西方文论从作品到文本，再从强调作者到关注读者的重心转移，完成了从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
已经进入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批评以性别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对文本中父权逻辑的批判、对女性读者主体性建构的要求促成了文学体验的越界感，消除了文本与读者之间原本架构的藩篱，激发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自由度和灵活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曾经聚焦的焦点主要在隐喻意象、对文学经典的戏拟以及文本叙事的侧重点。文学作品中女性的卑贱、被动、癫狂等文本意象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看来无疑是父权逻辑加注于女性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压迫，因此女性主义批评致力于建立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号召读者留意批评视线在文本中形成的盲点，在阅读中体味父权语境。在写作过程中，女性主义批评通过女性第一人称叙事，从结构、语言、意象等不同方面为文本细读赋予不同的意义，批判了菲勒斯独白式男性中心文本策略，恢复真实的女性文学经验。
在阅读理论中，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针对传统的男性经典文本，在建构新秩序的尝试中力争建立读者的女性主体地位。对于女性文本的阅读，则以建立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诗学审美为目标，致力于从阅读现象到读者共同体、从阅读范式到读者女性主体地位、从接受美学到读者反映理论的转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其实正是性别范畴运用与批评理论的结果，为文学文本多元意义的阐释和合法化带来了前提，不仅在不同话语类型的文本之间建立了关联，也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生成了意义。从一元到多元，从客观到主客观互动，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闭合到开发，动摇了线性的现代范式，催生了非线性的后现代范式［9］。同时，作者和读者身份的不断转换，使得女性主义阅读在文学经验、生存体验、美学审美和文化融合之间达成了互动。
四、批评特征: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范式嬗变
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根基的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强调的基本观念是理性崇拜，这种相信理性是普遍适用的普适主义在文学价值上逐渐发展成一种同一性思维的极端模式，典型特征是以价值观的统一性为诉求，以消除差异和矛盾为手段，申述一元文化价值观的权威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历来是在对传统理论表达方式的抨击中倾注对经典和权威的深刻反省，力图改变理论话语中对父权秩序极度推崇的父权意识形态，在消除逻辑和术语中积淀的父权逻辑的同时采用差异性逻辑，挑战理论文体的传统话语方式。
女性第一人称作为话语主体是伍尔夫作品的一大特色，她常以隐喻代替概念，以虚构来取代逻辑述说女性的文学体验。朱丽叶米切尔(JulietMitchell)关注男女不平等的经济原因，认为女性受压迫和被剥削是从生产、生育、性行为和儿童社会化这四个领域来实现的。［10］从“去中心化”理念的解构到后殖民主义对文化身份观的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在用差异性逻辑来对文学研究进行新的思考。也正是女性主义在文学界的异军突起，使得性别、认同、他者、生态、族群等差异性概念在文学理论界流行起来，批评界也越来越关注少数族裔如何去获得及表征自身的文化权益。女性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孕育出女性主义的跨学科性特征，使得女性主义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对话交流机制。
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叶米歇尔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和性别、社会差异和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与主体性等进步观念引入文学批评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模式中揭示性征同性别身份认同之间内在联系的内容，发展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解析借鉴德里达、拉康及福柯的批评语言，发展出后结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叙事学克服了叙事学崇尚形式、疏离文本的缺陷，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研究提供科学客观的理论体系，避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色彩和主观性;关注种族问题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同后殖民话语结合后形成的新流派;不再局限于两性问题及眼前利益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将视野延伸到生态领域，发展出生态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从最初只关注文学批评的实践到关注差异性逻辑的转变，不仅扩宽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向度，也使得自身发展获得多重理论支撑，在与不同研究方法多维度的结合后其气势、规模和发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女性主义培养出的学者和专家已经遍布人文学科各个领域。
五、结语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本质上说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一种拷问与思索，以更开放、更冷静的思路，挑战世纪之交的平等观念，追求与传统习俗向左的个性自由，［11］在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拆解中确立了性别范畴;对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本质主义的批判，对他者和边缘视角怎样介入主流社会的关注，在方法论上实现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对文本疏离性的研究使得研究重心从强调文本转型到关注读者;多个领域的越界体验促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形式主义批评范式向更具综合性的文化批评范式转变。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嬗变的研究在更宽泛、更多元地重新认识女性文学的特质、梳理女性文学传统、彰显女性书写者主体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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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观探析论文 篇3
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诞生之日起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是在这一领域第一次确定了性别范畴，以其独特的视角对文学作品开展女性主义解读。由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颠覆性等方面的特点，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位置，为此，本文就围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式为主，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希望可以更明确这一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之中，起初是以男权为主的社会，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以反对歧视女性，使女性获得应有权利和社会地位的女权运动得以展开，这一项运动从萌芽兴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由于政治与文学之间是具有紧密相连的关系，在政治领域发展的女权运动，也反射到文学领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繁荣就是典型的代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传统、文学历史和文学作品等，针对其中不尊重女性、贬低女性等方面进行批评活动，在经历了发展之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现了在文学批评中确立性别范畴、在方法论中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变、研究中心从文本到关注读者转型等多个方面，为后续的发展奠定基础。任何理论在提出开始是不完善的，需要经过岁月的洗礼而不断完善化发展，比如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是经历了质疑、挑战、创新与突破之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为此，这一章节主要探讨的内容就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几大转变，以此来更明确这一方面的内容。
1.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确立了性别范畴
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是重点强调种族、性别、阶级这三大差异范畴的，其中性别研究作为最具有历史渊源的差异事实，在很长一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这一方面的认识呈现片面、经验式等方面的特点，同时在生物本质主义的影响下而忽略了理论的思考维度，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促使性别研究拥有了理论的思考维度，在对传统性别意识进行清理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文化塑造的秘诀。在以往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很多作家都是男性为主，而伊莱恩肖瓦尔特作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将被尘封和遗忘的女性作家重新引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首次提出了“女作家批评”，对奥斯汀、勃朗特、沃尔夫等作品重新进行梳理和解读，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填补文学里程碑之间的空隙和断裂，让读者能够更加明确女性是如何遭受偏见、压抑的情况下开展写作。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上对诸多性解放的男性理论家和作家进行抨击，不仅抨击社会认定女性与生俱来拥有顺从、被动的特征，而且更是引入女性阅读的视角，号召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来思考文学作品中男女角色的文本形象，激发女性从被动的读者思维向主动批评型读者思维转变，总的来说，以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提出、英美女性主义文学的繁盛，促使性别研究在文学领域逐渐凸显，并且上升到理论层面。
2.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语言模式转变为话语模式
在二十世纪初期，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语言学为主，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受到西方社会运动和后结构主义发展的影响，使得批评方法论从原先的语言模式向话语模式转变。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对于理论的溯源和建构是有所忽视的，因此，无法融入主流理论话语，而克里斯蒂娃将符号学理论加以整合，引入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中，并且系统的在批评方法上反驳了拉康的`符号分析学，强调分析男女主体性生成的不同，还对当时生成的理论打下缺口，引入社会历史维度，关注社会与历史不是独立于文本之外的因素，而是文本整体的一个组成因素，由此可见，克里斯蒂娃提出的理论中强调的是自我与他人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话语与社会历史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埃莱娜西苏对文本语言进行了文化分析和心理分析，更加关注的是思想领域对女性的抑制和曲解，一方面抨击父权的主宰地位对女性创造力的贬低，另一方面提倡女性语言，鼓励女性写作，试图展现另一种女性秩序的现象，总的来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批评方法论这一方面的转变，不仅是抨击了传统的理论，而且也深刻反省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文学和理论之间纳入个体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感悟，从而改变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整个批评局面和理论生态。
3.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文本细读模式向转变为读者反映理论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西方文论的发展借助文本的权力，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所生成的互文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从而形成了文本崇拜，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读者的批评理论开始盛行，读者作为批评理论中阐释主体，成为生成中最受关注的环节，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繁荣也历经了西方文论从作品到文本，再从强调读者到关注读者重心转移，完成了从文本细读模式向读者反映理论的范式转型。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关注的重点在于隐喻意象、对文学经典的细拟以及文本的叙事，到后来的发展中，文学作品中不乏出现卑贱、被动、癫狂等描写或者是形象，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点向建立女性主义价值取向、号召读者留意批评视线中形成的盲点。正是因为这一重点的转变，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来叙事，分别从结构、语言、意象等不同方面入手，来为文本的细读赋予不同的意义；而在阅读理论中，一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针对以男性为主的经典文本，在不断的尝试中争取建立读者的女性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针对女性主义经典文本，建立女性主义诗学审美为目标，实现从阅读现象到读者共同体、从阅读范式到读者女性主体地位、从接受美学到读者反映理论等方面的转变，总的来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批评重心方面的转移，从实质上来讲的话，就是性别范畴运用到实际批评理论的结果，为文学文本多元化意义的阐述以及合法化带来一定的前提，促使女性主义阅读在文学经验、生存体验、美学审美等多个方面达成了互动。
4.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转变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启蒙运动作为根基，在思想上强调的基本理念提倡的是理性崇拜，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就是以价值观的统一性为诉求，以消除差异和矛盾为手段，强调一元文化价值观的权威性，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是对传统理论的表达方式进行抨击，以及对经典权威进行深刻的反省，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原来的同一性逻辑向差异性逻辑的范式转变。女性与男性不同之处在于女性生来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促使女性主义具有跨学科性特征，就比如说，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叶米歇尔等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和性别、社会差异和社会意识形态、话语与主体性等进步观念融入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家费罗伊德在所写的精神分析模式中提出性征同性别身份认同之间内在联系的内容，发展出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后来在借鉴一些一些批评语言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后结构女性主义等，由此可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只关注文学批评的实践到关注差异性逻辑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拓宽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向度，而且也促使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加获得多层理论的支持，因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能够朝着更远、更广的方向发展，如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培养出来的学者和专家已经遍布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之中，从而得到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出现到发展，从本质上来讲的话，就是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一种拷问与思考，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整个西方文学中对不尊重女性、降低女性身份地位等方面的现象，以批评的形式来敲响社会对于女性要给与尊重的地位，因此，本文就针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上述论点的探讨，通过探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四大转变，以此来明确女性文学的特质、梳理女性文学传统、彰显出女性书写者主体地位等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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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观探析论文 篇4
西方对女性主义艺术研究的从历史起源发展过程，艺术主张与实践，影响与意义以及整个世界大艺术背景中进行整体性的评判与研究，对其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与未来性探索对艺术史来说都是一种补充与发展和完善。
西方艺术中的女性主义思潮源于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主义的传播。女权运动思潮的初级阶段是欧洲启蒙运动以后随着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产生出来的，其基本纲领是男女平等，认为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男尊女卑的现象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西方女权运动的第二个高峰期。其中对父权制思想展开最猛烈批判。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西方艺术中的女性主义思潮也形成和展开了。在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中，女性艺术家从女权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中获得自立自强的勇气和精神力量，获得了重新诠释这个世界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是进入80年代后，较之以前的不同是：她们从男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女权运动进行了批评和反思，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与女人的本性相冲突，“女权运动是女人的大敌”；她们研究性别的差异到底有多少是属于生理的，有多少是属于社会的。
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发展阶段一般将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传统的女性主义艺术史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艺术史两个阶段，传统的女性主义艺术史主要是强调两性差异的社会原因，其代表人物为琳达·诺克林；后现代女性主义艺术史主要是否定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的概念，而突出强调差异的绝对性，强调阶级、民族等因素，代表人物是葛内塞尔达·波洛克。
琳达·诺克林971年发表的《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拉开了艺术史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序幕。这是第一篇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总体地向传统艺术史发难的力作。诺克林的女性主义艺术史理论是女性主义艺术史得以存在的一个支点，她改变了传统艺术史研究的一些思维模式。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后现代思考模式在艺术史中的发展，使女性主义艺术史论家广泛采用多种理论和方法进行艺术史研究的实践，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涉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理论等，并逐渐形成了新一代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艺术史理论，其代表人物就是葛内塞尔达·波洛克。波洛克主张要重写而非改良艺术史，提出要从整个学科出发，改变研究范式。她认为不应仅把目光局限在艺术上，从而引入大量马克思主义。
美国女画家奥基弗的隐喻女性性器官的《黑色鸢尾花》成为女性主义艺术最早的经典之作。美国女艺术家朱迪·芝加哥的最有争议的作品《宴会》最集中体现了女性主义艺术对父权制文化所具有的颠覆力量和批判精神。这件作品在举办国际巡展时，得到了大量公众的认同。后现代女性主义艺术史同传统的女性主义艺术史比较，后现代女性主义艺术史更加激进和深刻。它已经不再是那种停留在评价式批评水平上的泛泛而谈，而是转而剖析同艺术、艺术生产及艺术观念等相关的女性在历史和意识形态中的地位问题。
无疑从一开始女性主义艺术史研究的中心范畴或者焦点就是性别。正是这一“性别”派生了五花八门其它的问题及其相关的'探究。需要稍加说明的是，“性别”既有纯生理的特征，也有心理的和社会文化的涵义。除去生物学因素所产生的相应经验之外，性别由于社会文化因素而产生的经验确实更加独特和深刻。
传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即七十年代前期和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有一种连续性，没有前期研究的充分积累，后期的研究恐怕亦是无法想象的。按照罗思（Moira Roth）的概括，早期研究的业绩或任务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发掘和展示过去以及当代的女性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作品；第二，发展一种新的描述艺术的语言，它既有论辩色彩又不无诗的惫味，与形式主义的东西保持相异的旨趣；第三，为女性创造的艺术确立一种历史和学说。显然，这三个方面很难说在早期就已做到了尽头。事实上，后期的研究还要顾及早期研究的某些方面，同时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在反叛了传统主义的某女性主义艺术史主要是否定传统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的概念，而突出强调差异的绝对性，强调阶级、民族等因素都扩展了艺术史的视角宽度与广度。
中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观探析论文 篇5
[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吴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吴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述者；叙事权威；弗吉尼亚·吴尔夫
《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吴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
一
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
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
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
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83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
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
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元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
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
二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吴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吴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吴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达洛威夫人》(1925)租《到灯塔去》(1927)同属吴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
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于人物的声音。
在《到灯塔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一个查特曼式“公开叙述者”的存在，因为总是有那么一个“拥有阐释权威的人把人物的思想转化成间接性的表达”。人物声音被压制甚至不被允许进行自我表述，这个穿插其中的叙述者不仅自己说，还替别人说，她成功地攫取了小说人物的发言权。作为“全权代表”的叙述者自由穿梭于众多人物的意识间，居高临下、冷漠超然地向读者讲述人物的所思所想，解释评论人物的一言一行。更有甚者，她还超越时空限制，成功观察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讲，小说打破了经典现代派小说对叙述者观察角度和认知能力的限制，获得了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才拥有的那种全知全能。
小说第一部分“窗口”围绕“量袜子”这一外部事件展开，参与其中的是拉姆齐夫人和她的儿子詹姆斯。在拉姆齐夫人“如果今天天气不好，我们就改天去(灯塔)”这样安慰性的话语后，她让詹姆斯站起来比比袜子是否够长。再过几行是，她心不在焉地告诉詹姆斯要一动不动地站好，可这小男孩还处于几分钟前母亲告诉他不能去灯塔的失望中，故而显得焦躁不安，腿不停地动来动去。跳过许多行，我们读到拉姆齐夫人对詹姆斯更加严厉的警告，这次詹姆斯听话了，拉姆齐夫人量了袜子，结果发现袜子太短了。这一外部事件在又一长时间中断后以拉姆齐夫人吻了吻儿子的额头并提议帮儿子另找插图来剪而结束：“拉姆齐夫人缓和刚才的严厉语气，举起他的额头吻了吻。‘让我们另外找一幅插图来剪吧’”。
在“量袜子”这一琐碎外部事件中，作者把许多人物的内心活动穿插其间。牵涉其中的不仅包括前面提及的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还包括诸如“人们”和“班各斯先生”等事件发生时不在场的人物。是谁在看拉姆齐夫人并得出结论“从未有人看起来如此悲伤”?又是谁在发表那些关于眼泪集结并于暗处掉下的模棱两可，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论。屋里除拉姆齐夫人和詹姆斯以外没有别人，显然那些言论不可能出自她们之口，也不可能是紧随其后开始讲话的“人们”发表的。既然如此，结论只能是：那些言论是叙述者的。
此外，“窗口”还有对其他一些次要外在事件的描述。这些事件与“量袜子”这一主要线索分属不同的时空，如电话交谈和修建房屋就发生在别的时间和空间。在“量袜子”事件开始不久，读者就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聆听班各斯先生在电话里和拉姆齐夫人关于火车、旅行的谈话。关于眼泪的那个段落已经把读者带离了他们所在的时空；而这段关于电话交谈的描述更是把读者带人一个无法确定、超越现实的空间。至此《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挣脱了人物聚焦，有限视角的束缚，获得了全知全能的观察角度和阐释能力，从而赋予作者以外露叙述权威。
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中，叙事者自由穿梭于不同身份、背景、年龄、心态的人物内心世界，对他们的内心活动、言行举止进行多角度观察、前方位报道和权威性评判。她时而进入莉莉·布里斯克的内心活动，时而穿梭到詹姆斯的童心世界，时而又陷入詹姆斯夫人的沉思苦想中。她知道詹姆斯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她也了解莉莉懂得了“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虽然叙述者试图通过自由直接引语把自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思想混成一团，让读者不易察觉到她的存在，可惜她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可直接越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叙述者“不存在”的幻觉消炭了，他们很难相信詹姆斯会说出“任何事物都是多方面的”这样与他实际年龄很不相称的话，也很难相信“爱情的脸谱千变万化”是莉莉本身对爱情的领悟。诸如此类的哲学式感悟和格言化表达又是用一般现在时(不同于用一般过去时来表达的人物思想和言行)、来表达并附着在加括号的小说人物上。这种时态上的差异拉开了小说叙述与人物的距离，而距离就意味着叙事权威。
事实上，《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暗度陈仓，把沉思、劝谕和预示这些过时的，不再为现代派小说接受的叙事手法置于深层文本中。她通过授权小说人物想什么，说什么而分享了传统全知全能型叙述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吴尔夫在这部小说的表层文本中消抹了叙述者，使其融入人物的意识里，在深层文本里却保留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叙述者形象。吴尔夫的叙述者就这样通过无所在而达到了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异口同声地使用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就建立了一种更高更大，无法复制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正是吴尔夫这样的女性作家向往和追求的。
三
自福楼拜开始；以詹姆斯倡导的，珀西·卢伯克支持的新的“间接和侧面”的叙事手法要求用小说人物的感受取代叙述者的“画外之音”。正如乔伊斯借《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迪得勒斯之口：所表达的那样：“理想的叙述者应该修炼到无声无形”。现代派小说理想的叙述者，和现实主义小说中公然暴露在读者面前对人物发号施令的“上帝”型叙述者不同，它藏于人物背后，引入不同人物的声音，对这些声音不加干涉，任其自由发展。
每一个人身边涌动着的流旋的生命力，一旦以其勃发之力注入每一个人，他们便会获得一种特有的、无形的美学生命，戏剧性的场面也就即此产生……艺术家就像创世的上帝，出现在自己亲手创造物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隐而不见，修炼达到无声无形，若无其事地修剪着自己的手指甲。
这样一种美学意识要求现代派小说的叙述者赋予读者一种“消抹”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对“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压制，对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交流的阻碍，以及对叙述立场外在标记的遮蔽”。
在《到灯塔去》这部现代派小说中，吴尔夫采用了人物聚焦的叙事，试图给读者一个“消抹”的幻觉，但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甚至任何纯粹聚焦于单一视点的叙事也没有。吴尔夫在小说的一、三部分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在第二部分里则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在公开叙事层面上，她力图让叙述者消融到人物的意识活动里，达到无所在的境地，但在隐蔽叙事层面上，她却保留了一个清晰的叙述者形象，从而构建了一个无所在却又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来帮助她本人获得叙事权威。吴尔夫缘何如此渴望得到外露作者权威，笔者认为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和女性主义立场里找到一些答案。
吴尔夫成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但这样一个家庭却没给她提供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的哥哥们可以上剑桥接受最正统的英国教育，而她只能呆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学习。长大后的她虽成了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却又不得不置身于并依靠着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先锋派的庇护。她对现代派小说里，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深感不满，也意识到那些患了“失语症”的女性群体有必要站出来发出自己_的声音。
和《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先生一样，吴尔夫本人对名声的消逝和死亡的威胁无法释怀。作为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渴望获得永久的名声，渴望和乔伊斯那样的现代派男性小说家齐名。同时她也深知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英国文学中，一个女性作家要获得这样的名声和地位是何其困难，但吴尔夫尝试并做到了。她不仅在现代派小说潮流里名垂青史，也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了自己的丰碑。对英国文学传统上白人男性独有叙事权威的靠拢和倚靠使得她牢固奠定了自己在一片诋毁女性现代派作家的现代派小说运动和一片批判男性的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双重重要位置。
当然，吴尔夫的创作历程和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也是分不开的。吴尔夫开始是一个旧女权主义者，坚持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权利。但是她很快就觉察到这种思想的局限，认识到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即使在家庭之外拥有了和男人平等的权利后，在家庭之内，特别是在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却更为艰难。于是，吴尔夫着手去解构男性政治思想即文化霸权，尝试着去确立书写历史的女性视角，从而成为新女权主义的思想先驱。难能可贵的是，吴尔夫没有让思想固化，而是走向了一种更加理想与和谐的女权主义阶段。因为吴尔夫认识到，在父权制社会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都是不自由的。而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消除一性对另一性的奴役为前提，必须以两性协调互动达到统一和谐为基础。于是她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著名的“双性同体”的理论。吴尔夫从最初片面强调男女法律上平等的旧女权主义开始，到20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去解构男性政治文化霸权、确立女性视角的新女权主义承接，以及最后强调在社会中男女的和谐发展所预示的20世纪90年代后女权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吴尔夫没有把获得选举、受教育等法律权利，也没有把女性获得思想文化的平等待遇视为最终目的，而是把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定为女权主义的最终目标。从她本人女性主义立场的发展变化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吴尔夫何以在《到灯塔去》中如此倚重男性小说家所持有的那种阐释和评价的叙事权威来使自己权威化。事实上，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
中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女性观探析论文 篇6
1、引言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不仅是印度著名的大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小说创作颇丰。他被称为“孟加拉短篇小说的开创者”。一位“在印度至今无人能与之相比的短篇小说大师”，并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泰戈尔的小说中，占据主人公位置的大多是女性，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个性。众多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印度妇女的方方而而，是理解泰戈尔小说的一把钥匙。
泰戈尔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不管是伐拉中温柔娴静的苏查丽姐，还是姐民中沙中的煎熬挣扎的维诺蒂妮，抑或是认生四幕中走向恐怖运动的艾拉，还是怀着关好的爱情理想却又不愿意委身于自己不爱的丈夫的古姆迪妮，这些女性都塑造得生动形象，充满了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对于信仰的追求。
泰戈尔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传统的印度女胜、受西方教育影响的新式印度女性以及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印度女性。泰戈尔曾在《两姐妹》中对女性人物给出了一种两分法:“女人有两种，一种是母亲式的，一种是情人式的如果可以用季节来作比，那么，母亲便是雨季。她赠给我们清水和鲜果……她使人富足。情人式的女人却像春天。
她非常神秘，充满了甜蜜的魅力使肉体和心灵都弹奏出无宇的音乐”。这两种特点在泰戈尔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都有体现，但是大体上来说，传统的印度女性形象是属于母亲式的，而现代的印度妇女形象则多是情人式的，至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印度女性形象则集中体现了两种力量的对比与碰撞。
2、传统印度女性形象
在泰戈尔眼里 “妇女天赋具有贞洁、谦恭、温顺的被动品质，他们比男人具有更大的自我牺牲力量。生命的潜力就是在妇女天生的被动性深处储藏着的。”传统的印度妇女形象无疑正是这种被动性最直接而生动的体现。
传统的印度女性受到种姓制和童婚制等腐朽的观念的影响，认为丈夫就是天神。操持家务，服侍丈夫，就是这些传统的印度妇女的主要任务，她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家庭献给了神一样的丈夫。我们以沙尔密拉《两姐妹》作为代表进行分析。
沙尔密拉把对丈夫的爱当成是生活中的头等的也是唯一的大事，事无巨细地照顾着丈夫的生活，大到打发不速之客小到寻找丈夫乱丢的钢笔都是她的工作或者说是生活。即使是丈夫为了忙自己的事业而疏远了她，她也仍然毫无怨言，用一颗慈母之心继续关爱着他。在她病危的时候居然想到让自己的妹妹代替自己照)顷丈夫，看到他们感情越来越好，她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在她身体恢复以后，看到陷入感情纠葛的妹妹和丈夫受着煎熬，选择用一颗宽大的心去容忍和接纳，只要是对丈夫好的事情，就算自己在痛苦也能默默忍受。她的爱如此的沉静，以至于劝说妹妹与自己同嫁一夫，这种博大而深沉的爱使得沙尔密拉的形象灼灼生辉。
当然还有梅姆娜《沉船》，阿霞勒姐《眼中沙》也属于此类妇女。对于这类女子我们不能责备她们没有思想没有自我，只是男人的附庸，其实她们也同样是女英雄，在她们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自己的位置，她们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丈夫，奉献给了家庭，正因为这样的无私奉献才能使得家务井井有条，家庭和睦关满。由此，不难看出，泰戈尔对这些有着传统关德的印度妇女怀有崇敬和赞美的感情。
3、新式印度女性形象
与传统的印度女性形象相比，有知识有修养，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印度女性形象应该更能反应泰戈尔的妇女观。由于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印度的妇女个人意识开始崛起，泰戈尔将妇女们在争取两性平等上做的艰苦斗一争投射在他塑造的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印度妇女形象上，突出了这些转型时期的妇女为了追求自己的权利，在家庭以及社会中所承受的双重压力。
泰戈尔创造了众多的印度新式妇女形象，绝拉中沉静博学的苏查丽姐，大胆奔放的拉丽姐;《一个女人的信》中仗义执言、激愤出走的姆丽纳尔;《沉船》中努力追求自己幸福的海敏丽妮，花圃》中热烈追求自己的爱情却也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的萨尔拉;《两姐妹》中活泼好动与姐姐成鲜明对比的鸟尔密拉以及划火生四幕》中参与恐怖组织的艾拉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我们选取一些做具体的分析。伐拉是泰戈尔中长篇小说中唯一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虽然戈拉是其中的主人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查丽姐，拉丽姐这两姐妹在情节发展，人物思想变化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苏查丽姐关丽端庄博学聪慧，以贤惠温柔在梵社社会中有着很高的声誉，但是她却敢反抗母亲以及梵社的人为她安排的与哈伦的婚姻，爱上一个印度教徒—戈拉，并且在戈拉的生命中掀起层层波澜。而她的妹妹拉丽姐又比姐姐更进步，她爱上印度教徒维纳耶，并且不顾母亲的反对，不顾梵社人的白眼，不顾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毅然的嫁给了他，在一个充满不理解甚至是被社会所不容的婚姻中坚强而快乐的生活。个女人的信 中的.姆丽纳尔在文章中以一个传统的反叛形象出现，她在婆家过着自顾自的生活。
泰戈尔曾说“在富有成就的作家的作品里，人们可以认识特殊的朋友，特殊的家族，特殊的社会或特殊的人类。”因此，在姐民中沙以及《四个人》中泰戈尔关注到了寡妇的问题。众所周知，印度的近代社会几乎是一部生产寡妇的机器，寡妇比例当居世界之首。
这是一个受人鄙视的人群，她们从来都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心中的苦闷也不是常人能理解的。但是在西方现代教育的影响之下，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社会意识的增强，这些寡妇开始体现出她们的个性，并且为其获得爱情和家庭的幸福而进行着斗一争。
维诺蒂妮《眼中沙》和达米妮《四个人》都是年轻貌关的寡妇，她们的形象丝毫不比泰戈尔笔下其他的现代女性逊色。维诺蒂妮以开朗，勤劳的形象赢得了莫汉德尔的爱情，但是当她发现她爱的是毕哈利时，她勇敢地追随着他的脚步到西部去找他，大胆地表达了她对毕哈利的爱情，在信中她写到“我的主，你胜利了，我再也不会反叛”。毕哈利被她的真诚所感动。
达米妮更加的大胆泼辣，但是她同样具有关好的品质，她对沙士吉的爱情由最初的情欲之爱转变为后来的自我奉献。为了让沙士吉能够继续追寻他的虔诚的宗教信仰，继续追寻精神的价值，她牺牲了自己的爱情。
这两个寡妇的形象反映了泰戈尔对于寡妇生存状态的思考，比起传统的印度妇女，维诺蒂妮和达米妮身上已经燃起了反抗的火种，她们对于爱情的渴望以及对与幸福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得其形象具有进步性，但是可以看出，她们的思想仍然受着传统陋习的毒害，寡妇不能改嫁仍是束缚其精神的沉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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