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焦虑：问题与对策焦虑：当下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时间：2021-08-07 13:08:04 社会文化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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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焦虑：问题与对策焦虑：当下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作者/郝宇青

　　在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和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各种压力和不确定性，许多社会成员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紧张心理。而且，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和现代化负面影响的累积，焦虑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心理状态，不断“传染”、弥漫到整个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不管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进城务工人员、“蚁族”，还是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抑或是从小、中、大学生到年轻白领，再到中年骨干，甚至是退休老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焦虑，严重影响到各个群体的幸福感。因此有学者认为，焦虑已经演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那么，产生社会焦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社会焦虑？以及如何有效化解焦虑？围绕这些问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联合召开了研讨会。现选发部分专家的发言，欢迎广大读者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主持人杜运泉

　　焦虑：当下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口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

　　在很大程度上，焦虑已经成为当下国人的一种普遍心态。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我个人的虚妄之论，而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根据一，《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其结果显示：焦虑已经成为当下国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

　　根据二，中华英才网在2010年对全国15个行业（IT、金融、制造业等）的1500余名企事业职员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

　　根据三，官方最主要的媒体——《人民日报》，在2011年5月5日的一篇评论中也有关于“焦虑”的判断：“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利益猛烈分化的时代，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茅舍样小房子旁边忽然耸立一座宫殿’等贫富、收入的反差，人们的心灵世界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焦虑、紧张、不安等情绪和心态也由之而生”。该评论还认为，在当下的中国，焦虑呈现出泛化的态势。

　　虽然焦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焦虑，但是，那只是表现为某一社会成员个体性的或部分人群的心理现象，而且一般情况下，他在经过自身的调整和反思后大都能够得到缓解：再不然的话，他可以借助于心理医生来进行干预和矫正，从而使他走出焦虑的困境。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焦虑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的范围，它已不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而是已经泛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从本质上看，焦虑是当下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期后几乎涉及所有人的一种迷茫、彷徨心态，它已经演化成为当下中国的社会病，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是因为焦虑折射出的问题的严重性。具体来说，有如下四大问题：

　　第一，分配危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是，到2010年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分配制度等原因，却也在制造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贫富悬殊的拉大，弱势群体的规模日增等不良状况。当下中国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而分配的危机又反过来加剧着焦虑。

　　弱势群体也是人，他们也渴望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但现实的残酷性使得他们常常为了生存而焦虑。而那些强势群体的人们生活得也不安生。他们时刻都在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问题，担心有一天被弱势群体“均贫富”。其实，强势群体的这种担心并不是他们多虑，而是有来自国内外的惨痛历史教训的。应该指出的是，在处置劳资冲突、劳资矛盾的问题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即为了劳资双方不至于在劳资冲突中两败俱伤，为了社会的和谐与共，国家在税收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向工人采取了妥协政策，从而使双方达成了和解，实现了共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强势群体并没有妥协的想法和步骤，只是一味地死守住自己的财富，甚至目前的状况还不能满足他们对于财富的欲望，他们还要进一步地与民争利。在这种情势之下，一方面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另一方面是双方都不安生——弱者是出于生存的叹息，强者是出于保护和增加财产的贪婪。

　　第二，价值危机。焦虑折射出当下中国出现了价值的危机，应该说，这是焦虑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问题。因为人之为人，不是只要有吃的、穿的和用的东西就够了，物质的东西只能满足物质性的本能需求，人还是需要精神的栖息地的，心灵总是需要停靠的港湾，这也是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其实，精神的栖息地和心灵的港湾是我们每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人也正是因为有了安身立命的价值，活着才有味道、有意义。然而，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奉行着一种经济发展至上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在价值领域，不仅未能相应地跟进，反而因价值建设的停滞而陷入了混乱之中。人们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可以皈依，也不知道皈依何种价值才是正确的，在精神生活领域处于虚空状态。活着也仅仅是为了活着，已成为不少国人的真实写照，即使他们活在五光十色、纸醉金迷之中，但一切犹如浮云，改变不了他们活得表面、肤浅、浮躁、迷茫、空虚的事实。他们几乎完全为物欲所操控，没有人生的方向。当一个人没有了方向，人生失去了意义，前途充满着不确定的时候，焦虑将如影随形。

　　当然，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从广义而言的，它不仅包括道德，还包括文化。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特别欣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观点：“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然而，我们的文化已处于沉沦之中。我们现在是一个有知识而无文化的时代。虽然在国家层面有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种各样的建设工程，有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突进，但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文化的发展，是大可怀疑的。由于文化具有统摄人们行为的作用，因而，文化的沉沦也就意味着人的沉沦，而人的沉沦则直接意味着社会的沉沦。

　　第三，政治生活危机。焦虑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活遭遇到了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政治参与危机。人是政治的动物，必然要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然而，就当下国人的政治参与状况而言，却并不乐观。这一方面表现为形式化的政治参与过多，并不能真正表达民意；另一方面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太少，因而容易形成政治参与的爆炸，到最后形成非理性的、体制外的表达。（2）政治态度危机。目前在中国弥漫着不信任的空气。从一定意义上看，不信任意味着怀疑和猜忌，甚至敌视，意味着对国家和社会的认知失调，意味着政治沟通渠道的不畅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意味着政治环境失去了可依赖感、稳定感和安全感。而在不信任的政治态度的影响和支配下，涌动着的是冷漠、憎恨，甚至是反社会的不良情绪。（3）干群关系危机。本来，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一大法宝，干群关系一直被视为鱼水关系。然而，目前我国的干群关系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处于恶化的状态之中。许多政府官员不信任、不理解、不关心群众，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公仆”身份，甚至有的官员直接把老百姓看作是“刁民”。其实，官员把群众看作是“刁民”本身就反映了当下官员群体的焦虑心态：他们把群众的上访、集会等一古脑看作是“无理取闹”，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和升迁，所以他们苦恼，然而，他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认真地考虑过作为弱势群体的.民众还在为生存而焦虑呢？

　　第四，身份认同危机．身份是一个人的符号，是其社会地位的象征。一个社会的存在离不开分工与合作，而有分工与合作就会形成不同的身份。安分守己一向是我国的传统美德，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却出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或者说，人们在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这种为身份而生的焦虑有一个前提：不停的变动和不确定性。我国正处于快速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这一过程的特征恰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分明的，不停的变动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特征。在这一特征支配下，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变得不确定起来。这表现在两个矛盾的方面：

　　（1）身份失去了边界，一切皆有可能：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别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竞争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竞争是一件好事，它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然而，本该有序合理的竞争，在我国却演变成了一种没有道德底线的恶性竞争。有句俗话叫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于是在发财梦的诱使下，人人都变成了冒险家，什么事情都敢做，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甚至完全忘记了本职工作是什么。有一段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虽然这段顺口溜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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