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论文

时间：2021-09-06 08:58:36 社会科学论文我要投稿

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论文

　　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20世纪后期算得上引领西方学术思潮的大手笔了，只是直到世纪末，在各流派纷呈的多彩图景中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才渐入国人视野，但由于国内主流知识界先入为主地将SSK定位在了反科学思潮上，抱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加之解读文本的实际难度，恐怕只有少数学人愿意仔细了解他们的具体主张。包括至今硝烟未尽的这场“科学大战”，人们更热中于谈论战争的氛围，而不是争论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建构”已经被人们作为时髦语汇广而用之，但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诸纲领相比，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建构论似乎有被国内学界“黑箱化”的倾向，也缺少适当范围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争鸣。

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论文

　　那么，借用SSK的语言，SSK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场域，采用何种话语系统展开他们的理论体系的，他们所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如何，他们真正的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抱负是什么？他们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的辩护策略是什么？显然，系统回答这些问题是有相当大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SSK的研究者本身是一个边界相当模糊的群体，而且内部歧见甚大，反对者阵营也难以达成共识，形成有效合力在学理上对其进行深入批判。但是，透过霍桂桓、鲁旭东、刘华杰等国内几位有见地的学者精心设计的《知识与社会译丛》中SSK的几位先锋派人物的纲领性文本，我们有可能聚焦于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追问。

　　一、SSK的智力资源：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SSK的倡导者无疑是20世纪反叛传统之一族。与西方思潮中以考察科学为对象的其他纲领不同的显著特征是，他们是聚焦于微观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实践活动，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的经验研究。SSK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或者热衷于论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致力于祛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实践的无功利性的神秘。一些人从人类学家视野观察科学家在干什么和他们声称在干什么，强调以局外人的眼光和术语真实描述实验室生活；另一些人则关注如何从与境和“行动者网络范畴”，理解和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一批案例分析者们试图剖析科学争论是如何面对社会-文化这一“终极法庭”的，说明科学权威和专家统治的形成如何是利益驱动的…… 。如果仔细检视SSK最核心的理论主张，至少可以看到，在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时，他们充分借重了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理论、库恩科学哲学和解释学方法几大智力资源，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开战，即SSK学者声称的“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1. 科学知识能免于社会学诘难吗？

　　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大多数知识社会学家采纳了舍夫勒所称的“某种形式的标准科学观”，这种观点包含四项核心假定：自然界具有一致性；可以明确区分事实和理论，并且它们具有不同的认识论特征；科学观察是不带偏见的对客观事实的单纯关注；存在对科学主张做出评价的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则。

　　在SSK学者看来，正是在这种标准科学观的引导下，传统知识社会学一直把科学知识视为具有认识论特权地位的真理体系。因此，自舍勒创立“知识社会学”起，虽然如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曾将社会学理论用于科学知识的分析，但最终所获得的结论是，与文学、艺术或伦理、宗教等其他知识形态相比，科学知识是不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可以分析客观世界解释的社会条件，也可以分析客观知识的社会影响，但不能分析科学知识自身的形式和内容，科学的结论完全是由自然界决定的，科学知识理应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免于社会学诘难。虽然默顿学派首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先河，但研究的也仅是一种科学体制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四大基本原则指导下运行良好的社会建制，一如默顿本人所言，“科学社会学一贯和永恒的主题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信守的价值和规范的复合体”，他所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组织的规范结构，并未企图对科学知识自身进行深层剖析。

　　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在反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浪潮冲击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类文化的和理论的困境。究竟是要寻求一种普遍理论，还是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知识社会学在所谓“认识论的两难”中终于引发了后实证主义变革。在讥讽着前辈们执著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理论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返顾地转向了与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这种关头，社会学中能够取代缺场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建构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把信念和权力这种非经验事实的东西提升为可以证实和证伪理论的力量。因此，在这种与境下，对于作为知识典范的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深度怀疑和批判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但是，如理查德怀特利指出的，令后实证主义者不满的是，直到70年代，在社会学家看来，科学的知识内容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因此，大卫布鲁尔宣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自始至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无疑只是一种贫乏的社会学。于是，知识社会理论的后实证主义变革与对科学标准观点的“修正”合流，破解被默顿学派“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就被看作是社会学家一项“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了。而SSK的倡导者要指出，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是决定性的，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和超越的，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只能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作经验主义的说明，以揭示科学知识究竟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按照如此抱负，诸如 “科学能否接近真理”？“科学理论如何与实在相符”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就自然转换成了社会学问题：“科学家共同体是如何建构像事实一样的知识的”？“科学家如何通过协商，生产出作为知识的可被社会接受的关于自然的信念”？……

　　2. “自然之镜”的破碎与相对主义的激进解读

　　瓦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家所坚持的“科学是例外”这一假设之最大的外部力量，事实上是传统科学观受到了自蒯因以来的某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的质疑，特别是经过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的阐释后，真理的与境化和多元化主张打开了科学事业通往非理性主义的大门，也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供了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智力之源。在他们看来，以往建立在自然界的一致性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主张都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依他们之见，科学事实的陈述已被证明依赖于推测性理论假设；观察已被证明受语言框架的指导；逻辑和经验证据对科学理论的不非决定性已经蕴涵着对于科学主张判定标准的可变性；科学家信念的`多样性要求科学的内容和意义将不断根据语境和社会背景重新解释。因此，正是科学标准的不确定性、科学基本主张的非决定性、科学结论对社会符号资源的依赖性这一切，说明科学的结论不仅仅受自然界影响，而更多地是社会产生的。于是，SSK的倡导者主张，长期被误导的“科学是自然之镜”的单一观念，必须接受相对主义观念的修正，而代之以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多结构复合观念。

　　这种修正的观念无疑还源于对库恩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哲学义蕴的激进解读。库恩关于不同共同体中科学认知标准的不同、概念意义的变迁、以及世界观差异的理论，的确为世人“提供了柔性的解释资源，使社会学家可以用极为不同的方式利用它”，尽管库恩后期一再否认他早期引入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包含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激进主义解释者看到的却正是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蕴涵的革命性，他们将其视作库恩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也因此被当作SSK 相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基础。何况库恩确实还曾明确指出，经验和观察材料并非科学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一个科学家会去寻找什么证据和认真地使用它，是由他心目中的理论决定的。经验的真正功能不是检验理论，理论往往在支持它的经验事实出现之前就被人们接受了。对于已被接受的理论，人们往往注意那些能证实它的证据，而对反对它的证据却视而不见。

　　如果经验证据不是理论得以确立的仲裁，科学术语和科学命题的意义依赖于它们所在的整个观念系统，就难以判定任何两个理论是对立的，或者是与事实陈述不相符的。表面上看似相同的陈述，在不同的理论参考框架中可能具有不同意义，分享共同的解释框架才是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运用不同分析框架的科学家会去考察不同的世界，一旦共同体一致的解释框架解体，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沟通。因此，如果自然界不是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主观框架不可避免地介入科学认知过程，实验证据和逻辑分析不能判定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更为优越，就没有理由以一种自然信念排斥另一种自然信念，也就只有依赖社会文化的信念、共同体的协商机制和科学权威的话语权力了，于是，科学理论的选择就失去了真正的理性之维，科学知识就必然是由社会强决定的了。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不是在社会学体制下产生的，也不是职业科学哲学家的独创，SSK阵营中的研究者也不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更多的是曾受过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训练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但正是在热衷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方面的“家族相似”，决定了他们相同的理论诉求，特别是他们独有的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视域和相对主义哲学倾向是构建SSK理论体系共享的智力资源。

　　二、SSK的方法论利器：科学解释学

　　究竟何为科学知识？一直以来是大有争议的问题。从科学知识“是被经验证实了的科学结论”、“是没有认识主体的客观知识”，到“是科学文献档案中积累的知识”，直到SSK的“科学知识是可被社会接受的信念”……，体现了各路知识论者完全不同的主张。但是，科学知识是有意义的，科学知识是可理解的，这一点显然是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就是在寻求可理解的对于世界的解释模型，区别只在于这种模型是自然之镜还是理论构造或社会协商之物。SSK试图对科学知识黑箱进行双重破解的重要利器之一是解释学哲学方法。

　　狄尔泰最初创立解释学，并宣称“我们解释自然，我们理解精神”时，原本是要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将解释当作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随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在解释学内部的争论，推进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当海德格尔声称解释学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后，解释已不单纯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成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变成实际存在的事实的自我解释了。而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在于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与纯粹科学技术理性相区别的“实践智慧”。SSK的理论家们显然深得解释学一路发展所提供的思想精髓，而且在不同与境中采取不同取向加以灵活运用，他们相信，运用解释学说明科学知识是得出社会建构论的一条有效途径。

　　解释学主张的与境关联和所宣称的重建意义，甚至创造意义的功能，恰是SSK引入社会向度解构科学知识所必需的，与境主义解释学的一种立场就是强调解释的情境关联，强调任何特定的文本都是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境遇中通过语言形式完成的。同时解释学也强调，由于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行动者本身不可避免地是负荷意向性的，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认识主体重建知识及其内在意向的过程，就是重建意义图景的过程。只有经过这种意义重建的过程，知识所提供的语义图景、行动者内在的意向与认识主体的价值趋向才能相统一，而在共同体中这种重建的意义又是主体间可通达的。于是，依照扩张到科学知识领域的解释学，对科学世界作内在意义的解释也如同对其他人文社会世界意义进行解释，就不需要任何先验的假定了。

　　既然不存在制约人类理性活动的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以共享的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就不是从世界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世界的。既然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时间和地域有所变化，就没有任何一种信念是唯一合理的或是唯一真理，SSK把这一点称为“自然信念的多样性”。马尔凯和卡林诺尔-塞蒂纳具体分析了描述自然图景的科学家话语和文本对情境的依赖。在他们看来，对同一事件，不仅不同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即使同一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不同语境有所改变，甚至还会由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变化。SSK的任务就是说明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解释实践，并表明这些解释程序如何随社会情境而变化，以及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如何是社会产生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的。”

　　三、 SSK的辩护策略：关注科学实践的经验主义

　　在SSK的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的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中，随处可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方略大抵是：以经验替代理性；以具体场景的现实深描取代普适的典范模型；以针对个案的解释学取缔对认知真理的单方诉求；以共识和文化信念阻断对自然界客观性的通达。因为他们坚信，通过历史案例的考察、通过科学争论的研究、通过实验室生活透视，以及通过科学话语的分析，可以准确地将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一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本身就是支持相对主义建构论假说，而不支持理性主义实在论假说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他们又声称自己的基本主张是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种运用科学的术语，以客观的、理性的姿态理解科学活动的努力，强调SSK的工作也具有标准科学的可重复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只是其文化目标是为了沟通“两种文化”而已。依我们之见，要深入分析SSK的理论脉络及其有内在逻辑缺陷的辩护策略，就必须将SSK的知识社会学抱负和他们的认识论哲学抱负区分开来。

　　1. SSK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

　　首先，SSK引入社会学纬度说明科学知识，其不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把一种建构论与经验主义联系起来，不把“证据的不完全决定性”、“观察渗透理论”等问题当作纯哲学争论，而是倡导一种自然主义手法，试图通过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来代替先验的理性思辩，去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希望以经验社会学进路取代抽象哲学的进路。而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讲，与其说SSK采取的是一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和经验相对主义，不如说，是通过建立相对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反驳传统的认识论，其真正的哲学旨趣或抱负是企图张扬一种集体主义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他们认为，深入考察科学实践对于理解科学知识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分析来确立，还需要用社会学的分析来考虑他们的集体劳动和表现。而且他们相信，以自然主义视角将科学实践看作一种文化形态，将推进从认识论角度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的探讨，而这显然是关于学院科学的强势社会学几乎不曾涉及的。

　　事实上，“相对主义”一词在SSK的研究中一向有三重义蕴：（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准则；（2）对科学实践进行经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3）认识论上的一种哲学信条。那么，他们为包含这三重义蕴的相对主义纲领提供的辩护策略究竟是什么？

　　如果SSK学者采取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主义，不会引起主流科学哲学家那么强烈的非议，关键是第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确实对人们一直以来秉持的标准立场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是引起90年代科学大战中某些科学家对SSK激烈批判的根源所在。仔细解读SSK先锋派人物的经典文本不难看出，SSK在其理论和元理论的不同系统中事实上对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采取了不同的辩护策略，即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理论说明时，坚持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策略，在寻求“科学知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哲学基础时，除了某种激进的工具主义策略外，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辩护策略。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SSK的社会学辩护策略和哲学辩护策略。

　　2. 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辩护策略

　　首先，必须明确，布鲁尔和他的追随者最初的理论实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替代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知识哲学，而是以一种微观经验研究进路，把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哲学转化成一门经验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不是与理性主义或实在论相对立的，而是一种避免实证论偏见的方法论策略。他们自己也声称，相对主义强纲领所主张的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等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SSK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原则。巴恩斯和布鲁尔特别强调，这种方法论原则的意义在于揭示，“所有的信念、就其可信性原因来讲完全都是等价的。这并不是说，所有信念都是同样真实或同样虚假的，而是无论其真假与否，他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应当使视为有疑问的。我们准备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应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研究，必须通过找出信念可信性的特殊的、局部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SSK之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已经告诉人们，“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SSK的研究者则是要更一般地通过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手法揭示，科学知识如同其他知识一样是负载利益、负载文化、负载实践、负载情境的。诺尔-塞蒂纳和拉图尔正是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出发，对于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经验研究，揭示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这种建构，一方面是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一方面是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制造知识》和《实验室生活》正是对于SSK方法论相对主义策略的具体实施。巴恩斯在《局外人看科学》中也指出，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当今科学中已经确立的关于科学的观念，大多是从科学家报告的情境中，并以这些情境为基础塑造的。常规科学并不总是诉诸直接的观察这一终极法庭的，而是诉诸从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科学专业中的科学权威，甚至是由专家统治的社会裁定的。

　　而最重要的是，SSK反复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它既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经验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通过经验证据的支持而获得其合理性的。

　　3. 追求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

　　依照传统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应当区分“理性模型和社会模型”的，但布鲁尔认为，存在一种自然理性的理论，使自然主义的社会模型并不与理性模型冲突。为了获得哲学上的立论基础，也为了将其理论纳入科学的一部分，除了某种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策略外，SSK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尽管SSK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的因果关联，强调的是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知识建构的介入。但其领袖人物却反复辩解说，“相对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而是绝对主义。” “总的来说，科学和常识一样，是诉诸因果关系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时常还是还原论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它是与目的论、拟人论以及超验的东西是对立的。” 1996年布鲁尔、巴恩斯和亨利合著了《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提出了一种有限主义理论为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辩护，在我们看来，这一次的辩护显然采取了一种借重理性的策略。他们认为，“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因为它包含了可以运用于它自身的科学方法”。

　　SSK认为，虽然“知识”的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但知识所“分享”的东西确实存在，只是这种分享并不是柏拉图分享“理念”意义上的分享。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正是社会本身。“如果我们极其珍视的那些科学成就不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而存在。”

　　实际上，在SSK那里，解释学的与境理解并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为了摆脱认识论两难，他们反对断然的二分：要么接受永恒的非历史的合理性标准（纯粹的客观主义），要么接受随意的社会标准和实践（绝对的相对主义），而他们企图寻求第三种道路，或称第三种替代物。在我们看来，是在寻找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实际上相当于他们宣称的“植根于科学实践的自然理性”。实际上，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也贯彻着类似的信念：主观性和情境在现实中创造了人们所拥有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这些规范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方法中，普遍性和祛个人的规范都是可能的。”这种规范恰是SSK所寻求的集体主义的认识论的客观基础。但是，同样可以断定的是，SSK的自然理性并非真正意义的伽达默尔式的实践理性，以这种自然理性为SSK作哲学辩护也不免牵强。

　　科学知识社会学各派人物在放弃了基于科学真理的实证主义，放弃了基于数学和逻辑分析的理性之梦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仍然还是想把理性当作最后的希望，把科学进步当作现实的可能。只是他们一方面不无遗憾地看着非理性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无孔不入，一方面仍然试图理性地展示非理性是如何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运作，又是如何产生各种科学成果的。实际上，他们是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深植于科学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路线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入的与境解释，并未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而且在辩护中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某种理性的力量，这恐怕也是当今整个西方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论不能摆脱的一种理论境遇。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SSK虽然更加关注了科学实践的社会纬度，扩展了相对主义知识论的意含，但这种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最大危机显然是对于科学规范性和科学统一性的破坏，也无法内在一致地解释自17世纪以来，科学的社会建制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尽管SSK对我们的标准观念发起了挑战，而且许多论断未免武断激进，甚至在SSK的经典表述中会看到“自然界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荒谬说法，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SSK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使我们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时，不再无视社会情境的作用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认知过程，这是后学院科学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SSK相对主义强纲领的提出，有其不同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而且是与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背景密切关联的，我们仅仅用传统科学哲学的观念对其社会学分析进行批判，的确有一定的局限。合理的做法是，将它放在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的学术文化与境中审视其具体的理论主张及其渊源。同时认识到，任何主张的辩护策略是与理论体系密不可分的，仔细剖析理论主张和辩护证据才能获得对于一种理论的完整理解。《知识与社会译丛》至少提供了我们深入了解SSK基本主张和辩护策略的纲领性文本，使我们可以从中发掘SSK学者最初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和场景，并达到对于这一理论内核的深层透视，也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学理上的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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