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我国史学的影响论文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当代史学工作者坚持唯物史 观，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的结果，同时也是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的结果。事实表明 ，坚持唯物史观与吸收西方新学理之间并没有矛盾，只有不断地从西方新学理中吸取新 的营养，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一、“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战略力量的变化，史学方面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倾 向，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全球史观”的兴起。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是首先提出全球史观的学者。他在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 史学》中最先提出全球史观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 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野投射 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因此历 史学家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这是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 界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家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应该有一种“全球性眼光”，世界史 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历史的总合。
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注：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 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现代世界体 系的起源和历史发展。作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历史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 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世界体系”又是 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 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种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他的 著作在国外引起广泛关注，已译成多种文字出版。1987年沃勒斯坦来华讲学，把《现代 世界体系》1-3卷赠送给北京大学，还为该书中文版写了序言。
美国西北大学阿布—卢格霍特的《欧洲霸权之前：公元1250—1350的世界体系》，重 构了13世纪的前现代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有平等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关系，各部分之 间互相依赖。中国和中东是中心，东亚、东南亚、意大利是半边缘，西欧是边缘。而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世界中的东方》则重构了1400— 1800年的世界体系。他认为，世界体系的存在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亚、欧、非三 洲之间，通过移民、贸易、联盟、战争和文化交流连为一起，世界体系内部存在周期性 的中心和边缘的相互转移。这两部著作在重构世界体系、批判欧洲中心史观和阐释西方 的兴起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前的世界》、《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1992年出版，1999年新1版。)也是体现西方学者全球史观的一部重要著作。他把全书 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册。作者在书中采用一种全新的 史学观点和方法，即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 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 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历史运动、历史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和影响。他的著作，改变了世界史研究和撰写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取向，确立了运用全 球观点、包含全球内容的世界史新取向；改变了世界史撰写的国别史、地区史拼凑组合 的方法，确立了把世界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整体性或全球性的研究方法。该书现在已经 成为我国大学历史系的重要参考教材。他的另一部著作《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兴起 》(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3年。) 也在中国读者中具有一定影响。
与战后西方史学界这种寻求以全球史观的理论和方法重新改写世界历史的潮流相呼应 ，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已经观察到西方史学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 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这种新的历史观。他提出，世界史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学科， 其指向是考察人类社会怎样由原始、孤立、分散的状态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整个世界 成为一体的过程，其研究方法是以世界为一全局，对其进行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作跨国 别跨地区的综合考察。
最能体现吴于廑提出的新的历史理论的著作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多卷本《世界史 》。(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世界史·近代史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世界史·现代史编》，高等教 育出版社，1994年。)在这部《世界史》的《总序》中，吴于廑依照马克思关于“世界 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思想，指出世界历史不是各民 族、各国家、各地区或者按形态学派的说法各文明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的发 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所谓纵向发展，就是指人类物 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 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 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在这两个方面，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 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也能促进和深化 纵向发展。吴于廑指出：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 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
到80年代后期，吴于廑的历史观点在史学界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以吴于廑为顾问 、湖北湖南七院校历史系教师集体编写的5卷本《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史》就体现了 宏观整体的世界史观。另如马克ｙáｏ@①主编的《世界历史·中古部分》虽然是断代 史，但也体现了这种观点。(注：《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 9-1990年；马克ｙáｏ@①：《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中国学者王正毅在沃勒斯坦教授的指导下写出《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 的发展》一书就体现了世界体系的思想，而后来的《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一书，则全面 论述了世界体系论的理论与方法。(注：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 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 。)该书不仅论述了世界体系论的兴起，全面介绍了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和方法，阐述了 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和争论，而且还对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沃勒 斯坦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他说：“世界体系分析呼吁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 向，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那将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它根植于世界 所有主要地区，并在世界各地根深叶茂。这将使我们能够摈弃任何学者个人，甚至任何 学者群体的著作中必然持有的各种偏见。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传统以及世界1/4 人口的国家，在建构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中肯定起核心作用。”(注：王正毅：《世界 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序言第2页。)
二、“长时段”理论
“长时段”理论是年鉴学派的重要理论。第二代核心人物布罗代尔在他的成名之作《 地中海和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这种理论，1958年在他的著 名论文《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又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在《15至18世纪的物 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等著作中也体现了这种思想。他反对用 单一的时间量度衡量历史，提出了三种时间层次：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是 以世纪作为基本度量单位，历史学家可以从该时代的地理环境、气候、人口的变化、人 们的心态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中来观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中的变 动。此后，“长时段”与“结构”的概念成为法国战后历史学的重要概念，影响了整整 一代史学家，年鉴派的一些史学名著就是在“长时段”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
“长时段”理论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的问题，它体现了法国年鉴派史家对整个历史学 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历史学是所有可能的历史的总合，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 角度出发的考察集成。”布罗代尔说得好：“难道历史学作为不同时间观念的辩证法， 不正是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实在，从而就解释了过去也解释了现在么 !”(注：布罗代尔：《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和史 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7页。)他提醒历史学家：不要仅仅从事短时段的 思考，把今天的头条新闻看成是时代的典型特征，更要注意那些“在沉默中运动着的东 西”，因为它“标志着某些在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的和只是缓慢地衰亡着的特定实在，一 些特别长命的结构，已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
在中国学者逐渐接触了年鉴派的理论以后，“长时段”的理论便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内影响更大，可以说这种总体史观对于中国社 会史范式的建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可以启发 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史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可以研究社会结构在长时段里面的根本 特点，从而对于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晁福林《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 代》副标题即明确表明是“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作者认为，“长时段”理论 对于先秦社会形态乃至整个中国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所论证的中国古史的 “氏族时代”，就是一个“长时段”的问题。他认为，对于社会形态的问题，半个世纪 以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而其根本所在，应当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而从社会结构 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当是与编户齐民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漫长的时代 。它滥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有了充分的发展，至西周春 秋时期社会上大量涌现宗族，氏族时代进入了新阶段，氏族时代在战国时期临近尾声， 秦王政统一六国标志着氏族时代的终结。作者把“氏族时代”作为一个“长时段”的问 题来研究，这样就抓住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说，“氏族时代 ”与由野蛮向文明迈进不相联系，这是与西方古代社会不同的，即野蛮与文明的分界并 不是氏族时代结束的标识，在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氏族不仅长期 存在，而且还有发展。(注：晁福林：《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用长时段理论的 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晁福林所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需要进行进 一步的研究和论证。然而，作者运用“长时段”的理论进行的探索，确实是开辟了认识 这个问题的一条新思路。
这种长时段的观点给了中国学者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 影响，一批富有新鲜气息的史学论著在近年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三、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促进我国现代化史学研究
现代化的研究首先兴起于西方，我国学者在进行现代化研究特别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研究中，自然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的美国现 代化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亨廷顿的 政治现代化理论，英格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论，以及对西方主流发展理论提出挑战 和背叛的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等人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都是现代化研 究者关心的理论。罗荣渠曾主编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撰写的论文集《现代化理论与历史 经验的再研讨》；此外，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日本和 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布莱克选编的论文集《比较现代化》， 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等也与中国读者见了面；谢立中、孙立平主编的《二十 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则使人们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美国学者布莱克的现代化理论受到我国学者特别的关注。罗荣渠指出：布莱克理论的 一大特色是把现代化的社会现象归结为世界历史范畴，高屋建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 进程中提出现代化的问题。布莱克采用比较史学方法对现代化进程进行全球性的历史透 视是他的著作的重要特色。在《现代化的动力》中曾对全世界175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 状况进行分析比较。
在借鉴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同时，我国学者也在探索建立自己的现代化研究理论。 罗荣渠提出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构想值得特别关注，他总结了西方自二 战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研究热潮中出现的诸多的现代化理论，以唯物史观 重新构造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这些理论成果体现在他的《现代化新论》 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中。(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力图阐明现代化的动力问题，提出了“社会进步 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在以生产力作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理论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了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认为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并不是划一的、同等的。历史发展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在对第三世界后发达国 家的现代化作历史的定位，特别是对100多年来近代中国艰难的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新的 阐释。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启动的环境、条件和困难等进行了考察，力图说明第 三世界国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模式，必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的道路。
为了深入进行现代化研究，首先必须放眼世界，从世界的整体的角度来认识这样一个 历史进程。现代化的研究首先就必须研究发达国家是如何走过这一历程的。丁建弘所主 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注：丁建弘主编《发达 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全面 研究和论述发达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各阶段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互补作 用和对世界影响的专著。该书除了从总体上分析了西欧的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外，还分专 题论述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特点。 《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丛书》是着力探讨西方国家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现 代化的过程、方法和经验教训的一套丛书，涉及到西方诸多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由于文 化环境的不同，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这种多视角、全方位的观察，使现 代化研究更加富有特色。(注：《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丛书》是辽海出版社出 版的一套反映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丛书，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日 本、俄国、瑞士等分册。)
在对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行宏观考察的过程中，也需要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新的考 察。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 、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 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清末的立宪改革，以至近代的工商业、商会、学堂、 文化、社会风尚问题，包括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的问题，都可以进行整体的研究。 有的学者从某一特定方面来研究现代化问题，如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近代中国的市场 、商会、晚清的改革、近代教育发展、城市发展、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等方面来研 究现代化的问题。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注：吴承明：《中国的现代 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年。)一书考察了16世纪以来 数百年间中国的市场、物价、人口与耕地、税收、货币、社会和思想等各方面的变迁情 况。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深入探讨了商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商会的内部关系、 外部关系，商会的功能与作用等问题，着重论述了商会与资产阶级自身现代化的问题与 商会在早期现代化中的作用。
研究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是我国学者对现代化的宏观研究的 另一个重点。二战以后出现的新的世界性的现代化大浪潮扩大到亚、非、拉美广大地区 ，中心在东亚地区。今天，我国学者的现代化研究已经涉及到全球各个角落，这无疑是 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巨大推动。(注：如艾周昌等著《南非现代化研究》，华南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0年；林承节主编《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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