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但在宣威市却发生学生作弊、“枪手”替考的荒唐事。在宣威，除了“枪手”代考外，一些人早在一个月前，就为高考学生筹划作弊。 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还是某些人受经济利益的诱惑，为学校与学校之间升学率高低而较量？而一些高二年级的学生，本来还有一年才参加高考，但他们受到学校的指使，被逼迫顶替高三年级的学生参加高考，为校“争光”。(6月14日云南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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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严肃查处周口市郸城县高考替考事件刚刚告一段落，又看到云南宣威高考替考作弊新闻，令人忧虑，“替考病毒”到底感染了多少地方的学校、老师、家长、考生和替考者？令人更惊讶的是，两个地方的替考手段几乎如出一辙：一种是直接到招办调换考生电子档案中的照片，临时办理一个准考证；另一种是在高考报名时，准备找人替考的考生报两个名，一个是用真实身份，另一个是用虚拟的假身份；而且还可以向替考者保证，准考证上的照片是替考者的，只是换个名字，保证查不出来。当替考几乎成为了一种“产业化”的高考经济之时，不禁要问，究竟是谁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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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看到，发达的电子科技手段固然成为作弊者首选的形式，在宣威，因为小灵通不受屏蔽器的干扰，市面上的小灵通被以几倍的价格抢购一空。但是，这不是作弊成风的源头，正是因为由于监考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搜身”，才有了作弊者的疯狂。学校可以在庆贺高考结果时隆重总结“升学率高，是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出来的成绩”，不过，无论是替考者，还是被替考者的身后除了家长之外，就有老师和学校的影子。而教育主管部门虽然在文件中不准学校对升学率进行排序，但升学率作为一个考核指标，学校心知肚明。考生成绩上去了，学校升学率提高了，教育部门的政绩得到了体现，在地方政府面前脸上更有光彩。而学校此时可获得更多教育资源，老师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奖金。于是，面对舞弊，利益各方心照不宣，或默认，或纵容。

　　在记者的采访中有一位老师警告记者说：“在这块地盘上，学校出现一些事情很正常，希望你最好不要报道，有些事情不好说。”这一句略带提醒的话，倒是给人们带来一个“不祥之兆”，高考“作弊产业链”的终端不止是某一个瞅着奖金的老师、某一个急功近利的学校，某一个望子成龙的家长，更有利益均沾的极具实力者在背后“操盘”。其实，要封杀替考作弊通道非常简单，只要在编设报名系统程序时确定考生的图像信息一旦存入就禁止修改，一直保存至考生大学毕业，只要这样做，作弊者就没有空子可钻。那么，监管者为什么可为而不为？究竟是工作懈怠还是有意放纵，留下个缝隙让违规者去钻？

　　当高考状元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块金字招牌，当重点中学的喜报贴到了当地政府的大门前，当高升学率的文字被写进一层一级的汇报时，对于高考中替考等作弊问题，该反思的恐怕不仅仅是教育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