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教育2030之全球合作与中国参与
摘要2015年12月18日，2030年教育发展议程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席、《教育2030行动框架》起草委员会联合主席丹克特·维德勒（Dankert Vedeler）先生在会上做了主旨报告。会后，我们就《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制定过程、“教育2030”愿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等问题对维德勒先生进行了专访。
一、
行动框架的起草制定是一个漫长且经过充分协商的过程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制定过程。
丹克特·维德勒：《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起草与制定过程十分漫长，大约用了三年。首先，我们进行了一场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是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教育是否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目标。我们认为，教育目标对于教育事业以及“教育2030”议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最终这一议题得以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认可了推动教育发展是独立目标，在这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具体规划。
我们最先于2014年5月提出了这项教育议程，当时包含7个目标，虽然大致和现在一样，但还有一些差别。随后，在联合国大会纽约总部，我们提出了10项目标，包括7项目标以及3项执行目标，总共10项。然后，我们进行了内部整合。直至2015年的3、4月份，我们在全民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了《仁川宣言》初稿，向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而不仅是合作伙伴征询意见，并制定了行动框架的草案。
在与所有会员国进行协商的基础上，我们在仁川决定将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改组为《教育2030行动框架》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针对《仁川宣言》进行了最终商讨。全民教育指导委员和起草委员会的区别是，起草小组新增了国家代表（6位），因此，在起草小组中，会员国国家代表占多数。在仁川，会员国代表针对《仁川宣言》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讨论，并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仁川宣言》。2015年5月19-21日，《仁川宣言》在世界教育论坛上正式通过。因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9月之后才会获得通过，所以在确切知道可持续发展议程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行动框架的草拟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在巴黎召开一次单独的会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同时进行，会上采纳了该行动框架。
仁川会议后，起草委员会成员见了两次面。在这期间，我们向所有会员国分发了不同版本的草拟文件，以便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2015年11月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期间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教育2030行动框架》得以正式通过审议。
综上所述，《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起草与最终通过是一个长达三年的过程，而且具有协商性。所有的会员国和参与伙伴的努力才让我们有可能提出《仁川宣言》和包含这些目标的行动框架。
《世界教育信息》：《教育2030行动框架》起草委员会有哪些成员，如何保证各国的声音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表达？
丹克特·维德勒：如前所述，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有不同之处，但是大体上是一样的。我在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担任主席，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唐虔先生共同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起草委员会是一个由很多机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包括会员国代表，教师工会代表，以及民间团体、联合国、经合组织、私立机构代表等。所以，就像我前面讲到的，起草委员会几乎已经包括了所有相关的机构和群体，这保证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得到表达。
在《仁川宣言》正式发布前，我们发放了许多不同版本的草稿进行咨询，而且收到了许多会员国的回应。我认为，大家对《教育2030行动框架》满意，也是因为他们都参与其中。
二、
“教育2030”议程更有雄心，更加全面
《世界教育信息》：全民教育目标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部实现，《教育2030行动框架》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达喀尔行动纲领》教育目标的实现？在您看来，与《达喀尔行动纲领》相比，《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丹克特·维德勒：显而易见，要想使每个国家都实现全民教育这一目标，是十分困难的。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表示仍需继续为实现全民教育目标而努力。因此，我们达成共识，《教育2030行动框架》建立在全民教育目标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走得更远，并且拥有更雄心勃勃的目标。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2030”议程并不仅是对已有教育议程的延续，而是一项针对所有国家的全球性议程，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了将教育议程普及到所有地区，我们需要更有雄心。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该议程不仅是涉及到所有国家的全球性议程，而且包含了所有层次的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正式教育到非正式教育——这些都被囊括到议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全面性。
在这其中，我们注意到，目标的制定既要兼顾全局，也要考虑到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这关乎教育质量、教育成果（属于教育质量的一部分），同时关乎终身学习的平等性。因此，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强调的内容。
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这些目标，就要看是否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比如中国政府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如果得到所有政府部门的重视，并且政府愿意提供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资金，那么我们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实现这些目标。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距离这些目标的实现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所有国家都有可能面临一些问题，相对于我们已经做到的，我们未来需要做的更多。例如，在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大量的高中辍学者，而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所有人都完成高中学业，因此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个目标将会是一项挑战。
三、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不同方式应对相似的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在起草《教育2030行动框架》时，如何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不同情况？
丹克特·维德勒：我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些类似挑战。例如，如何提高教师素质就是两者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提高教师素质，确保他们在教学中能够向学生传授其所需要的教育内容，这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项挑战。这一问题普遍存在，然而解决的方法是不同的。欧洲国家存在的问题是逃离叙利亚危机的难民需要上学，这对整个教育系统都是一个挑战；在中国，存在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这关乎教育平等，也是我们面对的众多挑战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我们正在使用不同的方法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我认为，不需要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面临问题的不同，其面临的挑战是相似的，只是解决方法不同。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丹克特·维德勒：我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有两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更好地关注边缘化群体，如残障人士、偏远地区人群以及流动人口子女。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建立足够多的学校，更在于提升家长送子女入学的意识——这是一个比建立学校更困难，也更漫长的过程。第二个挑战是如何通过提升教师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众所周知，教育质量是许多评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提升教育成果的质量是所有教师的.职责，因此，我们要提高教师的能力。行动框架的实施重点不仅在于教学过程，还在于如何使优秀教师在最困难的地区发挥作用，因为那些地区恰恰是最需要优秀教师的地方。这是一项挑战，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教师在课堂上的行为都是很难被掌控的。他们与学生互动，就是传授知识的过程。遇到问题时，我们要讨论、商榷、应对，这一过程会相当漫长，远不是说一句“你要成为优秀的教师”这样简单。
四、
中国要持续、深入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制定过程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您对于中国参与教育全球治理，有何建议？
丹克特·维德勒：当得知中国加入起草小组时，我十分开心。中国不是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加入了起草小组。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促成中国的加入：一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拥有世界上20%的人口，中国的发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中国的加入对于行动框架的制定是一件好事；二是在过去20年，中国在教育界取得了巨大的、非凡的成就，而且相对于欧洲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来说，我认为中国获得的一些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借鉴价值。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与所有国家共享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他国家不要照搬，而是要从中学习。
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入下一届全民教育指导委员会，持续参与国际事务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因为从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以前会担心联合国做出一些对自己有消极影响的决定，但是现在我看到联合国有许多专业组织拥有众多的中国专家，他们有能力参与专业讨论与对话。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我很欣赏这样的发展。
作为一个不断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同时，我认为整个“教育2030”议程的制定和实施是基于相互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捐赠者和受助者的关系。对所有国家来说，它都是一项普遍适用的议程。
《世界教育信息》：对于有志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丹克特·维德勒：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致力于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一定要有可以作出贡献的能力。具体来说，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第一，你必须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视角。第二，你一定要有经验，要学习最前沿的知识，会使用网络。第三，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如果你不掌握英语或法语，想要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就是十分困难的。我认为，较强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是被录用的前提条件。
此外，有一些年轻人会在国际组织无偿实习，他们需要自理开销。据我所知，有些国家会为优秀青年人才提供津贴，还有些国家会为派到联合国工作的年轻专家提供薪酬。在挪威，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次类似的尝试，实习回国的年轻人会为挪威带回工作经验，这一点很重要。联合国每年都会有这样的计划，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参加。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16年第1期（采访、整理/吕伊雯 许方舟 张静慈）
转自：世界教育信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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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4年10月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闭幕之际，批准成立亚太国际教育与价值教育联合会，旨在打造亚太地区国际教育和价值教育的综合专业网络联盟。1995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教育与价值教育联合会在教科文组织亚太办事处的支持下,由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泰国、韩国等国发起，在韩国首尔宣布成立。2006年，联合会秘书处随会长迁址中国北京，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布的教育促进和平综合行动框架与宣言、21世纪国际教育委员会1996年发表的德洛尔报告为指导思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建议制定其发展策略，服务亚太包容、公平和有质量的教育发展，推动亚太全民终身学习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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