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张鸣
张鸣个人简介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还有一些算是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均遗憾多多。
张鸣：《历史的坏脾气》透露“玩政治如下围棋”
最近热销的“帝国政界往事”系列的策划人是出版人尚红科。同样热销的《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张鸣著）和前几年畅销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吴思著）也都是他策划出版的。尚红科对《历史的坏脾气》上市仅一个月的销量很满意：“已经卖出去3万多册！”
作者张鸣身在政治学专业教书，做的却是晚清史，教的是制度史。虽然他也有《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和《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这样的学术著作，和秦晖、茅海建、桑兵等主流历史学家也保持着良好私谊，但他更为广大读者熟悉和欢迎的，是他的历史随笔《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和最新的这本《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坏脾气》第一章“军阀有性格”中，张鸣很“八卦”地告诉笔者，段祺瑞公馆里当年养的最小清客是后来东渡日本学艺并横扫东瀛的吴清源。吴清源去日本就得到过段祺瑞的资助，嗜棋如命的段祺瑞“玩政治跟他下围棋的感觉一样——这是该书的核心之一——都是志大才疏而又自命不凡。也许，正是围棋上的常胜，害了他”。类似妙趣横生的历史掌故都被张鸣从故纸堆中一一翻捡出来并做出自己的阐释。他试图告诉读者“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着历史”。
张鸣随笔里最有趣的还是对历史中的权力女性的分析。由于他爱好戏剧，所以新书中的《簧声戏影里的西太后》从京剧对慈禧太后的影响做了新颖而别致的考察。张鸣认为，粗通文墨的慈禧太后掌权后学到的经史知识主要是从一些老儒那里学到的。在权力斗争中，慈禧太后甚至逼死光绪，居然在光绪生日前夕逼他陪自己看三国戏《连营寨》，“戏里刘备是主角，有一段哭祭关羽和张飞的戏，满台白盔甲白旗号，气氛极其压抑”。由此，张鸣对“光绪之死”的历史公案给出了一个很独到的解读。
农村教育问题也是张鸣关注的重点之一，传统的私塾教育在他看来是成本极低的，而且特别有助于乡村子弟学习日常礼仪。这和历史学家罗志田教授在刚闭幕的第二届北京论坛上提交的报告《科举废除在中国乡村的后果》形成交集。“废科举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大大提高了农村的教育成本。科举时代，乡民视自己的财力向私塾先生送一条干肉、一篮鸡蛋、几把青菜就可以充学费。至于教材，一本《四书合讲》和《诗韵》可以祖传使用。”
“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做出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这就意味着，当我写这些散碎的小东西的时候，必须考虑专业人士的眼光。也就是说，可以让他们说我不务正业，但不能让他们说我胡说八道。”（张彦武）
张鸣看历史
王学泰
1996年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就知道有位张鸣。他在该刊“春季号”发表了《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我很关注通俗文艺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该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引起我的注意。一看文章后面的作者简介，当时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研究“中外政治思想”的博士生，我想这一定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后起之秀。此后陆陆续续在报刊和网络上看到他写的文史随笔或杂谈，文字口语化，时有新见。从中可以看出，他读书很细，行文也很缜密，我想，这一定是一位江南秀士。前几年有机会认识了张鸣，不想是位东北壮汉，顿时让我对“风格即人”这个老生常谈也有了几分怀疑。
张鸣专治近现代史，对于近百年来的社会特别是农村的生活变迁有很深入的了解；他写随笔不仅有搞历史的人求真的一面，也注重趣味。从他最近出的这本书名———《历史的坏脾气》———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个噱头，也体现了作者思考的深度。什么是历史？历史是由政治与社会的变迁构成的。中国古代是皇权专制的社会，这种社会不仅政治强大、社会弱小，而且其独特之处在于“家国同构”。上有皇帝专权，下有家长当家。皇帝仿佛是温情脉脉的大家长；宗族的家长关起门来俨然皇帝。由家族往上，州县、府道、省直至朝廷官吏都是大大小小的皇帝。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自然增长虽然不能说对历史发展不起作用，但在许多历史变迁的紧要关头，这些经济运动会被“皇帝”的暴力打乱。因此，中国的“历史”往往是大大小小的皇帝胡作非为的历史。这也是自秦始皇以来，社会发展总是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我们翻开浩繁的史籍看一看，国家的安危、民生的苦乐、世道的否泰还真视“皇帝”们脾气的好坏。汉唐之初“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是老百姓的造化，幸亏碰上了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这样“好脾气”的“英明皇帝”。如果碰上秦始皇、隋炀帝只好自认倒霉。五胡十六国时期，自称“大禹之后”，而又“性辩慧，美风仪”的大夏国主赫连勃勃残忍异常，他令匠人造弓箭、铠甲。造成后，如果“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必斩铠匠”。设想一下碰上如此“坏脾气”的统治者，老百姓将何以自处？有的思想家会说何不造反？这与白痴晋惠帝听说老百姓饿饭就问人何不喝肉粥一样。造反也须一定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人们只好干受。
所谓好坏脾气实际上也就是滥用不滥用权力的问题。张鸣在书中感慨地说：“从理论上讲，秦汉以后的皇帝跟西周和西周之前的王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天下的共主而是独主，是国家所有人惟一的君主。皇帝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无限的，如果皇帝一意孤行的话（只要他不在乎丢掉祖宗的江山），其实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换句话说皇帝权力如同配备着重火器的战车，没挡。检点二十四史，皇帝不太滥用权力者太少太少，而滥用权力者多多，难怪鲁迅说中国历史上每页都写着“吃人”。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把强势政府比作《圣经》中海中怪兽“利维坦”，虽然它也可能为非作歹，但它应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位出生在英国克伦威尔时代的犹太人天生胆小，他写作《利维坦》一书，有企盼强势政府庇护民众之意。然而，他还是把政府权力的来源视为全体公民主权的让渡，因此这个“利维坦”不能随意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等自然权力；而中国皇帝号称天子，其权力来源——说抽象些是上天赐予，说具体点是祖宗传下来的，不对任何臣民负责。皇权可以囊括一切，从臣民的财产到生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因此中国的“坏脾气”要是闹起来，比外国的“坏脾气”可怕得多。
本书封面上写着：“张鸣看历史，总跟别人不一样。”我读了此书也有此感受。为什么？因为过去许多史家谈及正面人物往往圣贤化，谈及负面人物，往往妖魔化。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而张鸣从史实出发，对此有所突破。他把历史人物还原为普通人，然后根据史实评论其功过是非。例如对于北洋军阀近七八十年来几乎无“恕词”，因为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把他们视为绝对腐败的一群，一点好事没做过。如谈到“臭棋篓子”的段祺瑞，介绍了他当官不置私产，比较清廉的一面；说到吴佩孚也没忘了他“五不主义”（不进租界，不借外债等），而且着重谈了他对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声援。阎锡山是独据一方最久的军阀，他在山西行政建设和文化建设上确实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其他不管是“买个总统当当”的曹三爷（曹锟）、热衷审案的韩复榘和爱写诗的张宗昌，虽然还是写他们负面的东西，但都看着像活人了，并非军阀概念的化身。
对于被一些历史学家笼罩上光环的历史人物，作者也做了些还原工作。过去对秦始皇只能颂扬不能说批评话，近20年对康熙，有人直白要让他“再活五百年”，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他做皇帝一直做到22世纪。人们除了崇拜这位伟大政治家外，还把他吹捧成文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称为后两家的主要依据就是他懂高等数学、会弹钢琴、懂乐理。作者引了在康熙身边工作了13年的意大利教士马国贤回忆录，说康熙对音乐一窍不通，对“数学第一因也所知甚少”，可是他的手一触钢琴，宫妃太监马上颂声顿起，这样久了，连康熙也认为自己的确是个伟大音乐家了。其实，作为高高在上、每日沉溺在一片歌颂中的皇帝，有时是昧于知己的，他常常要宣布真理，但实际是一些蠢话：有一年天旱，康熙看祈雨的奏章，感慨说，汉人没得吃，是因为吃得太多。“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今十四阿哥领兵在外亦然。尔汉人若能如此，则一日之食，可足两日，奈何其不然也”。人们挨饿，白痴晋惠帝建议人们喝肉粥，虽然愚蠢，但却令人感到他还有点人心；而康熙指责没饭吃的人们，我们感受到什么呢？
读《历史的坏脾气》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其关键在于笔调轻松。但可能作者过多注重了随意，有些史实疏于核对。如P29讲到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说他是“最末一科状元”，不确。最末一科是刘春霖。又如P159谈到苏轼因诗下狱时言其“咏老松”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实际上这是一首咏桧树的诗。不过这些都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