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秦姗姗（1988—），女，河北保定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
孙怡（1987—），男，湖北黄冈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逻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
摘要：墨子的思想十分丰富，尤以“兼爱”著称。对“兼爱”思想的深入解读，不仅要基于其产生的背景和思想内涵，而且要联系实际，把好时代脉搏。从“文化遗传”的角度审视“兼爱”思想，肯定其价值，可以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关键词：墨子；“兼爱”；文化遗传；和谐社会
墨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十大思想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兼爱”是核心，其它思想都是由“兼爱”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它彰显了墨家学派平民化和功利化的特点。
一、“兼爱”产生的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兼爱”思想作为上层建筑，当然离不开一定的经济背景。 除此之外，还依存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
经济上，春秋到战国的过渡时期，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不适应当时的发展，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孕育而生。墨子作为平民阶层的代言人，反对官僚、贵族等的压迫，提出“兼爱”思想维护平民的利益，主张人人平等，互相友爱。战国作为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时期，传统的宗法制度慢慢解体，旧的宗法理论已经无法维系，新的思想政治体系应运而生，这成为墨子“兼爱”思想产生的政治环境。文化方面，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构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同时，受孔子文化的影响，“仁爱”思想盛行一时，这也成为墨子“兼爱”思想的文化基础和理论来源。
墨子生活的时代，战乱纷争，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在墨子看来，这是由于人们不相爱引起的'。诸侯只爱自己的国家，排斥其他的国家，为求自己的利益攻击他国，所以天下大乱。由此他提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1]“兼爱”思想成为医治乱世的一个良方。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墨子以及他的思想顺势而生并且反映了当时平民阶层人民的愿望，对后世意义深远。
二、“兼爱”的内涵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它阐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涵义便是视人如己，不分亲疏远近、贫贱富贵，同等程度的爱一切人。”[2]通过分析 “兼爱”与“非攻”的关系，比较“兼爱”和“仁爱”之间的不同，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兼爱”的思想内涵。
1、“兼爱”与“非攻”的关系
“兼爱”就是一种大爱，反对单纯的利己主义及不顾他人，要达到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境界。而墨子相继提出的“非攻”思想，看起来似乎与“兼爱”针锋相对，实则不然。“非攻”反映的是墨家学派反对发动不义战争的和平愿望。“非攻”并不等于非战，而是反对侵略战争，并且特别注重自卫战争。在他看来，划分战争性质的标准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是“非攻”这一主张的准绳。总的来说，“兼爱”是要互相友好，是一种正面的天下之利，“非攻”是要反对不义战争，是一种反面的万民之利。“兼爱”和“非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兼爱”，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证“兼爱”。
2、“兼爱”和“仁爱”的比较
先秦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学术上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百家”中，以儒墨两派最有实力，当时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子在借鉴孔文化中的“仁爱”之余，同时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虽然“兼爱”可算作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由儒家的“仁”发展而来，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兼爱”和“仁爱”还是有差别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否反宗法等级制。儒家的“仁爱”以宗法理论为基础，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是有差别的爱；而墨子的“兼爱”从平民阶级出发，主张无差等、平等普遍的爱，比如，他主张“爱人如爱己”、“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其次，是否理性。“仁爱”中有言：“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说明儒家的“仁爱”是一种义务，并非理性。墨子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言爱即有交义”，表明爱利并重，而“万事莫不贵义，义者，利也”成为“兼爱”的动因。因此，不难看出，墨子的“兼爱”将伦理道德和功利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理性的爱。
再次，是否实惠。孔子主张爱要求自我人格的完善，不求回报，这是一种抽象的爱；墨子提倡实惠之爱，即“兼相爱，交相利”爱与利相伴相随，且利又是“天下之利”“万民之利”。因此墨子的“兼爱”是属于大爱中的实惠之爱。
墨子的“兼爱”与“非攻”相辅相成，同时区别于孔文化中的“仁爱”，主张爱无差等。“兼爱”从现实出发，与“利”相连，代表了广大平民的利益，有助于调节人际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兼爱”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平民阶级意识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对社会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调节起了积极作用。他以“兼爱”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其他九项主张，与儒家思想平分秋色，曾引起重大反响。梁启超认为：“简单说，把一切含有‘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的团体，就是墨子的兼爱社会。”[3]然而，墨子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很难立足，这并不是由于它思想的落后，相反，是由于它思想的先进性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所造成的。它与时代背景脱节，超越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因而带有空想色彩，这也是它的局限性所在。
如今，当历史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兼爱”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应用，难怪孙中山先生评价墨子：“古时最讲究‘爱’字莫过于墨子”。[4] 墨家思想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其中的“兼爱”思想不仅被当时的平民所拥戴，也为后世的人们寻求一种平等大爱的思想提供了渊源。当前，我国党和政府一些执政的理念，追根索源，可以在墨家思想中依稀找到依据。譬如，在充分挖掘墨子“兼爱”思想精髓的同时，党和政府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等科学理论体系，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佐证。墨子主张的“兼爱”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兼爱”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内核。现代文明发展到今天，墨子“兼爱”的主张可以一步步来实现了。“兼爱”是建立在互相的基础上的，彼此之间是一种互利的关系，这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切不可损人利己。人与人的和谐可以使社会秩序稳定，进而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若大家不分远近，爱无分别，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般，对待别人的亲人就如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其他的国家如同看待自己的国家，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变得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归结到底可以看作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兼爱”主张一种平等的爱，表现为建立一种平等公平的社会，进而也会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简言之，墨子“兼爱”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为人类社会描绘了美好的蓝图，对人际关系的和谐、家庭成员间的和睦相处、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繁荣昌盛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墨子“兼爱”思想之所以一直流传至今而不衰，是因为墨子提出这一思想所要解决的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协调等问题今天依旧存在。和谐社会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墨子“兼爱”思想的重现。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没有照搬墨子“兼爱”思想，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合理的吸收了他的思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断走向胜利的原因所在。而在这个过程中，预设了“墨子的‘兼爱’思想早已根治于我们心中，没有这个前提，我们很难有所创造，正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想象的一样。也许墨子的“兼爱”思想并没有直接作用于后世的芸芸众生，但是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变异的神奇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这也是“文化遗传”的魅力所在。（作者单位：1.西南大学；2.燕山大学）
参考文献：
[1]孙理兴.墨子“爱人”伦理思想特征及其现代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00，（3）：15.
[2]冯达文，齐勇.新编中国哲学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3.
[3]梁启超.墨子学案.民国丛书第四编[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33：21.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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