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时间:2021-06-24 12:25:53 读后感 我要投稿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2500字(通用5篇)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到底应如何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2500字(通用5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2500字(通用5篇)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2500字1

  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主要依据时间顺序将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国哲学各家理论进行梳理并加以略微解读。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以及分不同时段及不同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差别化分析。

  首先,其结合中国古代以“农”为中心的现实背景对中国哲学的总体趋向加以解释,以“农”的直觉为先的习惯解释中国哲学将直觉植入思想背景中的原由,以“农”的朴实性与自然的密切关联性解释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趋势的成因,以中国特殊的家族制度解释儒家伦理思想何以成为正统等。

  其次,其基于一种分段研究的思维,分不同时间段对中国哲学进行具体的差别化研究。以道家为例,冯友兰认为道家起源于周朝封建解体制度伊始的隐者,其将道家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为代表的隐者,此阶段道家的目的是避世全生,基本观点是“为我”、“重物轻生”。第二个阶段以惠施、公孙龙之后的老子为代表,其主要观点是道无名,以及“反者动之道”的物极必反思想。其处世观亦意在全生避害,但由于物极必反,故强调欲刚则柔、无为、弃智。第三阶段以先秦时期的庄子为代表,其主要思想是顺乎自然本性能得到相对幸福,天人合一方能得到绝对幸福,强调物我同一。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南北朝时期的新道家(也称“玄学”)阶段,冯友兰将这个时期的道家分为主情派和主理派。主理派的代表是向秀和郭象,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庄子》的注疏当中,其主要观点是道就是无,同时以变化的思想解释“有为”和“无为”,遵循变化是无为,固守旧制是有为,强调万物没有是非差别。主情派的代表其选取的是《杨朱》及《世说新语》,主要是任我从人、率性而为的风流精神。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时间维度进行条分缕析,阶段分明,在每次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如周朝、秦朝、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冯友兰均对其社会制度先行阐释,为相关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背景。无论是法家在秦朝的兴起,还是儒家在汉朝的独尊地位,抑或是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非突如其来,其与不同时期统治者、民众需求息息相关。从这种分时段的差别化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时期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乱世中国哲学的兴盛,以及不同阶段中国哲学思想的前后传承与超越。

  此外,冯友兰在分析中国哲学时,能够与西方哲学相联系,采取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相比,将中国的“物极必反”思想与黑格尔的“一切事物均包含其自己的否定”思想相较等等,其谈中国哲学又不仅仅只谈中国哲学。但可能因需与西方哲学相联系,而中国哲学中名家的辩论之法与西方哲学的逻辑辩证思维最为接近,冯友兰在该书中大篇幅提及名家的辩论思维,反而显得有些本末倒置,这一点尤其为牟宗三所诟病。

  全书中最具创造性的是前三章对中国哲学总体的分析,因其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地理特点、政治背景、家族传统分析中国哲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本土性特点。而后二十五章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时间轴以及传承脉络的梳理较有学习及借鉴意义。现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读大多借助后期的注解进行研究,冯友兰按时间轴并结合几个重大时期内社会制度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的方式,为理解后不同时期思想变化的内在动因提供了参考。这种结合时代背景研究内在动因的方式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而研究中国哲学时结合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亦值得效仿。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亦存在一些问题。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梳理脉络时间跨度大,工序庞杂,其对某些思想的研究存在偏颇亦可以想见。以儒家为例,冯友兰对儒家思想的分析有些浮于表面,其对儒家相关经典的分析本身只能看作众多解释中较偏僻的一种,尤其是冯友兰的分析过于向逻辑辩证思维靠拢,如牟宗三所说:倾向于西方的新实在论。偏离了中国哲学的出发点,其试图使中国哲学走向明晰化,但有点过犹不及。

  在此举两例,一是对正名的理解,孔子崇尚周礼,故而其对正名的论述主要是为应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重一种人伦的名实观,而非实证性的名实之辩。其主要出于《论语》:“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当时卫国国君不顾父子伦常越过其父而登临君位,故子路有此问。孔子答名正才可能言实事成,进而礼乐兴,故必先使其行为符合礼制伦常,这是孔子正名观的主要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亦体现了这种人伦的礼制思维,而冯友兰对“正名”的解释,仅截取了孔子对“正名”的部分论述,脱离了孔子当时的完整语境,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偏向于近代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是一种实证的名实之辩,显然偏离了孔子的思想。

  二是关于“命”的解释。冯友兰将孔子所说的“命”理解为命运,认为我们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计成败就是“知命”,有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成分,但这明显是对孔子“天命”思想的误读。从孔子周游列国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便可以看出孔子并非悲观主义者。孔子对“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知天命和君子三畏当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知天命”可以理解为对天所赋予自己的使命的明悟,也可以理解为对大道使命的理解。“畏天命”则是对事物之义理明悟后产生的敬畏之心。儒家所说的“命”主要指事物所遵循的义理,可以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而对天道产生遥契,是可知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体现的就是修身养性提升而致知“天命”的一种过程。若理解为宿命则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当中,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思想。相较而言,牟宗三对“性与天道”的解读即参考了君子“三畏”之说,更为符合传统儒家思想,兹不赘言。

  冯友兰在解释儒家思想时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认为后来儒家对孔子的解读受政治环境影响而有失其原意,但另一方面其在解读孔子思想之时,不自觉地受西方逻辑思辨思维的影响,偏离相关语境陷入自己的理解当中,有为表达而表达之嫌,而非为解读而表达,以上对“正名”及“命”的解释即属此类,难免偏离了中国传统。

  总体而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不失为了解中国哲学之佳作,其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哲学进行本土化分析,并分不同时期对中国哲学进行差别化研究,同时采取分阶段研究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加以梳理并适当解读。虽在各家思想的横向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其纵向分析脉络清晰,足以使人对中国哲学产生概括性认识。无论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均值得细细品读。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2500字2

  选取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正因自己一向喜爱哲学,尤其是喜爱渗透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晦涩难懂,然而在我看来,它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正因毕竟这本书成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文化课。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英文版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说的英文书籍。而冯友兰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了极大的用心好处。而它翻译成为中国后,也更不失为一本言简意赅,简单易懂的中国哲学读物。

  中国哲学简史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均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游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著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发奋。能够说,中国文化在必须程度上到达了高峰。我们此刻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那一时期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生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个性是儒家伦理)。……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礼貌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礼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一样。冯友兰教授将宗教等现象称为超道德现象,并认为这是正因中国的哲学意识(如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太过浓厚,因而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而不再需要宗教的滋养。中国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不是探求事物之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

  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事实上,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的权威被不断削弱。很多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是自身的衰退。如果这个世界除宗教之外没有什么办法到达可高的价值,那么人们宗教仪式的淡薄的确是值得惋惜的。而事实上,哲学能够到达更高的价值,它更为直接,也更加单纯。哲学代替宗教的地位,这合乎中国哲学的传统。也体现出了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百家哲学的重要性。美空出身是什么意思

  除了在人类至高道德上体现其价值,朴素点说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家就是热爱智慧的人。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冯友兰教授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就应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就应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能够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就应不关心哲学,正因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就应关心的问题。苏格拉底以前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必须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正因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带给了各种各样可供选取的可能方式。

  在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背景后,冯友兰教授选取了诸子百家中代表性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讲解,其主要篇幅在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每个朝代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道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其用来作为恢复国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而到了统治中期,社会需要稳定秩序,统治者大多采用儒家伦理来教化百姓,使子女孝顺父母,臣民忠于君主。盛极必衰,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每个王朝的鼎盛便预示着她开始一步步的走向衰败。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朝末期,官吏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此时民怨沸腾,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法家的重刑法的那套办法来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纵观中国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把关注点放在具象的人伦关联上,因此被认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除了最为熟悉的儒家、道家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墨家。墨家的认识论理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墨家中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是中华民族先秦的科学家,这自然让我这个学工科的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兴趣。在墨子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墨子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墨子主张从劳动者中选拔人才,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因而墨子被称为平民圣人。墨子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并卒葬于此,现存有土掉沟、黑隐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迹供人们瞻仰。

  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如儒家学派就经历了很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多演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不断舶来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直到这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文化在应对外来文化时一向都具有这样的韧性与海一般广阔的精神。我坚信,即使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一个西方文化占主流文化的时代,中国哲学依旧能绽放它的光彩。

  冯友兰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但是我们缺少是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而已。“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务必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带给的最高福分。”期望人们都能在中国哲学中寻求到心灵的慰藉。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2500字3

  说到中国哲学,这是争议不小的四个字。比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黑格尔就说过,中国没有哲学。他说,中国所处的东方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象征了思想的贫乏和愚昧。

  “中国”在黑格尔哲学额体系中,起到的是反衬西方文明的作用。他贬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

  他说,“孔子是中国人的主要哲学家,但他的哲学也是抽象的”,“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王国”,当这种抽象的思想走向具体时,就成为“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至于道家,“‘道’只是普遍的抽象,恍惚不定”,是“原始的理性”;道家的“无”是“单纯的、自身同一的、无规定性的、抽象的统一”,没有超出抽象的开始阶段。(来自《哲学讲演录》)

  但是要弄清楚中国是否真的有哲学,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拆开来看。“中国哲学”与“哲学”究竟在目前的语言环境里的定义是什么呢?

  “哲学”[philosophy],来自希腊语Φιλοσοφα,原意是“爱智慧”。如果一定要从西方那一套思想理论来看。在大部分他们的语言环境里,哲学似乎都等于与“思辨哲学”,他们讲究层层严密推理。他们似乎非常不能够认同中国这些传统思想家们随便拿一个比喻就来说道理的行文方式,也不能get到那些浪漫的点。

  不过我倒是觉得,在现行通用的中文语境里,“哲学”是指一种向内探索的学科,寻求解答“世界是什么”,“我是什么”,“我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这样子的抽象的自身和外界的关系的学科(哈,一点个人理解,轻拍轻拍)。

  这么说的话,“中国哲学”这四个字就是非常自然能够成立的了。

  中国哲学的思想,在我看来,连绵地沉淀了几千年的重量,很是厚重,加上古人们的浪漫习惯,他们讲哲学建立在直觉之上。因此,有一些概念很多时候都没法一环扣一环地推理出来。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把哲学讨论问题的第一步,下定义,这件事情给堵死了。所以,对于我这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近乎小白的人来说,如何选择一本轻盈又踏实的哲学史书,是很重要的。

  《中国哲学简史》就是这样一本书。它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所以带有科普目的,读起来很是轻松。又加上那个年代的人深厚的国学底蕴和严肃的治学背景,这本书的内容又非常经得起推敲。

  在前文里,冯友兰说,人类的最根本最自然的先天欲望之一,就是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即所谓“超道德价值”。什么是“超道德价值”呢?对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做事情的目的,大多数都是具备了“道德价值”的,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对自己,对别人或者对社会有一些有益的影响。而在这次道德价值之上呢,有一层更高的对于“宇宙”这种神秘力量的敬畏和对自我生命的超越。这样的想法,大概是继承了斯宾诺莎的理论。斯宾诺莎虽然也提出了“爱上帝”,但是他认为自然本身就是神的化身。

  这也是为什么宗教从四大文明起源的西欧(天主教),阿拉伯半岛,印度(佛教)的三大文明中各自起源发展。而中国,虽然没有诞生宗教,却诞生了解决追求超道德价值问题的哲学(代替了宗教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哲学的。

  中国哲学,并不拘泥于“智慧”本身,而着力于提高我们自身的精神境界,从而引导人去追求超道德价值。道家的“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儒家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横渠四句),这些观念所追求的境界,在我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信仰”。因而,这样子的中国哲学,才能引导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人达到精神的完满。

  对“天”的敬畏贯穿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始终。康德曾经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想,所谓“天”可能就是康德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吧。

  对于正文内容,这本书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写起,一直讲到经学时代结束(一直到康有为为止),基本上涵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哲学发展。不过由于篇幅原因,它的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儒、墨、阴阳、名、道、法这六家的思想。

  对于哲学思想的最基础的普及,我觉得这本书做得很棒。比如,儒家究竟被怎样反对过,为何它的反对者纷纷失败?比如,道家在老子之前,杨朱的理论是怎样的(“贵己”“重生”“人人不损一毫”)?比如,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又是怎么回事?再后来,佛教如何影响中国哲学,并且本土化,诞生了,禅宗这样一个静默的哲学?

  这样的问题有很多,如果展开讲,大概一两万字是不够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读这本书。虽然这本书也有一点小小的瑕疵。比如对于某一些细节的论断,后来被考古结论所打脸,比如有一些方面还是有一些主观。但是,作为一个想要粗浅了解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的脉络与发展的读者,它还是相当值得阅读的。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2500字4

  寒假我反复认真的.研读《中国哲学简史》,总感觉似懂非懂,虽然我在努力的看,还是觉得这本书读起来非常费劲。书中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读后有种让人熟悉又陌生的说不清的感慨。

  现在将我读这本书后对哲学的一点认识和感悟与大家分享如下。通过阅读这本书我知道了人们常说的哲学是让人聪明而有智慧的学问,这种说法是学习哲学的最大误区。因为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不聪明,而学过哲学的人也并不一定就聪明。事实上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所谓哲学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的那种智慧。哲学家们研究哲学问题从来不是为了提高智力,而是为了哲学本身。换言之,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书中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

  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

  通过阅读我还了解了冯友兰先生的其他一些哲学思想,了解了中华民族哲学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的大致发展历程,了解了儒学之所以成为民族主流文化的根源,知道了各家的思想之间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

  例如,孔子推崇“仁义”,仁的本质是爱人,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常念及此,人们就会善待自己身边的人。遇到艰辛劳作,流着臭汗的农民或工人时,他不会避之不及;看到乞丐,他自然会生出恻隐之心;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少争执,多谅解。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如果人人都达到了这个境界,人自然会少作恶,多行善。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念及此,人自然变得更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和亲人,也同样自然地去爱护别人。若天下人都有此心,人与社会也就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官者理解了这个道理,懂得了人伦之道,自然要竭尽所能来促进人民大众的福利。孔子在解释古代的典制、思想时,总是以自己对道德的理解去诠释古代的经书,注入些新的东西。这就是孔子和与他同时的其他儒生不同的地方,这使他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

  如果,把这“仁义”摆进教育里、放在教学中来看,首先便是爱学生了,这也是新课程改革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注重人文性的教育。给与学生人文的关爱,才可能与学生的心灵碰撞出绚丽的火花,教育教学才有了灵性和生命。其次,教师要用自己的“仁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将自己“仁爱”的品质传递给学生,从而纵横相传。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千年之后的现代教师还仅仅把教师的职业理解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层面,那就未免太固步自封了。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的发展无时不在出事促使着我们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只有结合现实情况不断的创新,人类文化才会发展得更快。

  冯先生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冯先生还说,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

  面对压力与日俱增、经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冲击,我们很多人无法在疲惫与焦躁中寻找到内心的安宁。冯先生说:“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把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上在做的事做完全。一个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就是圣人。”这一个看上去似乎不高的要求却凝聚了千百年来君子修身的理想。该做的事完全做到了,即使是最平凡的事,做“完全”了便是至善,在我们的心中就不会再有遗憾,也就不会再有失望。我想,到了那时,我们的眼中的学生也就不会存在“好生”与“差生”的之分了。

  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是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而已。这也许就是我开始所说的哲学家们的思想读后有种让人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的原因吧?

  最后,为了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生活的更加自信,能够获得更高品质的生活都来关心哲学研究哲学吧!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2500字5

  近日,我重温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再次感受了诸子百家的深刻哲理和睿智思辨。合上卷本、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思想经历了由分化到融合的过程。正如书中所分析,周朝后期中央权威下降,官师一体走向官、师分离,由此产生了诸子百家哲学思想,按西汉时期著名学者刘歆所分析,“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随着秦、汉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儒家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官学,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汲取其他各家以及外来的佛家思想所长,在宋朝时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新儒学。通过不断融合实现完善发展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修身养性、追求幸福。无论是作为入世哲学的儒家,还是作为出世哲学的道家,都非常注重人与自身的关系。儒家追求的完美人格是“内圣外王”,首先需要做到内圣,就需要注重内在修炼,修炼的重点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方法论上,新儒家“陆王心学”引入了佛学中禅宗顿悟的方法,“先立乎其大者”(例如“仁”)然后以敬存之,强调通过“格物正事”实现“致良知”;新儒家“程朱理学”则强调尊“理”养“气”,“气,使人各不相同”,并认为通过个体自由自在地遵“理”行事可以实现个体快乐。道家更关注于人如何获得自身幸福,通过追求个体自由自在地发展实现相对幸福,通过“以理化情”实现绝对幸福。

  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兼爱非攻。儒学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强调的是在与他人相处过程中对他人的博爱,并且这种博爱由孔子时期分为“君子”、“小人”有差别的爱演变成了孟子时期无差别的爱。道家虽然不主张损害自己利益去关爱他人,但也反对损害他人利益。就连武士阶层出生的墨家,也强调主张“兼爱”,并将武力使用限制在以自卫为主的“非攻”范围。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国天下、内圣外王。正如前面提到,儒家追求的完美人格是“内圣外王”,政治理想是“家国天下”,路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法是构建一套以“礼”(对君子)和“刑”(对小人)为核心的人伦和社会治理体系(例如三纲五常等)。然而,现实中,“内圣”的人,未必能成为“外王”,例如,奉行“仁义”的宋襄公失败了、而奉行武力攻伐的秦始皇却成功了。对此,儒家给予的“内圣外王”的解释是:“内圣”可以为“外王”,“内圣”是“外王”最理想的人选,但“内圣”不一定最终成为实际的“外王”。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真谛,无论在什么状态、无论在什么职位,我们都需要尽力做到“内圣”、主动做好自己、承担好自己的职责,这本身就是在践行“家国天下”的梦想。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知行一体。儒家在早期并未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儒家与道家、佛家的融合,新儒家的“程朱学派”将道家“道”的理念引入儒家,强调“天理”,人的行为应遵循天理,实现“天人合一”。新儒家“陆王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则将宇宙视为一个精神的整体,“心即理也”,通过不断地实践来实现“致良知”。而道家则认为“道法自然”,注重探究自然的运行规律“常”。

  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国社会环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通过阅读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提供了对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系统解释,然而,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学并未真正解决人们的动力问题。早期儒学认为一切天定,要求人们“尽人事、听天命”,新儒学认为遵循“天理”、“良知”,但并未解决“天命”、“天理”、“良知”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的问题。在激励约束机制上,采用外部的“礼”、“刑”对人们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予以规范矫正,缺乏可靠的、分散在个人身上的自我监督约束机制,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监督成本过高、效果不甚理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道教和佛教提供了补充,根据道教,个人自觉修身可以实现长生不老;根据佛教,个人据礼行事、遵纪守法是前生“业”的“果”和来世“果”的“业”。事实上,我们知道,促进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新教伦理的核心动力机制也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为了赎自身的“原罪”。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整体国力的显著增强需要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支撑,需要构建适应我国当前历史发展阶段的、统一的、强大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的主流哲学思想体系。如何基于个体自我监督而非社会监督建立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动力机制,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建立这一思想体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因应当今中国面临的新环境、新形势和新变化。

  当今中国,日新月异。与高度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相比,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已经从以家庭为单元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大规模组织生产为单元的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家庭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下降,与此对应,集体、组织和单位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上升。同时,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显现,家庭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家族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下降。此外,由于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由基于血缘的家族生活方式向基于共同社区和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会网络生活方式转变,由此,人们的自我修养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影响,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必将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去血缘”、“去家族”化。最后,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超道德力量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弱,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追求探寻规律性而非神秘力量。这些新变化,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则,解题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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