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立足的上海梦散文

时间:2021-09-18 15:43:00 散文随笔 我要投稿

为立足的上海梦散文

  那是七、八十年代交汇的时期。知青们离开故土上海已经十来年了,年届三十岁上下的大龄青年,谈婚论嫁一时紧锣密鼓;八、九十年代,知青第二代大多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为了后代们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只要家里父母条件允许,都纷纷将孩子送回上海读书;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知青后代大多年满16周岁,符合上海对知青子女报进上海户口的政策要求,许多“外地小囡”像雨后春笋般地移植进入上海,在大都市里成长。

为立足的上海梦散文

  那些还没有回去的上海知青孩子的家长,唯恐政策有变错过机会,为孩子将来发展、也为自己今后落脚,争先恐后地搜罗各种材料,在故土大上海抢占一席位置。

  大平和志超都是上海人,在同一所乡里的中学教书,而且都是讨了本地的姑娘做妻子,连儿子的年龄也一样:大平的儿子丁丁离16周岁还有3个月了;志超的儿子小宣离16周岁也只是半年。

  这年夏天,志超的妹妹妹夫从上海赶来,除了来边疆看看玩玩,主要是奉父母之命领侄子小宣回上海,准备报户口、上高中。住在隔壁的大平心里很不是滋味,尽管老婆孩子知道他的难处,都装作对志超家里的这回事儿视而不见,但大平总觉得亏欠了妻儿什么似的,心里七上八下。其实,大平母亲还健在,前些年大平为了儿子回上海读书的事,也没少跟母亲提及,原先一口应承的母亲到后来却不知为何总是推三推四的不干脆。大平也体谅母亲,与弟弟一家住在一起,不愿意与他们关系弄僵,有时还得奉承着他们,母亲知道儿媳的厉害。

  大平就跟弟弟商量,弟弟总是叹苦经:家里拢共不到20平方的两间房,我和阿芳住一间,母亲和你侄女蓉蓉一间,再也容不下外来的人了;再说,蓉蓉今年上初中,总得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吧?

  大平想起志超曾说过,万一丁丁在上海住宿有困难,就住他们家,他们家房子大一点。这在大平心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大平跟弟弟说:这我都知道,我的意思是先把丁丁的户口报进上海,拖久了谁知道这政策会不会改变呢?住宿有问题,再想其他办法。

  弟弟支支唔唔地说:那我和妈妈、老婆商量商量。

  这一商量,便石沉大海再无讯息。

  眼见得志超家的小宣就要启程。

  志超一早过来催问大平:我要托朋友买火车票了,丁丁一起走吧?跟我妹妹妹夫回去你就放心,保证把你儿子安全送到家。

  大平说:我跟他妈妈说一下。

  大平妻从里屋出来,干脆利落地说:孩子不去上海了。

  志超不明白了,昨晚不还说得好好的?他见大平没言语,一时也僵持在那里不动。丁丁失望地看看父亲,望望母亲,低头走了出去。也许是自尊心和责任感的驱使,大平故意提高了嗓门说:去上海!

  一个“去”字说出口,其实是缺少底气的。当晚,大平躲到学校值班室给上海家里打电话。

  他怯怯地告诉弟弟:放暑假了,你侄子想到上海来看看。

  弟弟好一会儿才说:唔。可上海现在热得煞人。

  大平说:顺便也了解一下上海报户口的情况——

  弟弟不语。

  大平追问了一声:在听吗?

  弟弟答非所问:丁丁一个人回来路上能行吗?

  大平清了清嗓子,也没作正面回答:你记得我那年来东北插队落户,人还没丁丁高,一件棉大衣穿在身上就像袍子,罩住了两只膝盖骨。你才12岁,送我到彭浦火车站,汽笛响了,你拉住我棉大衣的两个下摆,不让我上车,爸爸越劝你哭得越凶,弄得我也跟着你一起哭,那年,我自己也才刚满15岁啊!

  弟弟说:那都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

  大平继续说:可往事还历历在目。记得你省下早点的钞票,临走花了1块8毛5给我买了一只口琴,你知道哥哥十岁就会吹口琴,可到15岁才拥有弟弟送的口琴。

  弟弟也叹息道:现在的15岁年纪完全还是一个孩子,那时却要跑到边疆去当农民,活生生一个童工,完全可以顶牢不去的!

  大平苦笑了一声:当时谁还敢不去啊?另外,我先离开上海了,按政策你就可以留在上海了。

  弟弟又一次不语了,怎么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去、留上海的话题啊?

  大平向弟弟摊开了正题: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回上海工作的奢望了,可我不想让我的下一辈,永远生活在偏僻山村,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毕竟是上海人啊!

  弟弟为难地说:可家里的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

  大平显得斩钉截铁:再困难,还能比得过当年我插队落户时的困难吗?

  弟弟再一次不语。

  大平平静了一下情绪:这样吧,让你侄子先回上海看看再说。

  弟弟低声应道:好吧。

  丁丁与志超妹妹妹婿及小宣一起回到了上海。

  丁丁在奶奶的小房间里打地铺,堂妹蓉蓉则到父母房里打地铺。堂妹对堂兄十分生疏,本来就没见过几回面,说话都会脸红;叔叔婶婶要上班,所以跟着奶奶逛逛菜市场荡荡大马路;周末,叔叔领他去了趟城隍庙、科技馆,对古典建筑的遐想、对未来世界的向往,激起他的无限兴趣。后来的几天,丁丁买了张地图,自己一个人走南京路跑淮海路,再准备将上海的东方明珠、动物园都跑个遍。

  一天夜晚,奶奶坐在床上低头向睡在地板上的孙子说:你来了一个星期了吧,不,有八天了。再住个两三天就叫叔叔买火车票回家吧,休息休息也要开学了。

  地板上的孙子不相信这是奶奶说给自己听的话,自己的奶奶总是希望孙子多住些日子,不会撵自己的孙子回去的。

  现在只是七月未,离开学还差得老远呐;再有,落户口的事情也没有说起啊?

  奶奶见孙子不言语,便低声说:住在外头,总没有在父母身边好,是伐?在这里,天天打地铺,热天还好说,冰天雪地的日子呢?再说,你在上海闲话也听不懂,多不方便啊?

  孙子听明白了,确实是奶奶不欢迎我留在上海啊!他感到特别难过甚至沮丧,骤然打消了再在上海呆下去的念头。

  第二天是星期天。爸爸一早就来了电话,问儿子情况,儿子没有回答,只是说想买火车票回家;爸爸说让叔叔听电话,叔叔声音压得很低,丁丁听不见,肯定是他们在讨论自己的户口问题。

  这天傍晚,婶婶出来进去神情不自然,对待叔叔更是粗声大气,尽管听不明白,但她哇啦哇啦的口气,明显是在发泄不满,他隐约感到,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户口引起了纠纷?

  第二天早上,见奶奶在水池旁边洗菜,时不时地擦着眼睛。孙子问她,她只说是进了沙子;孙子要看看她的眼睛,她不让。孙子无趣地走开了。蓉蓉见到他不红脸了,却把头低下来好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他不想呆在狭窄的屋里,拿着地图跑出去,刚走到公交车站旁,公交车就来了,他也不看看几路车,就上去了,他自己都不晓得要去哪儿?这时东方明珠、动物园在他心里已经荡然无存,满心眼里装的都是:我在上海是不受欢迎的人!

  乘坐的这辆95路正好是去火车站的,一个念头在心里闪现:“我要回东北的家”。

  但他知道身上的钱,根本买不来回家的车票。他坐在火车站的广场木凳子上,无目的地看着来往行人。一坐坐到午后,他也不觉得饿。但他知道再不回去奶奶肯定会担心的。他重新坐上95路公交,回到他不愿意呆的地方去。

  大平性格本来就犟。如果弟弟一家在户口问题上能够好好协商而不是不容商量的话,大平本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如今弟弟弟媳反对不说,连老母亲都选边站到了他们一边,这让大平十分郁闷。想当年为了减轻家里负担,自己小小年纪就跑到东北山沟沟里来当农民,一呆就是廿多年。现在想让自己的孩子回到曾经的故乡,却得不到家人的支持,还有什么天伦亲情?

  于是,大平也来了倔脾气,坚持要让孩子留在上海。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海的家里不太平了,蓉蓉去了她外婆家了;叔叔每天心事重重不说话;婶婶不是冲着丈夫发脾气,就是当着婆婆指桑骂槐:人家是老大,咱说了也没用;可当长辈的也吱个声啊?这么个螺丝壳里还能不能再挤进来人了?都当和事佬,那这个家还想不想要了?这日子不想过,那就散伙拉倒!

  奶奶总不接话茬,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唉声叹气;丁丁知道都是由于自己要来上海引起的,这样住在上海不就是度日如年么?爸爸总让他忍耐着住下去,后面的事情由爸爸作主。而身历其境的日子只能自己才能体味得到,爸爸,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是让儿子来上海不是过好日子,而是遭大罪?

  于是,儿子第二次出走。这一次,他不是去火车站,他是背着自己的行囊,准备步行往北方的家乡走,什么时候走累了,就花钱买票坐一段车,然后再走路。因为他身边只有一张五十元的大钞和一些角票、硬币。

  他第一天走到了安亭,天已经大黑,买了两只面包吃了,就在石桥旁边的坐椅上躺下来睡着了;第二天走到了昆山,照样是天黑了,还下起了暴雨,响着滚雷,他有点害怕,躲到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上半夜半坐半躺在椅子上,下半夜旅客少了,才完全躺倒下来。第三天,他有点走不动了,想回家的决心支使着他迈动着双脚,向前走。可坚持到唯亭就觉得浑身酸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原以为是饿了,可望着店铺里热气腾腾的肉馒头却没有食欲。走在唯亭镇大街上,就真的迈不开脚步了,他只得在长途汽车候车室椅子上躺倒。谁知道没过个把小时,一个老头来撵他走,说候车室要锁门了。他疲惫地朝公路上走去。他想找一家最便宜的旅店住下,此时此刻他太需要一张床来托住自己那随时都要倒下去的躯体,他摸着口袋里的那张大钞,舍不得让它瞬间就变成多张零散钞票,他不希望大钞很快就化整为零。他见马路旁有一个草棚子空荡荡的,也不顾残留的烂西瓜发出的腐臭味,便倚着草席躺下来,昏昏沉沉地动弹不得,浑身发热,他真的病倒了。

  他迷迷糊糊地像是躺在自家的热炕上,妈妈微笑着望着他,露着两只可爱的小酒窝在告诉他:我们不去上海了、我们不去上海了;儿子笑了,他太喜欢妈妈的酒窝了;爸爸也跟着说:儿子你离开上海回来吧、回来吧!说得儿子热泪滚落了下来……

  丁丁出走那天,奶奶是到吃午饭时才想起喊孙子,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去了?一等等到叔叔婶婶陆陆续续下班回来,也不见他的踪影。吃过晚饭,奶奶独自坐在灯下,想想不对,是不是这个小家伙想不开,会不会去做什么事……她不敢往下想,便出来跟儿子说。他叔叔说:这么大个孩子,还会走丢?奶奶又返回小屋。突然发现孙子的双肩背包不在了。她厨柜里找床底下寻。急忙出来告诉儿子。儿子也有点紧张,跑到母亲房里,一眼瞥见五斗厨上留下的一张纸条,是侄子写的,说是去火车站买火车票回家。婶婶在一旁提醒说:那还不快去给大哥发个电报,告诉一声啊?

  大平接到上海的电报,心情恰似翻江倒海,不知道谁帮他垫付火车票的钱?自己可没有寄过回程的钞票啊!丁丁这孩子不想呆或没法呆在上海,做不成上海人,难道都是老天爷给安排定了的?

  他与妻子细细算着儿子回家的大致时间:两天可到长春,然后转一趟火车,再转两趟汽车,连头带尾五天时间也就到家了。

  可还没等到第五天,大平就接到乡派出所民警的通知,说丁丁流落在苏州唯亭。真正是晴天霹雳,大平夫妇百思不得其解:好端端的儿子怎么流落到了江苏,还生了病?妻子吓得哭了起来。大平马上跑到乡政府值班室,说了儿子的情况,需要借用电话打长途。

  电话直接拨给了上海的弟弟。弟弟、弟媳都有点慌了神,尽管是侄子自己跑掉的,但跑掉有跑掉的理由,若是好好对他,不给脸色、不气急败坏,一个孩子家能够就这样出走吗?叔叔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坐慢车去苏州。

  他在唯亭下了车,坐了辆小三轮赶到镇上的一家小旅馆,看到侄子躺在床上,神情木木的,望着天花板发呆。房间里摆满了床铺,没有多余的地方站立,但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叔侄二人,似乎于对方都有点愧疚,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

  “住在这儿要多少钱?”叔叔终于打破僵局。

  “一天八毛钱。”

  “三夜就是两块四。”叔叔问道:“派出所垫的钱吧?”

  “不是,我自己有钱的。”

  “走,”叔叔拉起丁丁:“我们回家!”

  叔叔在唯亭车站旁边的邮政局里,给哥哥发了份电报,报了平安。

  然而,东北的哥哥,却已经在赶往上海的路上。

  大平踏进家门,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丁丁见到父亲赶来上海,自然高兴,但也知道是自己惹的祸,所以,神情有些木然;而叔叔婶婶自觉侄子出走多少与自己有关,所以也十分尴尬。只有老母亲见大儿子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回上海了,自然是忙前忙后地要操持出一桌丰盛的晚餐来。大平见状,心里也明白,故而只字不提丁丁出走的事。于是,叔叔去弄堂口买来了一篮子的光明牌啤酒。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围坐在八仙桌旁,喝酒闲聊。几杯下肚,大平一反先前的斯文,大口大口地喝酒,露出了东北爷们的豪爽来。妈妈说:“你去东北的时候根本就不喝酒,现在酒量这么大。”

  大平点着头:“记得临走前那一餐,爸爸让我喝酒,我勉强喝了一口,就辣得不行。现在能喝了,爸爸却不在了。”

  “你爸爸为你担心啊!那年你16岁还没到呢,就被吊销了上海户口,派了去当农民,作孽啊!”

  妈妈无意中说出户口两字,怎么就这么顺当地引申到了如今还没到16岁的丁丁去留的问题上来,让一桌人沉默。叔叔低着头,想到哥哥的遭际,觉得对待侄子不能太自私了;婶婶觉得家里的条件这么差,不接纳这个外地小囡怎么都摆得出道理来,但丁丁出走,又觉得自己多少有些理亏;丁丁想爸爸既然当年不愿意离开父母,现在自然就应该带我回东北去,我的到来,将堂妹都挤到她外婆家去住了,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老妈妈见状,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言:哎啊!自己和儿子媳妇要长久地住在一个屋檐下,为了一个外地小囡而闹得家中不和,也是自己晚年害怕过的日子;而妈妈的话却刺痛了大平:塞北的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冬寒夏暑,盼望着要回到自己的故土回到家乡上海,一场场美梦一次次落空。一转眼人到中年,愿望虽已淡漠,但他不甘心自己的孩子依然生活在落后于故乡好几个年代的地方,要想方设法,不能让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

  “妈妈,弟弟、弟媳,”大平打破了饭桌上的沉闷:“丁丁要来上海,我知道你们都很为难,但这也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凡有点门路,也不会来麻烦大家,可我又没有啥本事,只会在农村教个书。”他停顿片刻:“我的要求是让丁丁在上海立个足,能够将户口报进上海,让孩子有一个在大城市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所以,能够在家里挤一挤给他留个睡觉的地方,那就好;若不方便,我另外想办法。”

  丁丁问父亲:“为啥偏要我留在上海?”

  “大人的心事你还不懂,就不要问。”听父亲一说,丁丁显然不满意,头一摔扭身走开了。

  妈妈心里犯嘀咕:有什么办法好想?莫不是出去借房子?钞票有没有先别说,一个小孩家独自在外,谁能放得下心来?她望望这个,看看那个,怎么都不说话?

  弟媳开了腔:“大哥有办法那自然是最好的了,咱们家里的条件,说出去都难为情。再说,丁丁也是一个小伙子了,和谁挤一块都不合适啊!

  大平的办法无非就是志超跟他承诺过的“不行,就把丁丁安排到我妈妈家里”的一句话,于是便说:“那我这两天就去想办法。”

  弟弟不能不开口了:“家里虽然困难,还是自家人想办法克服吧,我知道大哥在上海人生地不熟,也不会有什么办法的。”

  弟媳不乐意了:“先别武断,你怎么晓得大哥没有办法?”

  妈妈觉得还是小儿子说得有道理:“对啊,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总归是自家人。”

  “就这样,”弟弟对大哥说:“蓉蓉搬我们房间住,中间用块帘子隔开;丁丁和妈妈睡,或者把妈妈的大床换成小床,腾出地方,晚上可以搭一张行军床。”

  妈妈连忙点头同意。

  就这样,丁丁算是成了上海人。

  丁丁在闸北的一所中学读初三,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因为离开学校有三、四站路,中午自然在学校吃。几乎天天是起早贪黑,与奶奶、叔叔、婶婶及堂妹碰面的辰光不多,少了些许口舌。只是晚上做作业没个像样的地方:奶奶的房间只有7平米,无法放下一张课桌,丁丁或站立着在五斗橱上、或是坐小凳子趴在奶奶脚后跟写。奶奶躺在床上总要看一会儿电视,尽管音量弄到最低,但一闪一闪的光亮总要分散他的注意力。没办法,就只有这样的学习条件。

  东北的爸爸妈妈知道儿子在上海生活的不易,只要有熟人回上海,总是托带些土特产来,以弥合、缓解一些家中可能会产生的摩擦。但是,在丁丁心里,总会有一种无形的寂寞,甚至是带着某种惊恐,那就是寄人篱下。比如,婶婶分配两个孩子做家务:蓉蓉放学回来早,每天负责拿晚报、收取、折叠、存放衣物;丁丁则是清洗晚餐的锅碗瓢盆。有次晚饭后电视正在直播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他喜欢足球,跟着叔叔一起观看喝彩。不料婶婶将桌子上的碗碟碰得叮当响,丁丁才猛然醒悟,忙不迭地起身收拾碗筷。他边洗边想:若是在自己妈妈身边,怎么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心里直觉得酸涩。男孩子往往记性差,一连好几次,晚饭后若是迟疑或忘记收拾碗筷,只要婶婶的一个斜视甚至余光,都可以让丁丁惊觉。他喜欢吃红烧肉,每当饭桌上有这碗菜,他都可以多吃一碗饭。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胃口好是常见的事,可婶婶对丁丁大口吃肉的样子很是看不惯,起初还是脸上表现出不悦,见此警告并未使丁丁吃肉有所收敛,便直接发声:丁丁啊,像你这样吃法谁家养得起啊?再说了,吃多了肉胃也要吃坏掉的!至此,丁丁碰到吃红烧肉,得下好几次决心才敢动筷子。丁丁喜欢打篮球,难免校服会经常留下灰土汗臭,婶婶便唠叨:怪不得咱们家自来水费这么多?蓉蓉的校服穿一星期都不用洗,看看丁丁的校服,比外来民工还脏。丁丁自然不高兴,噘着嘴不搭理。婶婶便有气:说起来在上海也呆了这么多日子了,怎么就是脱不掉乡下人不讲卫生的坏习气……说得丁丁一摔门赌气离开了家。

  丁丁的种种不如意,在家里也没个地方渲泄,而在学校里,他又是十分的孤单。起先,他担心不会说上海话,会不合群,其实,上海的学生在学校都说普通话,这一点障碍都没有。问题出在很难跟上教学进度,尤其是英语,加上语音的差距,丁丁的英语发音总会引来哄堂大笑。因此,丁丁一直自卑,也没有要好的同学。老师找丁丁的叔叔,提出补课的建议,不但补英语,还要补数学,补物理,最好还补一补化学。叔叔告诉了大平,大平随即寄来了钞票:一定要让孩子学习成绩提高上去。

  大人花了银子,以为尽到了责任,其实是苦了丁丁,他的休息日全都从日历上抹去。连轴转的灌输,对于他的学习并没有作用,大平想让儿子读个好高中的希望终是落空。一年之后,丁丁没能上高中,进入了一所汽车维修职业学校。

  丁丁吃住在学校,只是星期天回来吃个午饭,终于可以半独立了。但矛盾并未消失。有一次周日,午饭后,婶婶见奶奶装了一饭盒红烧狮子头偷偷让丁丁带回学校,便和奶奶拌起嘴来,说她偏心,也不知道留下一半红烧狮子头给蓉蓉吃……至此,丁丁就很少再回去吃饭了。

  不久奶奶过世了,他基本就不去叔叔家了。空余时间只是上小宣祖父母家跑一跑,和小宣一起玩玩电脑游戏,只是小宣高中功课紧张,玩一会儿就得结束。但他的.祖父母每次必定要留丁丁吃顿饭的。这对于丁丁来说也已经很满足了。

  两年半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丁丁也即将毕业。他与同学们一起走企业跑招聘会,他也没有关系,只能在宝山的一家汽车修理部工作。每个月只有900元钱,路途远不说,这么大个小伙子再和叔叔一家挤在一起,他也不愿意。只能借房子,近郊租房虽比市区便宜许多,但一套小两房也得1000元朝上,他只能与其他三个外省人合租,每人250元。此外,除午餐单位提供,早晚两餐得自己花钱在外面吃或者回家泡方便面。周日,都是18、9岁的小伙伴们邀着一起外出聚餐或游玩,都得花钱。家在上海的同事,基本是吃用父母的,有不少人还经常向父母伸手要钱;而丁丁吃喝拉撒睡只能在这900块钱里面精打细算。所以他总寻找借口躲避大家的邀请,久而久之,他也成了孤家寡人。他也想继续进修,那可得花钱;他也想结交女朋友,而姑娘们见他孤单单一人生活拮据,都远着他,让丁丁终于有了自知之明,他再不去想结交女朋友的事。

  日子过得单调乏味。

  他空闲时只有想家——东北的家。他倒是经常与东北的父母通电话,总说自己生活很好,不想让父母再为自己操心。

  然而,他的内心一直矛盾着,在外地人眼里他是上海人:在上海有叔叔婶婶,有父亲的老同学老邻居;在上海人眼里他却是外地人:寒酸,不会讲上海闲话,吃不惯上海本帮菜,喜欢大葱醮酱。他不知道应该向外地打工者靠拢呢,还是向上海同事们看齐?他有点乱了方寸。正在他思考着人生何去何从之际,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对上海的感情越发淡漠了。

  叔叔家的老宅要动迁了。叔叔找来丁丁,告诉他:因为他不住在家中,不能人与户口分离,所以要他把户口迁出去。丁丁也在上海呆了近四、五年了,他知道上海人与户口不在一起的很多,没听说非得要人与户口在一起啊?派出所还管我是不是住在家里?他特地去派出所问了民警,人家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丁丁不笨,他清楚这是叔叔他们害怕他的户口不迁走,以后会瓜分他们的房子。

  没几天,小宣约他周日去家里吃饭。小宣高中毕业,考取了华师大数学系,他不喜欢以后当数学老师,他祖父母、父母亲都支持他出国学习。那天小宣家里来了许多人送行,大伯小姨都来了。席间,大家都关心一个人在外住宿的丁丁现状。

  丁丁只是强颜欢笑,说自己在上海过得蛮好的。

  大伯与丁丁叔叔住在一个街道,他告诉丁丁:等动拆迁后,你叔叔分到宽敞的新房子,你就不用在外面租房子了,在上海也能享受到家的温暖了。

  对于这个好消息,丁丁却沉默不语。

  大家看得出丁丁这孩子肚子里一定有什么委曲或痛苦,要他讲出来。于是丁丁告诉大家,他的叔叔要他把户口从家里迁走。他能把户口往哪儿迁?跟单位领导说了,领导也说没办法,让他挂靠到原来的居委会去。那只能当“袋袋户口”了!

  小宣的祖父母以为丁丁已经把户口迁出来了,所以立马表示,让丁丁把户口暂落他们家里,他们和派出所很熟。于是,丁丁也不与父母商量,径直跑到叔叔哪儿,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出来。

  户口虽然迁出来了,并且有了落实的地方,但丁丁还是觉得自己的双脚由此悬了空。那小宣祖父母的家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啊!原来还经常去小宣家里,小宣一走,他也就不去了。

  当大平知道了此事,立马训斥儿子太没用处,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把上海户口从叔叔家里迁出来,这等于是拔了自己在上海立足的根、连带把你父亲在上海的后路也给断掉了!

  大平回头跟弟弟也发了火:迁走丁丁的户口,也就是想独吞父母的房子!但是你吼十声,我不答一句,起先弟弟是死活不松口,听哥哥要赶到上海来,只能敷衍着说:自己做不了主,再要和家里商量。

  大平转手又给丁丁打电话,无非就是叫儿子去盯牢叔叔,户口一定要再迁回去。

  弄得丁丁都怕接父亲的电话,他没有能力担负起实现两代人的上海梦想。

  丁丁无缘无故失眠了。晚上睡不到两个小时便醒来,醒来就胡思乱想;白天则无精打采,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工作时,拿了锤子忘记扳手,客户要充气他却卸下轮子补胎。他的师傅火冒三丈,对他从未有过的厉声喝斥:你要是再这样魂灵不在自己身上,我只有告诉老板炒你鱿鱼了!

  丁丁怔怔地站着,不知所措。

  丁丁的失眠没有好转,他去医院检查了,医生告诉他是“神经衰弱”,建议在家休养一段时间。但丁丁怕不去上班会丢掉这份工作,所以还是坚持着上班。但师傅与老板对自己的不满意,十分明显,季末奖金一分也没得到。

  有朋友建议丁丁跑出租,挣得多。他汽车本就会开,只是没办驾照。于是,他干脆辞了职。他问朋友借了三千元加上自己的三千元积蓄,够去驾校换张驾照了。想到自己以后的新职业,丁丁感到有了力量,睡眠也慢慢好了。朋友告诉他:开出租得预交一万五的押金,你得同时筹措。他掐指核计,能求谁帮忙呢?庞大的上海滩上没有一个是他可以与之商量借这笔钱的。他第一次开口问父亲要钱,不料父亲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说:你妈妈承包了一个鱼塘,费用有一小半是向别人借的。你就安心给我修车吧,别异想天开了,赶紧将户口迁回去是正事!

  丁丁打消了开出租的念头,然而又陷入了无奈。上网寻找工作,工作又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找到,眼看身上已无分文,一天只能吃两袋方便面。他感到空前的无助,尤其是倒霉的户口,让自己的脑袋涨得发疼。

  然而,东北的父亲还不知道丁丁此时的处境。时不时仍然电话催促儿子迁户口的事情。

  父亲问:“星期四去过你叔叔那儿了?”

  一接到父亲电话,儿子就紧张,故重复着问:“星期四?”

  父亲问:“周四不是你休息?”

  儿子说:“已经没有周四了,我天天都在休息。”

  父亲对儿子的回答十分吃惊:“怎么,你不上班了?”

  儿子沉默着。

  父亲显然着急起来:“喂,喂,说话啊!”

  儿子答非所问:“我只想着吃妈妈做的酸菜白肉炖粉条,还有锅包肉……”

  父亲不敢相信这是儿子的回答:“你这是说的什么啊?”

  儿子继续做着自己的梦:“我想咱家种的那块大葱地,我想吃大葱醮大酱……”

  父亲哪知道他连方便面都要断档了,听到儿子梦呓似的回答,简直叫父亲五雷轰顶:“儿子,你怎么啦?病了?快告诉爸爸!”

  儿子又一次沉默。

  父亲低声哀求道:“快告诉爸爸,你有事不告诉爸爸,我会着急的,你妈妈更会着急的,你妈妈在家里没有一天不念叨你——”

  是“妈妈”两字,唤回了丁丁的思念:“我想妈妈,我更想家……现在,上海没有了我的家,东北的家我又回不去,爸爸,我的家在哪儿啊?”说到“家”,丁丁便控制不住自己,在电话机前第一次失声痛哭,他毕竟还不到二十岁啊!

  儿子的痛哭,让父亲明白了儿子的心思,他扪心自问,自己原有的美好计划是不是成了折磨自己儿子的锁链?

  父亲略微调整了一下情绪,一字一句地告诉儿子:“儿子你听好了,不想呆在上海,爸爸不勉强你了——但你一定要好好的,你若有什么事,爸爸、妈妈就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妈妈抢过话筒说:“儿子,不想呆在上海就回咱东北吧,妈妈最近承包了两个泡子养鱼正缺人手呢,回来吧,我的儿子,咱们不在上海流浪了……”

  说到这儿,大平夫妇都已经泣不成声了。

  丁丁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回到了东北自己的家。

  一家人团聚,明白了一个道理。丁丁对父亲说的第一句话:“上海似乎没有我的位置。”

  父亲认同了儿子的这句话:“看来是上海不要我们了!”

  父子俩的对话既有道理,又夹带着些许无奈与不甘。难怪留在远离上海的上海知青们,尽管有种种缘由不能回到故乡上海,但骨子里的那份上海情结,却一直牵牢着他们的思乡梦,所以才有那么多在外地的上海知青微信上的名称依然起的直白:“上海人”、“上海人家”、“上海情结”,或带着浓郁故乡气息的“弄堂里”、“南翔小笼”、“老克勒”……对上海深深的眷恋与不舍,依旧伴随着生活在外地的上海知青们从少年到壮年,从青春到苍老,一刻都未曾离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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