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谱随想散文

散文随笔 时间:2019-04-15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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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个道院,主持者当然是个道士,但原先他却做过10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还年轻,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变化,历史留下了他的一个最根本的身份:17世纪晚期中国的杰出画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工朱权的后代。在朱莲出生前223年,朱权被封于南昌,这便是青云谱出现在南昌郊外的远期原因。朱权也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而且也信奉道家,这都与200多年后的朱耷构成了一种神奇的遥相呼应,但可怜的朱耷已面临着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神小天地了。说起来,处于大明王朝鼎盛时代的朱权也是躲避过的,他因事见疑于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庐”中抚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显然是更绝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院落,能给中国艺术史提供那么多的触目的荒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朽木、衰草、败荷、寒江,对应着画家道袍里裹藏的孤傲?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寻找青云谱,没想到青云谱竟相当热闹。

  不仅有汽车站,而且还有个火车小站。当日道院如今成了一个旅游点,门庭若市,园圃葱翠,屋宇敞亮,与我们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园林没有什么两样。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而乐于在花丛曲径间款款缓步。突然一对上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说是朱耷的后代,满面威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难道你们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这一切也不能怪谁。有这么多的人来套近乎,热热闹闹地来纪念一位几百年前的孤独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点,让拥挤的游客能够行走得比较顺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这个院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韵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沓不可见。这对我这样的寻访者来说,毕竟是一种悲哀。

  记得年前去四川流青城山,以前熟记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哗连天的队伍赶得无影无踪。有关那座山的全部联想,有关道家大师们的种种行迹,有关画家张大干的缥缈遐思,也只能随之烟消云散。我至今无法写一篇青城山游记,就是这个原因。幸好有关青云港的联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还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着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样心情烦乱。

  没到青云港来时我也经常想起他。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于在考卷上写“待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这个署名连写成“哭之”、“笑之”字样,我想他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的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面对朱聋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哪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17世纪晚期东方绘画的光辉,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么?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迭出,有一连串说不完、道不尽的美的创造,但是,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笔墨丹青对人格内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了。

  傲无疑问,并不是画到了人,画家就能深入地面对人和生命这些根本课题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访、顾闳中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被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也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历程并不能酣畅地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山水、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

  山水、花鸟本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衬,当它们独立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成功地表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意境,而在这种意境中又大多溶解着一种隐逸观念,那就触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人生意识。这种以隐逸观念为主调的人生意识虽然有浓有淡,有枯有荣,而基本走向却比较稳定,长期以来没有太多新的伸发,因此、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画家们更多的是在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了。

  所谓笔墨趣味认真说起来还是一个既模糊又复杂的概念说低一点,那或许是一种颇感得意的笔墨习惯;说高一点,或许是一种在笔墨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感觉、悟性。在中国古代,凡是象样的画家都会有笔墨趣味的。即便到了现代,国画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笔墨趣味间邀游。

  这些画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东西,例如像文学中的《离骚》。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他们,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败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洒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就很不够了,仅说气韵生动也太矜持了。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疯痴。他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