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心散文
小脸司机虽然脸小，但五官端正，耐看。他二十三岁，拿着一张师范毕业证出现在蓉城。与他一起的还有三个年轻人，全是他的老乡或者同学。他们租住在我旁边那条陋巷里。之所以称为陋巷，是这位小脸司机第一次领我去他们那儿的时候，巷道中总是铺满垃圾，走路要学青蛙跳。每天都有一个骂娘的大爷在清扫，他看人的眼神非常气愤———“龌龊！”他说。我常被他这声“龌龊”吓得脚杆打闪。可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我敢赌咒从来没有在这儿造下一点垃圾，那些像牛屎那么大堆的粪便更是与我无关。但我的脚杆就是打闪了。因此我去拜访小脸司机的时候并不多。
我与他们很自然就认识了，这不必详细探问，几个不算丑的年轻男孩想认识一个女孩，他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站在那儿打个口哨，像花喜鹊那样甩一下脑袋，自然会引人注意。
小脸司机就是站在那儿打口哨的人。我笑他。笑就是一种招呼了。
之后他总是来我摊子边讲一些笑话。我正是一个听笑话的年岁。我们站在路边，一个是失业的司机，一个是卖梨的小摊贩，说累了就吃梨解渴。
“成都太大了。”他说。
“地球才大。”我回他。
我们有一天说了这样一句闲话。我当是闲话，他却是一脸严肃的失落。他这天的脸好像有些肿。也可能不是肿，是他近日生活充满阳光，胖的。
“你找到工作没有？”我问。
“昨天一家私企老板让我去试车，倒车的时候把车子尾灯擦掉了。”他是望着天说的。
我没有安慰他，而是望着他的脚发呆。那只脚一定又把刹车踩成油门了。他总是干这样的事情。听他的同伴说，他从前就是这样失业的。我无法安慰他。我总不能说，嗨，你换一只脚好啦，这只脚不要了！我们生来就只有两只脚，哪怕它们时常犯错误，干一些掉尾灯的事，我们也只能拖着它四处闯荡江湖。像我的两只手，它们其实也充满敌意，在农村的时候，我的右手拿菜刀把左手食指剁了一半的皮肉，如今还结着一条长伤疤，但我还是要让它们跟着我，保持距离在我身体两边。我当然无法在什么地方另外获得一只右手。就是这样，我们谁也无法选择一双使用起来灵活无比的手脚。它们全是原装货，好的坏的，你都必须接受。
小脸司机抬头望天，他还没有把脑袋放下来。以前我的右手砍了左手的时候也这么望天，我还骂过一句“天杀的”。这是我们村很小的孩子都会骂的话。那儿的大人很早就把咒骂的本领教给了孩子。
“你骂一句‘天杀的’好了。”我非常有经验地说。
“有用吗？”他放下脑袋。
“有。我们那些长辈就是这样干的。现在他们还活得很好。”
小脸司机紧了一下脖子上的领带。他没有骂。大概他认为自己好歹是个有文化的人，怎么也不能与乡下粗人相比。
他确实不能与粗人相比。虽然他的工作总是没有着落，但是找工作的过程却非常注重。首先注重穿着。他还比较年轻，不能打扮得像个落魄的老头子。可是我知道，他箱子里就那么二套衣裳，今天换明天换，其实都没什么特别的效果。而且糟糕的是，他们打地铺睡觉，房间还没有装地板，坑坑洼洼，有小石子鼓在那儿。他们将棉絮铺在地上，只铺了一层，他们说一层够了，他们的腰板硬，不要那一层棉絮也可以睡觉。因此，小脸司机的两套衣裳上面都有租房地板上留下的石头印子。他每天不管换哪一套衣服，都背着几颗石子印，让人以为他睡在天桥下。只有他的领带是板直的，像他的腰杆一样直。可惜他本人不会打领带，这是唯一的麻烦。不知道这领带之前是谁打好了挂在他脖子上。为了一直保持领带的原样，晚上睡觉之前，他将领带小心地拉成一个圈子从脑袋上绕下来，第二天再小心地挂回脖子，紧一紧，整回原状。这种事情办起来相当费心，感觉像伺候一只老狗出门，他说。
有一段时间我很少见到小脸司机。我认为他可能找到工作了。但如果找到工作，他一定会开车来看我。他曾经说过，等他当了司机，一定会开车停在我的摊子旁边，让这儿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开轿车的朋友，让他们看看卖梨子的小摊贩，土里土气，但却因为有这样一个朋友，在这条街上就不会遭受轻视和怠慢，会使我瞬间有了某种身份。
难道他以为我遭受了轻视和怠慢吗？如果他是因为上次那位太太说话的语气以及那些讨价还价，那些给我假钱我又没有认出来，还有我看错了秤还找多了钱，如果他是计较这些，那可能也算是一种轻视和怠慢吧。但是在这条街上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遭遇。摊贩们并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这只是生活中意外的挫折，作为小摊贩必然会遭受的磨砺。这种遭遇早晚会过去的。现在摊贩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砺后变得狡猾难缠，就像一颗滚圆的石头，他们也偷偷把假钱回找给上了年岁的买主。因为上了年岁的买主视力模糊，真假不辨，他们是快要落坡的昏昏太阳，也许买完这一场东西回家，明天就不再来了。反正这条街上的'人就是这样干的，没有绝对的受害者，也没有绝对的受益者。像我这样刚刚加入这条街的新人，还没有变成一颗滚圆石头之前，我必须接受这样一种惨状———如果终身不能成为滚圆的石子，我将继续这样的惨状。这是作为不能变成滚圆石头的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冲着小脸司机平时待我如亲人，我决定亲自去看他一下。
那天陋巷里下着雨，扫地的大爷穿着雨衣站在巷子边。我和几个行人在垃圾堆上跳来跳去。不知道从高处哪里落下一把葱皮，正好洒在我们头上。我抬头望上去，什么人也看不见。人们隐藏在自己建起来的高高的楼上，然后从那些窗口里随意往下丢东西。
“天杀的。”我说。
“安逸吧？”大爷伸长脖子跟我说话。好像我需要这么一个长镜头的脖子才可以看清似的。
“你看到了，这垃圾不是我丢的。”我一边跳一边说。
“天杀的。人人都这么说。”他丢下这句话就走了。雨下得更大。我的裤脚上全是自己跳了溅起来的脏水。
小脸司机和他的朋友都不在家。我往门上嘣嘣地甩着拳头，里边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想是不是木门太厚。我又使劲敲门，还是没有听到回应。我买了两斤猪肉和一根莴笋，站在门口不知道怎么办。我更不知道为什么来之前要买这些东西。也许是上次他们说要打牙祭，一直没有打，我这是为了给他们打牙祭来的。
我决定将猪肉和莴笋放在门板边。这个举动让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慌和惭愧。我不敢保证小脸司机看到这些猪肉和莴笋猜到是我干的之后，会不会与我断交。他是那样一个体面的人，有强烈的自尊心，尤其在我这样的年轻女孩面前，他时常表现得非常强大。一直以来他都打着笔直的领带，穿着合体的旧西装，像个干传销的，但他不干传销，在我看来他就是个没落的贵族，今天所做之一切，是为了始终保持他贵族的气质。
也许我把他看穿了。我的天赋不在生意上，而像个算命的，时常把一些人看穿。这样一来我总是失去许多朋友。不是我失去他们，就是他们失去我。总之我在任何一个城市到头来都成为孤家寡人。我感到害怕。我想把这些猪肉和莴笋都拿走。可最后我的愚蠢战胜聪明，空手而回。
从丢下那些猪肉和莴笋之后，第二天我像是落了魂。下午快要天黑的时候，我的门被敲响了。我拉开门，小脸司机笑笑地站在面前。
“我是来感谢你的。”他说。他的眼睛有点肿，裤脚大概在垃圾堆上跳的时候被什么东西刮破了。
原来，我放下那些东西并没有使他自尊心受损，反而救了他们的命。这话有点重，但他是这样形容的。在我去之前，他们四个人躺在地铺上昏昏沉沉，已经饿了两天。
“我敲门了。”我想问他有没有听见。当然我也对“饿了两天”表示惊讶。
“我们躺在那儿没有力气。两周以来，我们买了三棵白菜，一把面条，汤汤水水地喝到你来的前两天为止。我们应该听到敲门声了，但是不确定。即使我们听到了也不想开门。我们四个年轻男人，躺在地铺上饿饭，总不像样。”
我请他坐在一把凳子上，给他倒了一杯冷开水。
他给我说了以后的打算。最后这些打算都不合用。他相信在这儿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们躺在地铺上饿饭的场景可能还会有。我总不能每天给他们送猪肉和莴笋吧。我的生意直线下降，说实话，买那两斤猪肉和莴笋，也是想自己打打牙祭。但因为吃了闭门羹，牙祭被他们打了，我还一点儿油水没有捞着。但不管怎样我在这儿还算过得下去，与我在凉山父母身边的日子差不多，至少目前我还没有混到饿两天的下场。
“你们可以随便找个工作。哪怕去建筑地卖力？”我对他们躺在地铺上饿饭的行为看不下去。一个人在达到他的理想目的之前，完全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来缓解困境。书上不是说过吗，大丈夫能屈能伸。
“不行！”他一口回绝了我。这种回绝的语气相当重。我突然明白了像小脸司机这样的人，正是我父亲说的那种钻牛角的勇士。他们认准了一条路就会一直认准，绝不拐弯，绝不妥协，即使睡在地铺上饿两天，也会像个殉道者，会一直遵循某种真理和信仰，有相当的牺牲精神。也因此他每天打扮得像个骚包———我这样形容肯定有些失礼，但他确实给了我这样的感受———在街上晃来晃去，妄想明天就有人请他当司机，然后开着小轿车来给他的朋友提高身份。然而他饿了两天了。不过他现在暂时脱困，肚子里还装着一点猪肉和莴笋。
他喝下那杯凉开水就走了。
过了大约七八天的样子，小脸司机又来看我了。他跟我讲述了这几天以来他们四个人的状况。他们之中有两个人的女朋友在什么地方上班。女人总是容易接受现实而降低标准生活。他们从那两位女生处借了三百块钱，过了一周。现在又去借钱了。不过这次他们准备把借来的钱平分，然后散伙。他们怀疑四个人八字相克。
小脸司机要去投靠他远在攀枝花的姑妈。他姑父正是一位老出租车司机，那车子是自家的，一个人开有些辛苦，他姑妈希望他过去帮忙。
我猜想他是不是来跟我借钱，我由此下意识地捂住钱包。虽然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并且相处得像是亲人，可一说到钱，我的手还是捂住了钱包。在城市生活久了，我也难免要学会在农村时没有的习惯和经验。何况我包里的钱除了不小心收到的假钱之外就剩不下几个真钱了。我还要靠它们活下去。
“我不是来借钱的。”他大概看到我捂钱包的手了。“我是来找你帮忙。今天晚上，我想趁着夜色，将租房里的行李从窗口用绳子顺下，你在下面接住。就是这样。我们四个人各找帮手。不能一起走光，我们得一个一个地走，不能让房东察觉。我先走。”
我听明白了。他们是为了逃避房租。
小脸司机无法扛着行李翻过院墙大门，他必须让行李先从窗口下来，才能轻装翻墙。这大概就是我之前所想的，在达到目的之前，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来缓解困境。这就是他现在要干的缓解困境的办法。
“天杀的。”我这样骂了一句。当然是答应他的请求后一个人走在夜色中的陋巷里冒出来的野话。这天晚上天气太冷。冷得无法正常在垃圾堆上跳。我只能实实地踩着它们。并且因为我要完成的任务总有点冒险和见不得光，所以像贼一样四处张望，胆战心惊，神神秘秘，总担心那位扫地的大爷还没有收工，站在哪儿突然来一句“龌龊”。我这样想着脚就在打闪，汗水都出来了。如果我父母知道，我一个凉山出来的人，在那儿没有成为女匪，在这儿倒干出这样一件只有女匪才干的事情，会不会与我断绝关系。然而我还是来到了小脸司机的窗口下。我像他从前给我打的花喜鹊口哨那样来了一声。很快那个窗口出现一只脑袋，然后一团行李黑漆漆地像天塌了一样朝着我降下来了。我搂住它，是一只帆布箱子，箱子上还绑着一条洗脸帕。
“还要什么洗脸帕！”我自言自语低头解着箱子上的洗脸帕，将缠住它的绳子分开。
“脸还是要洗的嘛。”小脸司机已经翻过大门站到我跟前来。他的西装可能被大门上的钉子划破了。他心疼地摸着那个破洞，在墙缝里透出来的一丝灯光下用手指想把破洞合回去。
“快走吧。”我催他。
他将洗脸帕搭在肩上，拖着箱子，趁着夜色走了。这时候他看起来确实没有贵族气质，很像个搞传销破产后另谋生路的人。我很高兴他可以另谋生路。但是我也很害怕。小脸司机走了，明天房东会不会哭，会不会骂一句“天杀的”呢？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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