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散文

散文随笔 时间:2019-11-14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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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山有一条不知名的小村,它位于“三角地带”,此三角不是黑三角、金三角,而是由三个镇区的飞地组成的一个特殊地理位置,2003年版之前的中山地图上就标有某某镇飞地。飞地的意思是距离一个镇的自然划分区域很远的地方有一块地或一条村是属于这个镇区的,像一块用力抛出的石子,抛物线所落的地方,就叫飞地,取其意像飞出去一样远。2003年之后,中山就取消了飞地,将其划分到就近镇区,这一划,划出了许多故事。

  八十年代,我们的小村,宁静得像一幅画:一条蜿蜒的河,一排清秀的竹,民风淳朴,夜不闭户。小村又像一座孤岛,四面环河,在村口有一条水泥船,接送村民渡到河的对岸,跟外面的世界联系。如果追溯到更远一点,村口的那条水泥船也没有,村民只得绕半条村远,到邻村村口去渡船过河。

  小村确实小,全村男女老幼一个不漏才不过800人,直到现在,有少无多,甚至还比不上人家的一间工厂人多。800人里除老减幼,剩下的主要劳动力不足1/3,因此小村看起来比邻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一些,因为小村的楼房比邻村的楼房少,因此有些三姑六婆农闲时就坐在竹荫下讨论:小村的人比邻村的懒惰,找媳妇要找邻村的。其实不然,邻村是大村,如果按比例来说,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不过三姑六婆的话题是不会止息的。

  小村虽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村有自己的小学、村支部,该生产学习的生产学习,一切法律条文该宣传落实的宣传落实,不会因小而陷入无政府状态。

  小学在村口,一条林荫小路从主村路下来,长约80米,学生上体育课的100米测验就是用这条校道,一个个从路的另一头饿狼扑食一样冲进校园,冲到半个校园才够100米。校园由两排瓦房组成,到我上小学时,瓦房已变成了危房,西南角的教室犹为明显,一到暴雨台风就不用上课,必须将学生转移到安全的教室,学生是比较开心的,因为不用上课,但家长就担心得不得了。因此学校是备受村民关注的,除了安危之外,还寄托着美好的愿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读书就是最好的出路。

  1988年秋,由镇政府出资,楼高为三层,长度为6个教室的教学楼落成,耗资10万,没摊收村民一分钱,结束了村民们担惊受怕的日子。村民们拍手称快,感激得无以言表。

  二

  回到小村的怀抱工作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其时我已外出参加社会工作,小村要招收老师。参加家乡建设是我们毕业时曾经彼此讪笑的一句豪言壮语,估不到我践行了“豪言壮语”,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准确来说,是代课老师。代课老师不入编制,等同于合同工,代遇是公办老师的一半。妈妈说,好。当然,我没有说不好。

  对于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我,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我曾经的小学老师成了同事,亦师亦友;和学生们一起很快乐,我在教室里度步,听他们朗朗的书声,窗外一片片灿烂的菜花,一畦畦碧绿的菜田,偶尔听到村民们大声的说笑,常常惹我凝神;课余时间有时带着学生到田基上散步,活动身心,边走边唱,歌声在田野里缭绕、扩散;或者无所事事地在校园里溜达,看着学生们忘情地追逐。这样的工作生活是平静和谐的,我比较喜欢。

  但新鲜感过后就觉得有种失落感,因为青春热血和平静安宁似有抵触,小村的交通依然闭塞,最大的消遣就是看电视,最大的活动范围就是从村头走到村尾,暑假也懒得外出,闲暇时就看书写字。小村枯燥的生活,让我觉得有一种压抑的郁闷无法排遣。那时,外来的老师一般都呆不久,因为太清苦了。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我逐渐习惯了,比起祖辈的艰苦卓绝,寂寞算什么?

  三

  一九九七年真是不平常的一年,金融风暴,香港回归。邓伯伯却没来得及到香港看一眼就走了,举国上下同悲。我们全校老师肃穆地站起来看完了2个多小时的追悼仪式,以示身临其境和对邓伯伯的高山仰止和无限哀思。

  这一年,学校也迎来了致命的转折。

  1997年教办下达了一份通知:对于“麻雀学校”实施关、停、并、转。我们的学校是“麻雀学校”当中的佼佼者,全校师生不足70人。这个消息对小村来说无疑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新闻,村民反响强烈。

  镇领导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给边远农村的孩子提供优质的教学条件和资源,同时又节省教学经费。方案是有几套的,一、整体迁移,像三峡移民一样,将村民迁往镇上一个指定的区域,为他们建设楼房及商铺,以安定他们的生计和孩子的教育,原村的土地则无条件提供给镇政府开发利用;二、村民在原地居住,学生则用两台大巴每天往返接送于村与校之间;三、与就近小学合并,由镇政府划拔教学经费给所在学校,以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经过多方研究讨论和听取村民意见,方案一是比较震奋人心的,但政府的投入是一个天文数字;方案二,村民极力反对,理由是如果出了什么意外,小村的希望就完了。方案三,还有很多细节要斟酌,因为我村和邻村不隶属于同一个镇区,财政的划分是一个问题,而且要在本村和邻村的河面上架一座桥,那亦是一个不小的投入。

  最后领导拍板了方案三,修了一条通往邻村学校的路和在河面上架了一座桥,用了50万元,每年由镇财政划拔3.5万元给邻村学校作为补贴资助,原学校的开支每年至少6万元,等于每年至少节省了2.5万元。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村民家庭来说是大数字,但对于一个镇的财政来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对于小村来说,等于彻底地改写了历史——学校没了。许多人和我一样没有了母校。

  理由是很多的,发展是必然的,主观感情是不可以阻挡的。但无论合并到哪里,我们都注定没有了母校。错就错在,这么多年来小村没有足够的力量让自己强大,这是谁的错?

  历史回到1974年,我们的祖辈在村干部激动人心的鼓舞下,从大村扶老携幼地来到这片边远、荒凉、落后的蛇鼠横行的水莽之地开荒僻野,当时缺衣少食,记忆中那时的冬天特别冷,缺医疗缺教育,有什么头痛脑热的要到邻村求医,小朋友是没有幼儿园上的,七岁之前要跟父母下田。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村民仍然用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这片飞地建设成“南泥湾”,村民几乎用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可上缴公粮下可自给自足略有盈余。可以肯定,村民是对这片土地有感情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但现在自己的学校结束了,小村也合并到邻镇邻村,等于改名换姓了。我们是从我们的镇区分支开来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也在这个镇,合并到邻镇,连可怜的归属感也没了。我们是有充分的理由强烈抗议的:难道我们两代人的付出就那么不值一提了吗?把我们当球一样踢来踢去连起码的独立尊严也没有。但我们也知,领导是尽心尽力了,我们也心领了。

  1998年暑假,送走了最后一拔学生,学校关闭。萧瑟的秋来临,崭新的学校在枯叶狂舞中寂静至冰。2002年3月,小村亦合并到邻村,实行财政统一,小村结束了自己的独立自然村的历史。学校则一直荒芜着,成了一片荒地,荒草和虫子在寂寞里唱歌。她曾经成就了多少人的历史,她的历史却无人参与。锈锈的锁,锁住了小村的独立尊严。

  若干年后,一次机缘巧合,我和当时在小村扶贫工作组的周队吃饭,他问我哪里人,我说新二。提及旧人旧事,彼此话题投机,周队说,那时我劝郭书记,不如将村财政的一部分钱奖励给村干部吧,大家都辛苦了那么多年,反正合并之后小村的全部剩余也要贡献出来。有好事者打听到,当时我村的银行存款比邻村多出几倍。

  郭书记却没有这样做,他的理由是,去到邻村,村民则如养子,如果养子带去一些钱,则养父养母或许会另眼相看,至少不会被看成一帮讨债的。

  听罢,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