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动物饼干散文

时间:2021-06-19 18:03:56 散文随笔 我要投稿

老北京动物饼干散文

  童年是指尖发炎的小伤口,在很多柔风细雨的美好日子里不经意触碰它,都会撩起隐隐的痛和痒……

老北京动物饼干散文

  每个周末,给十五岁的儿子整理上学的行李,都成了我最发愁的事情。超市的面包和糕点类都腻味了,琳琅满目的小食品对他也是老生常谈,引不起兴趣。我推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混装的休闲食品在超市里转了半天,看看有没有儿子没有品尝过、又可口的零食。这时突然看到一袋商标为“老北京”的动物饼干,包装上醒目地写着“怀旧的美味,童年的记忆”,这个有个性,也许适合儿子猎奇的心,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放进了推车。

  儿子最初看到这件包装奇异的动物饼干,轻蔑地说:“妈,你会不会购物呀?买回一袋垃圾食品,吃完我脸上就起青春痘了。”顺手丢在餐桌上。

  不一会上他自己上街买回几只肉松面包,还有一袋巧克力派蛋卷,提上一箱牛奶上学去了。

  坐在电脑前我开始享受这份被遗弃的休闲食品。拆开包装,一只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跑了出来,双目圆睁的猫头鹰,落在树枝上的小鸟,伸出脑袋爬行的乌龟,圆滚滚的小肥猪儿,身材短短的胖头鱼……轻轻咬上一口,香甜中略有奶味的芳香,酥脆不腻,我坐在电脑前咀嚼着老北京动物饼干,关于童年的记忆像高清的壁纸,一幅一幅铺开在我的桌面。

  我的童年是在七十年代一个极端贫穷的小村度过的。

  说它极端贫穷,是因为现在的孩子无法相信它的存在,甚至在电视上都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画面。那时,我的小村像一个自卑的女孩蜷缩在黄土高原的山坡下。土,就是它唯一的标志。土坯的房屋,土垒的院墙,猪圈牛棚鸡窝,都是土堆砌起。黄土堆砌的墙壁,经过岁月的磨砺,变得残垣断壁。村子里的小路,农家的土炕,还有一群活蹦乱跳的孩子的脸,以及坐在南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都是土的颜色,是一年四季吹刮着的季风留下的颜色,是黄土高坡的沙尘扑打后的颜色。

  村子里也有一处耀眼的地方,是村子里的大人小孩向往的所在,就是唯一的一家集体商店,在当时叫做“合作社”。我一直不知道它的来历,一个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如何叫做合作社,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直到今天,村里的上辈人到超市买东西,还说去了一趟合作社;我回到老家,从外面带回来的礼品也说是从合作社买的。

  合作社是名副其实的百货商店。有摆放的成匹的布,当然颜色单调,大多为黑色或者蓝色,也有做被子用的花布,材质一般为我们叫做“洋布”或者“哔叽”;有文具,铅笔和橡皮、日记本;有日杂用品。最吸引眼球的是货架上排放的食品,动物饼干或者糖果。

  我的童年经历了建国以来人民币最值钱的一段历史。一盒动物饼干的价格为两毛四。那时一毛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一支带着橡皮的铅笔的价格是三分钱,一分钱可以买到两个糖果,可以买到一个江米球,或者两个信封。但是很多家庭一年连一毛钱也没有。一盒饼干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是从不敢想的奢侈。

  对于童年的很多记忆,尽管很遥远但有的`事情特别清晰。那时上学基本是免费,跟现在财政补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完全是两个概念,是勤工俭学。课余时间积肥割草,捡拾遗落的麦穗和玉米。三年级的那年春天,正是青红不接。学校让交练习本的钱,大概是七分钱,回家后我扭捏了半天才说出来,母亲立刻愁上了脸,她转身出去到管理生产队库房的邻居家借了一毛钱,一直到年底才还给人家。

  所以一包动物饼干摆在货架上,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而言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人的需求和欲望在极端贫穷的条件下也是最低级的、最基本的。后来我看到马斯洛的关于人的需求的金字塔理论,人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人类在物质极度丰富的情况下,就会有更高更新的需求。童年的欲望被贫穷压抑到最低的极限,没有读书和穿着的追求,更没有高一层的自我实现和什么人生价值的需求,甚至对一包零食的愿望也是很淡泊的。到了商店,径直去买需要的铅笔或者小刀,连看都不看一眼摆放零食的柜台。

  村子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河滩,长满茂密的草。我绝对相信一句话:儿时的贫穷是一生的财富。童年的我是很懂事的,当如今的孩子还离不开父母悉心照顾,八岁的我已经能够割草挣工分了。为此,爸爸还特意用柳条为我编制了一个小背篓,打制了一把小镰刀。我一上午只能割草七八斤,然后交到生产队的饲养处,换回一个小票。家里一个黑色的小陶罐,就是存放我的劳动果实的。到了年底,母亲从小陶罐里倒出来一堆小票,兑换成工分,就能分回来一些钱。

  母亲在年底分红之后,疼惜地看着懂事的我,问我想要买点什么。

  尽管一包饼干于我来说如此诱惑,但想到浪费这么多钱,吃掉就什么也没了,我便收回了买饼干的念头。我想买一本连环画。《后稷播种》、《洪秀全》、《杨家将》等都是我们用割草换来的。我在很小的时候,看到祠堂里出现“李氏后稷”的字样,指出来是错别的字,就很让族中的上辈人纳闷。

  童年咀嚼的零食少之又少。河滩生长一种野草,齿状的叶子,宽大地匍匐在地,颜色墨绿,没有见过其开花结子,但年年生长,我们村的人叫它“醋咧咧草”。这种野草的叶子和根茎酸酸的,喝了扯一把送进嘴里,满口生津,清冽爽脆。每次割草回家都不忘带些醋咧咧草回家,分享给弟弟妹妹,有时还当做什么宝贝似的送给邻家的爷爷奶奶。我一直不知道醋咧咧的学名是什么,也无法考证它是否有营养价值或者有害成分,但家乡人以它为零食的记忆一直难忘。

  村子里还有晒咸菜干的习惯。把腌制好的咸菜切成细条,晾晒在房前屋后,直到晒出了白花花的盐分,嚼起来有韧性后收藏在篮子里。上学和下地的时候随手抓一把,就像现在抓一把果脯一样。当然还忘不了带一壶水。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有个姓王的同学,她经常带来咸菜干,是那种酸中带辣的口味,于是盼着上学,盼着姓王的同学早点来。很多孩子不愿意得罪她,而她因为家里味道独特的咸菜干也成了班里众星棒月的公主,矫情地站在讲台上喊:“谁跟我好,就发给谁。”

  除了晒咸菜干,记得村子的台阶上还有晒红薯干、萝卜干、馒头干的。不是因为物质极度丰裕,而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智慧也是发挥到极致,这些就地取材储存的零食,让那些清贫的日子有了另一种味道。

  我家南墙角有一棵木木的树,不知道它在那里矗立了多少年。它的枝干扭曲,无论做房梁还是做案板都不是好木质,且枝叶繁茂,免不了落叶缤纷清扫不止,但父亲一直舍不得将其砍掉。因为每年这棵树都要结出几个鲜红的类似于今天的草莓状的果实来,上树轻轻地采摘下来,放在嘴里甜滋滋的,美味无比。但这种果实吃的多了,舌头被刺激的生痛,好几天都不能正常吃饭。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会把摘下来的鲜红的果实分给邻家乖巧的孩子。因为这棵长满美食的歪脖树,我们练就了上树的绝活,在树上一只手采摘,敏捷如猴子。

  苍白的日子也有一份翘首的期盼,就是盼望姥姥看望我们。姥姥带来一些我们吃不到的零食,成了贫穷的日子里亮丽的梦想。

  终于有一天,姥姥真的来了。意想不到的是除了一双新鞋子,还带了一包动物饼干。

  母亲宝贝似的把饼干藏在高高的柜子里,待我们喊饿的时候,就每人发两个,更多的时候给年幼的弟弟多加一块。这时我们就会安静许多,三个人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比比谁手里是猴子,谁手里是猫头鹰,然后用饼干玩着老鹰吃小猪或者猴子的游戏,玩够了,轻轻地咬上一小口,问问妹妹好吃不好吃。两块饼干要吃好久,一点一点地啃,最后往往十分不情愿地把最后的一点含在嘴里。尽管饼干在那里一直诱惑着味蕾,但是除了弟弟年幼不懂事,我们基本不要求母亲再发一次,一是因为多要母亲也不会再给,另一个是吃完了明天就没有了。为了监督两个小家伙踩着凳子偷吃,我还充当了看管饼干的角色。

  那天,父母下地干活,我在家照看弟弟。现在想来可能是弟弟身体不舒服,不断地哭,我踩着凳子给他取了一块小猪饼干,他吃完还要,而且大哭不止。我立即背着他到大槐树下玩,弟弟依然不依不饶,怎么也哄不下,他拿起一只破碗片划伤了我的脸,殷红的血瞬间流了下来。幸亏有邻居马上把我送进了村卫生所,缝了七针。母亲回家后看到这种情形,立即将所有的饼干放在我们面前,还从地里搞了半只向日葵给我。

  童年是山野间生长的醋咧咧草,嚼起来酸酸的,还有一番苦涩的味道。即使在今天生活丰盈的日子里,它带着泥土的清香常常留在梦里边,让我无限怀念那些纯净到一尘不染的岁月。

  当商家绞尽脑汁开发新的零食,满足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当越来越丰富的零食丰富着超市的货架,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食品的安全,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纠结于如何挑选放心食品;我那单调的童年和童年里关于零食的清晰记忆,总是一次次让我回味不尽。

  一包老北京动物饼干,无论从品质、成分和量上,都优于儿时记忆中那种。它更加逼真的动物憨态,飘着牛奶和多种香料的口味,都让曾经走过岁月艰辛的一代人沉入遥远的回忆。可能在这个零食不断变幻、推陈出新的年代,孩子们已经不屑于追逐饼干的味道,但动物饼干连同远去的、雕刻着历史痕迹的童年,在那一代人成长的路途中,给予了丰厚的人生体验和无尽的财富。它像纯洁的山花,尽管留下大地的贫瘠和雨雪的洗礼,但无论何时回过身,都能嗅到它的无法替代的芳香。

  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行进,艰辛的岁月,贫穷的是我们的日子,难舍的永远是那份乡情和那乡情里厚厚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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