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介绍人

范文 时间:2012-10-05 我要投稿
【www.unjs.com - 范文】

 专卖管理局刚组建的时候,我当人事干事。一天副局长找到我,要我到厅人事处去接刚到的土改干部,我立即骑上单车,直奔沙面而去。

  厅本部在沙面沙逊大厦办公。我上到二楼,大厅已坐满了正等待各单位来领的土改

干部。土改干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南下大军,有曾在当地打过游击的游击队员,有学生,有如土改根子那样的土改积极分子。接干部的人事干事们往往出于本单位的考虑,把档案挑来挑去。回廊里的一张乒乓球台上摆满一堆堆分配好了的档案袋,有一个单位却坚持要把一份档案退回去。主持分配的一位副处长黑着脸把档案往我面前一扔说:“小范,你们是新单位,需要人。”档案袋躺在我面前,我首先看到的是“陈仕荣”三个字,抽出档案一看,立刻明白那个单位退档的原因。陈仕荣同志是个残废军人,右眼失明,右臂炸断,更要害的是在土改整队时受了撤销区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我仔细看了档案之后,把档案接了下来。我到大厅点名叫到这个名字,站起一个面颊瘦削,右眼窝深陷,宽大的袖管里隐隐只见半截手臂的人,他的右眼可能仍在发炎,不断眨动着。我向他点了点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副局长把我找去骂了一顿。说我挑了什么干部,把没眼少胳膊的都要回来,还当什么人事干事?那年我才19岁,已有了5年革龄,正是心高气盛的年纪,哪受得委屈!我顶撞道:“他是为革命伤残的,是在打游击时面迎一颗手榴弹受了重伤的,你说这话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副局长被激怒了,我们争吵起来。

  我提出来不干人事工作,要求调动。不久成立监察室,我调过去当监察干事。监察室共有五人,由陈仕荣和一位姓何的转业干部负责,两人均为副主任。从那时起我就称他陈主任。老陈虽然身有残疾,但他不是一个只坐办公室的主任。那时的口号是“向苏联学习”,要求监察干部到第一线直接对企业日常业务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工作任务繁重,陈主任同我们一样,常常跑仓库、码头及业务科室,谈话、争论及查阅单据,极端严肃认真。不会骑单车的他,就只得步行或挤公共汽车,经常是一身汗水。他是个硬汉子,打仗不怕流血,工作不怕困难。他的伤口一直不好,我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他负伤住的医院条件极差。游击环境,设在山野茅棚的医院,消炎用盐水,连做手术的起码工具都缺。他的手臂是用一把普通的木工锯锯的。医生锯不下去,是他自己夺过锯子锯的。他是重伤员,在疗伤和转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主动照顾战友,帮助院方做思想工作,后留院任指导员。他的行为与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一个同他一样出身贫苦的护士爱上了他,甘愿伴他终身。但老陈这样的硬汉是不会躺在床上要别人照看的,一解放就投入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新战斗。第一期土改临近结束时,他爱人老黄临产,时值炎夏,蚊虫肆虐,农会主动借出一顶没收来的蚊帐给老黄暂用,不料想土改整队时老陈因而被以贪污农民胜利果实论处,受到党内撤职处分。这对他当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战争是考验,委屈是更大的考验。

  我的办公台在他对面,常看到他伏案写字的情景。右臂断了,他练习用左手写,那难度可以想见,汗湿的瘦颧骨上常因用力而泛起一层血色。他坚持着,磨练着,渐渐地居然写出了清晰的文字和流畅的文句来,他的毅力不能不令我起敬。他和有些老干部不同,不因文化较低而不动笔,他努力自己动手。我发现他汗流浃背伏案而写的不仅仅是监察记录、报告之类,还有他个人的申诉材料,他说他只相信事实与真理,希望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被冤枉。每说至此,他那只塌陷下去的眼窝眨动得非常利害,因劣质瓷眼球磨擦而发炎红肿的眼皮里,流出带脓的泪水来。他的手臂也在发炎,我不明白为什么几年过去了,他的眼与手臂一直得不到很好的医治?为什么在那残损的身体里仍燃烧着旺盛的为真理而斗争的火?

  后来,他和老何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监察室和局领导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三年间,职工对局长违反财政纪律、侵占职工福利金及其腐败的生活作风多有不满并多次向监察室反映,我们也多次向局长提出意见,但他一直置若罔闻,不屑一顾。无奈,陈主任主持监察室开了个会,要求大家坚持与不良倾向作斗争。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局领导的问题向上级反映,遂由我执笔向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工作组进驻两个月之后作出结论,并给予了当事人以党纪处分。第二年开始整风与反右,我预感到那位局长要翻案,要报复,果不出所料,我成了批判对象。我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不服,于是局长发动周围的人同我划清界限,深揭狠批,以至于有人为了自保或捞取政治资本不惜去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编造材料。在几个月的批判过程中,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他就是陈主任。在那种政治氛围和政治压力下,我相信能这样做的人很少很少,也很难很难,比身处会场中心,不肯低头、不断进行辩驳的被批判者的我还要艰难。会场主持人多次厉声敲打他,甚至于点了他的名,他仍一言不发。仅余的左眼目光平视,穿过狂热的会场,穿过冰冷的墙壁,望向原野,望向战壕中的战友;他是一尊雕像,一尊让许多人在它面前汗颜、低头的雕像。

  我被送到海南岛农场劳动近两年之后,回到广州,在厅办大朗农场继续劳动。这时身残的陈主任正下放在大朗农场任党委书记兼场长。他见到我,不像有的领导那样关心地劝我认错,只平淡地说:“要注意身体。”我心领话中“留得青山在”的厚意。我从海南岛回来时,严重水肿,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帮助我、鼓励我。陈主任没有把从海南岛回来的这批待罪之人当成劳改犯,而是当作“人”甚或“同志”。一次收割试种的肉草,每人都挑着200斤左右的担子从水田里走上岸过磅,正好他路过,有人拦住他向他报丰收,报大伙担子的重量,他听后高兴地鼓励了几句又说:“以后不要再挑这么重的担,不要弄伤了。”那年春节前,副场长要我们下塘给厅里打鱼,塘大拉网小,几十个人在塘里泡了三四个小时才打上二三百斤鱼来。正值寒流袭来,上岸后个个冻得浑身发紫,觳觫不已。陈主任正在食堂了解过节的供应,看到如此的一群人就问是怎么一回事。副场长告诉他说:“是下塘给厅本部打鱼。”陈主任不满地说:“他们过几天吃鱼就不行吗?正是寒流到来的时候叫人下水,不好吧!”副场长辩解:“不是想给厅报个丰收嘛!”陈主任愤怒了:“这种喜报不报也罢!”接着他吩咐事务长,晚餐给每个下塘的人增加一砵饭(半斤米)、四两酒。农场结束后,陈主任留在大朗办商业干部学校,任校长。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对这位独目断臂、宁折不弯的“当权派”一点办法没有。再后来陈主任又调了几个单位,但一直没有他荣升的消息。我想这属必然,像他这样耿直的人,是不会与谋权者合流的。

  上世纪末我去看他,他说:“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得到平反的;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前几年他去了,清贫一生,留下的只有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

  我以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