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版罗彩霞”张鲁博：曾与被冒名者达成协议
- 对话动机
山东考生张鲁博，在贵州冒用他人名字参加高考，并上了三年大学。由于宋德亮举报，最终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身份。张鲁博近日被学校开除。
张鲁博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考大学？这三年他是否有过身份的疑惑，他对冒用的名字有怎样的感受？他怎么理解高考？他如何面对这一切，面对未来？
- 对话人物
张鲁博 22岁，曾是东南大学学生
张鲁博被学校开除了。
事因冒名。过去三年多，他曾叫宋德亮。真正的宋德亮，则是一个打工仔。
2007年张鲁博在山东参加高考，考取一所农业类省重点大学，不过他选择了复读。2008年初，他的母亲在贵州老家亲戚帮助下，让张鲁博冒用了贵州人宋德亮的户口，并到贵州参加高考。
当年“宋德亮”考了600分，冒充苗族身份又加了20分，被东南大学录取。当年东南大学在贵州招生平均分587分，在山东则是641分。
今年11月1日，真正的宋德亮举报，冒名事发。
11月20日，说到身份和名字的认同，张鲁博常苦笑，这些都比不上分担家里的担子重要。他过去一直想的是毕业、工作、挣钱。去年张鲁博母亲因癌症去世了。他说为给母亲治病，家里欠了几万元。
讲起大学生活，他会突然发呆，“我真遗憾，真的遗憾”。
他也会绘声绘色讲起校园里的百年大树，那是“大学的氛围”。
像是给自己信心，他总试探地问，其实学历没那么重要，对吗？
【冒名】
“我没有回头路了”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冒名考大学，迟早会被发现？
张鲁博：我想过。但没想到事情会出在源头，会被宋德亮举报。因为我们家人当时和他们说好了借用四年(户口)。
新京报：但宋德亮并不承认这种承诺？
张鲁博：是。当时我妈妈为我办的这个事情，现在妈妈也不在了，可能会说我们没有证据。在他举报之前，我们也沟通了很久。但这个事情开头是错的，结局是注定了的。所以也没人再关心细节了。
新京报：你设想过被发现的情景吗？
张鲁博：我想过可能别人妒忌会举报。但我常想，我不是做坏事，我只是想上一个好点的大学。从另一方面说，我也是希望能给社会做更好的贡献。
新京报：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坏事？
张鲁博：它不是坏事，是个错事。只是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么严重。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新京报：即使如你所说两家有承诺，你没想过他们会后悔吗？
张鲁博：当时父母的想法特别简单。想着宋德亮不考学用不着。等我毕业了，可以把户口还给他，或在物质上补偿。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毕业了可能改不回名字，宋德亮这个名字要跟你一辈子？
张鲁博：我一直没想那么远。
新京报：这三年多，一直心存侥幸？
张鲁博：说侥幸有点牵强。只能说没有回头路了。我第一步没有意识到是错的，我已经走出了。
新京报：即使一辈子叫宋德亮，也没那么重要，对吗？
张鲁博：连姓也改了，这点当然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去想，只能往前走。再说，一个人的名字只是个代号。如果人的理想大了，名字没那么重要。
新京报：想过宋德亮吗？他可能也不能再用自己的名字？
张鲁博：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么复杂。
新京报：有时候会不会困惑，自己究竟是谁？
张鲁博：我还是我。名字只是个代号。只是在这个高考制度下，曲折地走。人还是我这个人。
【纠结】
常常“睁眼到天亮”
新京报：宋德亮这个名字跟了你三年多，一开始怎么去习惯它？
张鲁博：高三用这个名字时，很少和那里(贵州)的同学交流。他们叫得也少。到大学，大家相处一周基本就都叫我老大了，很少有机会被叫这个名字。叫的时候我也答应，只是没那么痛快。
新京报：也下意识有抵触？
张鲁博：毕竟不是自己的名字。隐隐感觉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人没有变。
新京报：只是名字变了？
张鲁博：对。有时候也考虑，4年后我所有证书上都是别人的名字，就好像我读书是为别人读的。也是一种遗憾。
新京报：被宋德亮举报，你难过的同时有解脱感吗，可以做回本来的自己？
张鲁博：他一举报我就知道无可挽回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大好的前途都没有了。过了这么多天，我只能说想开了，事情发生了就要去面对。
对我来说，这件事永远不是一件好事。
新京报：你宁愿不被揭开身份，顺利毕业？
张鲁博：那是肯定的。虽然性质错了，但我是为了学业和更好地生活。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活着。我妈看病欠的钱，我父亲，这些都是我要承担的责任。
新京报：你说七八月份就开始和宋德亮一家交涉，那应该是你压力最大的时候？
张鲁博：压力非常大。我特意为这事去了一次贵州。没有谈拢。我回学校后，没有一天心情好。我总想，将来怎么办，一切都垮了。很长一段时间，睡不着觉。常常两三点钟醒过来，睁眼到天亮。
新京报：这三年，这事都是你心里的一个结吧？
张鲁博：其实之前我没有放在心上。生活的压力比这个大多了。我的大学和别人不一样。上大学我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我要努力赚钱。我只回过一次家，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就想着尽快读完，毕业，赚钱。
新京报：想尽快毕业，有没有名字的因素？
张鲁博：对，这也是考虑的一个角度。
新京报：觉得毕业了被发现影响就不大了？
张鲁博：那时候即使被发现也无所谓了，毕竟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凭我的努力。
新京报：但文凭可能会变成一张废纸？
张鲁博：学历只是一个敲门砖。毕业了我有了经历，毕业证就没那么重要了。我内心里特别渴望能完成学业。我非常遗憾，真的非常遗憾。
新京报：后悔吗？
张鲁博：我当时不知道政策。现在想想结果，肯定后悔。当初不走这一步，我肯定也在一所不错的大学正常读书，毕业证都会是自己名字。
【“起点”】
考好的大学好就业
新京报：2007年你已考上了大学，为什么要复读？
张鲁博：当时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起点更高一点。
新京报：可是高三那么苦？
张鲁博：我是不甘心。第一年高考没发挥好，想再试一次。
新京报：复读的决定是谁做的？
张鲁博：我们家商量的。父母也是不甘心。其实在我家，这也是个矛盾。我家里困难，父母希望我上个好大学，改变家里情况，但也希望我早点上大学早点工作。
新京报：你有没有觉得，你也好，你的父母也好，让高考承载了太多东西？
张鲁博：对。从某种程度上说，家里人看我考上大学的分量比我还要重。大学是改变家庭条件、改变个人条件的唯一一条路。唯一的。
新京报：考上大学还不行，一定要是好大学？
张鲁博：家里人也看电视，知道现在大学生不好就业。考好点的大学，就业更好。
新京报：你怨你妈妈吗？
张鲁博：一点都没有。我是欠她的。她这辈子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我有更好的前途。
新京报：如果不是山东分数线高，你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张鲁博：我只能说，国家实行现在这个高考制度有其理由，我不好妄加评论。但是针对我个人，这就是个悲剧。我觉得不公平肯定是有的，不过我相信将来这一切会改变。
新京报：全国也许还有类似事情，有可能不被发现，你会觉得不公平吗？
张鲁博：没有不公平，这是一个概率事件。
新京报：你会让贵州一名考生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对他来说公平吗？
张鲁博：我想这种公平，应该是基于当前高考制度下的相对公平。也许贵州少了一个机会，但山东多了一个机会。从全国来讲，没什么变化。
新京报：那对那个考生个人呢？
张鲁博：也许对他不公平，但这个社会没有绝对公平。
新京报：你会觉得抱歉吗？
张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