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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政治：公共服务社会化有哪些形式
在世界各国的公共服务改革过程中，公共服务社会化是一个较有共性的发展趋势。所谓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根据不同公共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内涵主要有：其一，在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更多的转向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其二，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行政的效果取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有赖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与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服务与被监督的关系。
具体来说，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形式主要有：
1.非营利组织的供给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雄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也是生产力，社会资源的壮大有助于解决社会运行中的难题。目前各种非营利组织已成为社会管理中相当活跃的角色，它们针对社会问题广泛地开展活动，与政府合作共同解决诸多社会问题。
杜拉克曾经指出，非营利组织的特点使它在一些功能上能够代替政府很快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同时因为它的高效能也削减了政府赤字。在社会管理与发展的一些空白领域和一些传统上由政府从事活动的领域里，非营利组织常常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事务管理参与者,非营利组织的这些优势使得它们在一些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中发挥着政府难以起到的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行为主体，非营利组织在一些方面仍需要接受政府的管理。萨尔蒙等公民社会理论学者，提出了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模型和慈善经济学模型。他们认为，集体选择的逻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搭便车”，人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多元的，各种各样的非营利组织，出于善举、自我价值的实现或选择性激励等不同的动机，以资源捐款的方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并在公共或集体行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后，在发达国家，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开始成为一种崭新而活跃的途径。随着改革的进程，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上逐渐与政府、市场形成鼎足而立的格局，成为支持社会稳定发展，弥补政府和市场失灵领域的重要社会部门。实际上，如在英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不再局限于布莱尔政府所提倡的“利益相关者社会”，而是发展为执行重要社会政策如都市发展和提高青年就业率的'一项根本工具，以及政府提供社会所需求的公共服务和发展市民社会的一种办法。在欧盟，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已成为对抗社会疏离感，增进地方社区福利的整合性机制。
2.社区的供给
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众有着丰富的人格和多样化的需求。作为公众，他们消费着私人服务和公共服务，而作为公共利益的共享者，他们也应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这种通过社区来生产公共服务并通过社区来满足自己需要的公共利益的方式就可以称为“社区供给”。其特点在于，它依据受益者所居住的地域或从事的行业提供公共服务，其成本的补偿完全通过自愿或社区委员会其他依据民意的方式征收。社区公共服务生产之所以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是因为这种方式大量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且这种方式是把公共服务的提供范围缩小到一个以生活或工作为纽带联系的小集团之中，它更容易获得有效率的生产，也更容易将消费者的偏好与生产数量联系起来。
诸如社区绿化与环境、社区治安等等都是社区性公共服务。以社区治安为例，20世纪60到70年代，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兴起“社区警务”这一以“治本为主，治标为辅”的警务发展战略，这是对传统的专业化警务战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刻反思之后的一种选择。所谓专业化警务战略就是一种以打击为主的战略，主要方式是警察接到报警电话后对案件作出事后反应。这样做的效果并不理想， 犯罪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为改变这种局面，英美等警学专家和警务人员强调重视改善警民关系，广泛发动公众参与，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共同预防犯罪。新的警务战略植根于社区，以社区作为警务工作的重点，所以被概括地称为社区警务战略，也就是警察和其所负责的社区成员共同努力预防和打击犯罪。它通过警察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及其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合作，产生了一种生产者、提供者和消费者激励，使以前被动的公共安全消费者，成为主动消费者，成为了公共安全服务的生产性和协作性消费者，以有效地改进社区公共安全服务。
由社区供给公共服务的方式优点很多，一是可以满足一些没有组织或问题较特殊人群的需要;二是这种服务具有很强的创新力，它因为贴近社区公众，可能更为真实地了解公众的需求。但社区性公共服务也有会缺点，如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的训练可能会带来服务质量的问题。而且，社区性的供给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毕竟有限。
3.自愿供给
公共服务的支付成本除了以税或费的形式进行外，还可以通过人们的志愿性劳动来体现，一些学者提出了“自愿供给模型”，认为现实中有可能在不存在强制性征税或必然性消费的情况下，人们还愿意承担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例如许多科学、医疗研究都是靠社会捐赠进行的。乔·史蒂文斯在其《集体选择经济学》一书中对这种公共物品供给行为用曼库·奥尔森的理性选择方法进行了解释，认为提供公共物品的人有的是为了获得某种私人物品或选择性激励，有的则是当把自己的收入或劳务自愿地再分配给穷人时，他们会由此获得效用。效用最大化的表现形式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这将对偏好不同的行为主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和不同的激励。其中含有隐形意味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等道德因素对行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刻，将策励理性的个人采取有利于他人或其他集团的行为，以捐赠这种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就是这种激励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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