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研究探索

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研究探索

作者：韩增林彭飞张耀光刘天宝钟敬秋

地理科学 2015年04期

修订日期：2014-07-16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5)02-0129-08

政治地理学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联系和差异形成规律以及与地理环境关系为主要内容，是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1-3]。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地缘政治学的相关研究又极大的深化了政治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体系[4]。地缘政治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地理空间和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军事联合、结盟(政治和军事集团化)或政治对立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5]。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等分支学科的迅速壮大相比较，中国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不温不火且形式大于实质[6]，海洋地缘政治亦既无明确的学科定义，也没有明晰的理论研究体系。目前，海洋地缘政治是地缘政治学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方向之一，关于海洋地缘政治研究中的“海洋”既是对该学科研究方向的定位，即海洋权力与海洋权益；同时也阐明了政治地理学在“海洋”领域的空间尺度，即海岸海洋与人类政治活动的相互作用；深海海洋与人类政治活动相互作用；全球海洋环境变化与人类政治活动的相互作用——驱动、影响和响应[7]。海洋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其具有历史性、政治性和综合性等多个方面的特征[3]。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要坚决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8]。中国与8个国家(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海上相邻，海岸线总长约3.2×(其中大陆海岸线1.8×，岛屿海岸线1.4×)，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约300×，中国的海洋周边邻国在国家变迁、社会制度、民族宗教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地缘环境错综复杂。除中韩苏岩礁之争、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以及南海问题争端等直接冲突之外，朝鲜半岛核危机、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岛屿之争等潜在危机也同样加剧了中国海洋地缘安全的威胁[9]。复杂的海洋地缘环境与日益扩大的中国国际影响，迫切要求海洋地缘政治在学术层面上予以回应，迫切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理论提供科学支撑。然而，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无论从研究条件还是研究进展都远远落后于中国海洋周边地缘研究的发展需求，学科发展的现状更是无法满足与21世纪中国崛起的特殊敏感时期的“维权、维稳、合作、发展”的外交任务。为此，近年来，中国地理学会，特别是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等方式强化了对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号召，北京师范大学率先通过3次举办“周边地缘环境”相关议题的国际研讨会初步确立了“地缘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全国相关的各大院所也相继加强了对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关研究[10～17]。但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海洋层面的地缘政治研究重视不够，相关的研究成果仍十分薄弱。鉴于此，本文将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放入西方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脉络体系中，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中国海洋地缘政治发展的新方向。一方面，总结和归纳西方海洋地缘政治与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历程与特征，反思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现状与不足，从而提出发展“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对“海洋地缘环境”的内涵分析、空间尺度分析以及未来主要研究内容的展望，初步构建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体系，以期丰富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理论体系与实现海洋强国战略提供科学决策之目的。

1 国内外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不足

1.1 西方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历程回顾及其特征分析

海洋地缘政治问题包含在地缘政治研究体系之中。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以其宏观的思维模式、鲜明的理论格调和对现实国际问题的敏感关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成为近代以来思想传统中值得关注的一支[18]。然而在本世纪初，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不同尺度地缘体间“相互作用”的时空维度都大大缩小，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批判地缘政治通过对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重新审视，颠覆了传统研究中的物质决定论与“科学”万能论观点，新地缘政治学[19]思想接踵而至。鉴于此，文章通过总结和归纳西方地缘政治思想中涉及海洋地缘思想的脉络，西方海洋地缘政治学的演变过程可以按照不同时期研究主体的特征划分为4个阶段，且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发展特征(表1)。

1)海洋地缘政治理论形成阶段(1890s前)。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自身的思想来源，海洋地缘政治也不例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通过解释米诺斯城邦成为海上霸权的地理环境基础，首次展示了未成体系的海洋地缘思想[20]。柏拉图则提出了“海洋决定论”的思想：海洋使国民的思想中充满了商人的气质以及不可靠、虚伪的性格等。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气候决定论”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直到1897年，地缘政治学的先驱者、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出版《政治地理学》并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标志着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初步确立[2]。

2)传统海洋地缘政治理论发展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许多经典的海洋地缘理论在此阶段诞生，并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把海洋地缘政治学经典理论从象牙塔带到了实践的舞台，从此，海洋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也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1916年，“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由瑞典政治学家Kjellen首次提出，并被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21]。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历史学家Mahan提出海权理论并将地缘政治思想运用于国家关系分析，指出控制海洋是掌握世界权利优势的关键。20世纪初，英国地理学家Mackinder[22]提出“陆心说”，他认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欧亚大陆)；谁统治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非大陆)：谁控制世界岛，谁就能统治全世界”[23]。20世纪2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家Haushofer提出“生存空间论”，主张国家是一个必然扩大或死亡的有机体，可以不顾“无力开发自己领土的国家”的主权[24]。1942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Spykman提出“陆缘说”和“边缘地带”理论，认为位于“心脏地带”与海洋边缘之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纳粹德国)是控制世界的关键，只有英美两国的海权和苏联的陆权结合起来才能征服德国对世界的统治[25]。二战之后，由于地缘政治的“德国化阶段”因素的影响，西方地缘政治学迎来了历史上最灰暗、饱受争议的20a，轰轰烈烈的“计量革命”也将地缘政治学作为了主要的“批斗对象”[6]。然而此时，“美国实用主义地缘政治学”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逐渐兴起。

3)海洋地缘政治理论现代化阶段(1960s～1990s)。海洋地缘政治理论在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引入以及地缘政治的“尺度变化”盛行，“尺度变化”既包括空间尺度的伸缩，也包含研究内容的转换。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开始由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向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化转变，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有美国学者Cohen[26]提出“地缘政治战略区模型”以及“多极世界”，并进行多次修改以适应时代发展，他将世界划分为地缘战略区和地缘政治区2个等级，地缘战略区包括依赖贸易的海洋世界和欧亚大陆世界两部分，中东地区是2个地缘战略区之间的破碎地带，而南亚为独立的地缘政治区[27]。Bruce[28]指出国家的地理位置同时决定了贸易和冲突的水平，因而影响冲突的主要因素不是贸易关系，而是地理位置。20世纪80年代，Taylor[29]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尺度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三层次空间结构分析体系：中心-半边缘-边缘、世界经济-国民国家-地方的多尺度分析。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Robert等[30]则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将海洋问题与货币问题并列作为阐述其相互依赖理论的典型个案，成为其国际制度理论分析的一个重要路径。澳大利亚学者Prescott[31]所著的《海洋政治地理》揭示了世界各国在日渐形成的领海、渔区、大陆架、公海等领域的国际海洋制度上的不同主张及其成因。美国地缘政治学家Brzezinski[32]的学说代表了现代美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他认为美国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并将欧亚大陆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总体来看，该阶段的海洋地缘思想重新强化了全球宏观尺度的研究，但是，与传统海洋地缘政治理论相比，研究的重心由指向外交、军事政策的应用转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动态的空间分析以及法律与制度框架内的海洋政治理论[33]。

4)新海洋地缘政治理论探索(1990s后)。后现代主义的引入引起了地缘政治研究视角的变化，尤其表现在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34]。批判地缘政治学理论研究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对世界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价值取向、伦理判断等方面。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Samuel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5]、Moi-Si的《情感地缘政治学》[36]等，分别强调文化(海洋文化)、人类的情感(恐惧、羞辱、希望)等因素在世界地缘(海洋地缘)政治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海洋地缘政治的批判性研究刚刚起步，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和人文化是未来海洋地缘政治研究的方向。

1.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理论探索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海洋地缘发展起步较晚，林则徐的海防观念与孙中山的海陆空权并重的地理政治观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的海洋地缘政治思想启蒙[37]。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海洋地缘政治在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下进入了30多a的空白期[38]。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老一辈地理学家(李旭旦、鲍觉民、吴传钧等)大力支持与号召发展中国政治地理学以及中国全面向“海洋进军”的大背景下，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各领域学者分别从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①对于内涵的探索，1996年，地理学者张耀光首次提出“海洋地缘政治”的概念，认为海洋地缘政治是海洋国家(沿海国家或岛屿国家)之间由其所处地理位置和海洋地理紧密相关的其他因素引起的结盟或对立乃至战争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化规律的科学[39]。随着区域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等在塑造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海洋地缘政治的内涵因此而宽泛化[5，40]。②对于研究内容的探索，不同学科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有较大差异。地理学者注重从历史地理演进的方法研究中国海疆格局的时空演变过程、格局、机理以及基于国家海洋安全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研究[21，41]；法学学者则注重国际海洋法律、海洋制度的相关研究，从而基于法理的角度维护国家海洋权益[40，42]；国际关系学者更加注重海洋权力理论的探索以及基于国家角度的海洋战略性问题研究[43，44]，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问题的挑战，国家海洋安全(海洋经济安全、海洋能源、资源安全、海洋领土安全、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等)日益受到各领域地缘学者的重视[45]。③对于研究方法，近年来，国内学者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索地缘政治问题，尝试通过模糊数学综合评判法测定国际地缘关联度以划分地缘经济板块[46]，设立事件影响力转换公式来衡量由事件引起的既有双边关系分值的变化[47]，有的学者则提出应将社会网络关系以“关系”见长的特点与地缘政治中对国际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深入分析网络形成的背后因素以及网络对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48]。

1.3 国内外海洋地缘政治研究存在的不足

西方海洋地缘政治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发展的不足：首先，由于地缘政治学长期游离于多学科知识体系之间以及缺乏一种普遍科学的分析框架，严重阻碍了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海洋地缘政治也不例外，近年来盛行的批判地缘政治思潮(“意识至上”和虚无化倾向)更加加剧了学科建设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其次，当今世界海洋地缘格局的影响因素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特征，某一地缘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可能需要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态等多要素视角的综合分析以及研究手段(如整体性思维、综合分析、区域研究、单元考察)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处理，因此，传统的西方海洋地缘政治理论“说服力”进一步下降，亟需新的理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最后，当代西方海洋地缘政治的研究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倾向，例如，西方学者提倡的超国家、亚国家地缘主体的研究由于领土空间属性模糊，其地缘政治意识和实践是否存在值得怀疑，即使存在，对于其研究方法较多采用历史追忆和文本叙事的科学性有待商榷，包罗万象的同时难免陷入“东拉西扯”的困境。

目前，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与中国在世界上的“海洋地缘环境”现状严重不符，地理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十分匮乏，这与长期奉行的“实用主义”哲学思维以及政治地理学一直未能找到发展的市场需求而缺乏实践应用课题支持有关。另外，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研究缺乏相关学科理论的支撑和整合，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研究手段也较为单一并缺乏建设性的实证研究。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研究在安全转向的过程中非传统安全研究与传统安全研究融合明显不足，例如，海盗和海上恐怖势力泛滥、海洋灾害、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生态危机加剧等与国家海洋权益之间的关系、作用机理等研究十分匮乏。当今世界，海洋地缘格局的变化受多重地缘要素的影响，海洋地缘理论的研究视角也日益多元化。因此，面对地缘政治的“多尺度转向”，未来海洋地缘政治的研究应当强化对海洋地缘政治的综合、系统研究，探寻海洋地缘政治格局形成、演化机理以及与海洋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资源环境的空间关系；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要敢于挑战西方政治地理学的经典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的海洋地缘政治学研究，并提高研究成果直接转换为应用成果的程度以及面向政府决策层的服务能力。鉴于以上分析以及在国际、国内双重发展背景下，海洋地缘环境研究呼之欲出。

2 中国海洋地缘政治发展展望——海洋地缘环境探索

“地缘环境”这一术语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早出现在1994年北京召开的“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杨吾扬做了题为“论中国发展的地缘环境”发言，并指出地缘环境是放大了的地理环境，它既包括人类生存环境的有形实体，也涉及介入其中的无形关系，其所阐述的地缘环境主要由地缘自然环境、地缘经济环境和地缘人文环境3部分构成[49]。1999年姚晓瑞深入探讨了俄国海军地缘环境制约因素，地理环境特征是主要分析视角，特别是地理的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缺乏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的探讨[50]。2000年后，以“海洋地缘环境”作为研究主题的相关研究明显增加，特别是2012年关于“地缘环境”的国际研讨会召开之后，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剧增(图1)。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到海洋地缘战略[51]、海洋地缘安全[52]、海洋地缘经济[53]、海洋周边地缘环境[54]、海洋地缘政治[55]、海洋地缘冲突[56]、海洋资源地缘格局[57]等。这些文献主题虽然涉及到了“海洋地缘环境”，但是还未有学者真正探讨海洋地缘环境的概念、内涵，更没有海洋地缘环境相关的理论研究体系来指导海洋地缘政治研究。大多学者将海洋地缘环境与海洋地理环境、海洋地缘政治相混淆，甚至相等同。近年来，通过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主题为“地缘环境解析”的3次国际研讨会，“海洋地缘环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过往的海洋政治地理研究相比较，其内容也有了新的突破。

图1 中国各年份研究主题中含有“海洋地缘环境”的论文数量

Fig.1 The number of researches that the topics containing "marin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2.1 海洋地缘环境内涵解析

海洋地缘环境是人海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隶属于海洋政治地理，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海洋政治地理涵盖了海洋学、地理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并拥有较多难以辨析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吴传均曾对“人地关系”中“地”的内涵做出精辟的解释：由自然和人文要素按照一定规律相互交织、紧密结合而构成的地理环境整体[58]。人海关系地域系统是“扩大了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与人地关系相对应，海洋地缘环境中的“地”特指“海洋地理环境整体”。而“缘”字就是要表达特定区域尺度政治与“地”之间的相互关系。Cohen在其论著《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中所界定的'环境(setting)为，由地理特征、模式和这两者形成的多层次地区组成[26]；Cohen没有用“environment”，而是选择了使用“setting”这个词语，可能有意将地缘环境与地理环境相区别。因为，从地理环境的定义可以看出，地理环境与这里界定的地理特征、模式和这两者形成的次地区组成还是相差非常大的。除地理特征能够纳入地理环境之外，地理模式和地理特征与模式组成的次地区就无法归并在地理环境之中。因此，地缘环境包含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影响地缘环境中地缘关系的一部分。我国地理学者胡志丁在《我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发展：地缘环境探索》一文中对“地”、“缘”、“地缘”、“环境”、“地缘环境”等基本概念做了详细的辨析，并认为地缘环境是指地理上相邻近国家或国家之下的部分区域组成的地缘体的地缘关系，以及由地缘关系组成的地缘体的地缘结构、功能和影响地缘体的地缘关系的所有内、外部地理环境条件的总和[59]。海洋地缘环境中的“海洋”既是对地缘环境研究中研究目标的拓展，也是对地缘环境研究尺度的延伸。因此，海洋地缘环境是指地理上相邻近的海洋国家或海洋国家之下的部分区域(陆地和海洋)组成的地缘体的地缘关系，以及由地缘关系组成的地缘体的地缘结构、功能和影响地缘体的地缘关系的所有内、外部海洋地理环境条件的总和。理解海洋地缘环境的内涵首先要明确海洋地缘体的概念，即海洋地缘共同体，是指由地理上相邻近的海洋国家、海洋国家之下的部分区域或海洋国家之间的接壤区所组成的区域政治共同体。而国家间的海洋地缘关系主要以地理位置、综合国力、距离等为基础所产生的国家之间的海洋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经济、海洋地缘军事、海洋地缘文化、海洋地缘资源环境等作用关系。

从海洋地缘环境的内涵剖析，海洋地缘环境是由区域地理环境、海洋地缘体所构成的地缘关系、海洋地缘体的地缘关系所形成的地缘结构与功能所构成。第一，区域地理环境能够反映地缘体在地缘环境中的基础条件，既包含海域地理环境又包括陆域地理环境，即地缘体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总和。第二，海洋地缘体的地缘关系主要是指不同空间尺度海洋地缘体间产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军事、地缘文化、地缘资源环境等作用关系。不同学者对于各地缘关系侧重点不同。例如，Samuel[35]，Moisi[36]侧重于文化因素、情感因素对世界地缘秩序的塑造作用。第三，区域地理环境不同以及地缘体、地缘体之间的地缘关系存在差异，直接导致不同的海洋地缘体形成不同的地缘结构，进而产生不同的地缘功能。

2.2 海洋地缘环境研究的空间尺度

海洋地缘环境是人海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海洋地缘环境研究的空间尺度既有大小之分，又有横向空间尺度与纵向空间尺度之分：横向空间尺度包括人海相互作用的3个空间层次，即海岸海洋、深海海洋、全球海洋环境变化与人类的相互作用——驱动、影响、响应[60]；纵向空间尺度主要包括全球尺度、地区尺度、国家尺度、区域尺度[9]。全球尺度海洋地缘环境研究重点集中在以地区为整体的海洋地缘体的政治区域上，该地缘体的地理区位、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深深影响着该地区的地缘环境变化。地区尺度的海洋地缘环境分析重点集中在以海洋国家为整体的地缘体的政治区域上，国家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软硬实力对比在塑造整体地区地缘环境结构、特征、功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尺度的研究集中于国家内部的沿海地区行政区的政治区域上，国家沿海地区内部的民族、宗教、地缘经济等问题成为国家尺度的研究方向。海洋地缘环境在区域尺度的分析重点集中于边疆地区以及沿海地区边境与边界的研究，边界与边境问题在塑造国家海洋地缘环境的空间结构与地区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间海洋边界的划分也是当今世界海洋地缘问题研究的核心。

2.3 海洋地缘环境近期重点研究方向展望

作为海洋地缘政治研究的新方向，海洋地缘环境是以人地(海)关系为基础，强调海洋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间的时空关系，探索海洋地缘环境的发展过程、演变机理、及其新格局。海洋地缘环境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未来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①深化海洋地缘环境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地缘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现有的研究还未形成被广泛接受的研究体系，应当加强地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完善地缘环境研究的基础理论。过去对于海洋地缘政治的研究侧重于军事安全和国家战略研究，并产生了“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说”、“边缘地带”等经典理论，而地缘环境研究内容的扩展必将产生地缘政治的新理论[61]。目前，已有的地缘政治学文献仍以定性研究为主流，对于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及将3S技术应用到地缘环境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建立和完善地缘环境数据库，并将最新的3S技术应用到地缘政治领域已迫在眉睫。②加强不同尺度的海洋地缘环境时空分异格局及其形成机理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形成过程、格局、机理研究是政治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也不例外，对于不同地理尺度海洋地缘环境的嵌套和不同地缘安全领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一系列过程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另外，如何将海洋地缘环境这个多元的复杂系统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集中探讨系统各元素间的作用机理以及所形成的地缘结构等科学问题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③安全转向背景下的多尺度海洋地缘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随着国际安全研究由经典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安全向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转向[9]，中国海洋地缘安全因子逐步由军事、政治领域为主向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拓展。脆弱性是系统安全研究的重要范式，随着脆弱性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60，62，63]，脆弱性与政治地理学的地缘环境系统相结合研究将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之一。海洋地缘环境系统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指海洋地缘体在内外环境各要素的扰动下，由海洋地缘环境系统自身所具有的敏感性(Sensitivity)与应对性(Resilience)之间相互牵制所表现出的结构或功能易受到损害的一种系统属性。因此，中国海洋政治地理学应当加强对多尺度背景下的海洋地缘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④结合中国实际，加强边境与边界研究。边界和边境是世界政治地图极为重要的两大特色，在传统政治地理学中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一直以来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焦点。近年来，世界各国学者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多维度探索和阐释边界在地区地缘政治历史和当代语境的重要性。另外，边界与边境问题对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繁荣稳定、权益维护意义重大。因此，结合中国实际，加强边界与边境研究迫在眉睫。

作者介绍：韩增林(1956-)，男，山东商河人，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发展规划、交通运输地理及海洋经济地理等研究，E-mail：hzl@lnnu.edu.cn，辽宁 大连 116029；彭飞，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张耀光，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9；刘天宝，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钟敬秋，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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