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的性格与音乐风格论文
摘 要：巴赫一生的成就及其音乐风格的形成与他的性格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宗教虔诚、音乐追求、血脉传承、神秘数字这一系列元素构成的“性格标签”造就了在古典音乐史上独一无二的音乐家巴赫，更铸造了一段永世不朽的伟大传奇。
关键词：宗教虔诚；音乐追求；血脉传承；神秘数字
一、巴赫的第一个性格标签：宗教虔诚者
巴赫是路德教派最伟大的作曲家，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教会音乐的创作。他深受路德派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在他的性格标签上，虔诚的宗教性是需要提到的第一个性格特点。
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马丁路德。他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始作俑者，新教的奠基人，主张信仰的唯一泉源是《圣经》，不需要教士来当中间人。他把《圣经》从希伯莱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使大多数日耳曼民众都能以第一手资料了解《圣经》。这样，教会的权利被削弱了，从而引发了新教与天主教在德国境内长达30年的战争。战争过后的德国中部、北部地区信奉新教，主要就是路德派新教，而南部地区仍信奉天主教。
爱森纳赫是巴赫的出生地，其境内耸立着巍峨的地标性建筑华特堡，马丁路德曾在这个城堡中将圣经译成德文。巴赫幼年进入的爱森纳赫拉丁语学校，也恰恰正是200年前路德的母校。对少年巴赫而言，学习路德派教义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上，他7岁便开始学习圣经、诗篇、教义问答，特别是德文和拉丁文的福音书和使徒书。后来在奥尔德鲁夫老修道院，他又进一步学习了莱昂哈德胡特尔的《神学概论》。在随后几年中，他来到吕内堡的米歇尔学校，在那里数年的唱诗班经历，为他积累了大量16、17世纪的宗教众赞歌曲目。可以说，巴赫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浸润在丰厚的宗教土壤中，系统的宗教学习，把巴赫培养成为一个虔诚的路德新教徒。
在他的一生中，虔诚的宗教性首先体现在他的人生观上，他认为音乐是神性的表达，而自己的音乐才华不过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他将自己的音乐天赋悉数奉献给了世人。路德信仰中认为职业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人的天职，人们应在所处的地位上尽到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巴赫的一生正是遵循这样的思想，来履行他作为音乐家的责任和义务的。无论是作为管风琴师、乐师还是后来的乐长，巴赫在每个职位上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遗余力地奉献。
其次，他一生着力将宗教元素植根于音乐作品中，用作曲技巧、作品内容来解读、歌颂、传播《圣经》，而这点也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马丁路德本人十分喜爱音乐，也懂得音乐，在宗教的改革上成功地利用音乐赢得了信徒。他曾创作出许多以简洁配乐而成的曲调，加入欲传达的语言，一般称为众赞歌，又名圣咏合唱。巴赫致力于这种曲调的经营，几乎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比如在他有编号的1120首作品中，有多达450首（1/3以上）是以众赞歌为基础创作的。马丁路德的众赞歌集在巴赫的音乐创作中，始终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他深深领会路德所说“音乐乃表达人类感情”的观点，将自己对上帝的热爱与忠诚，植入其广袤的音乐作品中。如1717年在魏玛完成的《管风琴小曲集》就是一部众赞歌前奏曲集，在它的扉页上，巴赫题词到：“为了至高无上的上帝的荣耀，为了对我的同胞进行教诲”。不仅如此，他还曾劝导他的学生“按照众赞歌的词”来演奏众赞歌前奏曲。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巴赫的创作意图不仅为了上帝，他还能把教义融入具体的作曲法中，尝试用众赞歌的主旋律陈述教义，而其他的对位声部负责“解释”释义，以此引导学生按照教义的内容来正确演奏其作品。
路德教会的乐师，其主要职能是为礼拜天及神圣节日的礼拜提供新的音乐，所以巴赫大部分作品都是清唱剧、神剧、受难曲及弥撒曲。早在魏玛时期的清唱剧中，巴赫就结合了众赞歌的歌词和圣经中的词句。如在《来吧！异教徒的救星》一曲中，巴赫在宣叙调运用意大利歌剧中的“卡瓦塔”风格来表现救世主的到来，又在咏叹调中运用“西西里舞曲”来表达对基督的欢迎。在莱比锡的20多年里，巴赫共创作了265首清唱剧，算下来平均每个月要创作一首，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创作的第二套清唱剧开始，巴赫倾向于让每一首清唱剧都以众赞歌为基础，逐字逐句地把一首众赞歌用在开头和结尾的合唱乐章中。
《圣经》是巴赫精神世界的主体，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以圣经故事为背景的受难曲，其巅峰的宗教作品《马太受难曲》特选于1729年耶稣受难日（4月15日）首演，充分表达了他对《圣经》虔诚的心态。《马太受难曲》选自《马太福音书》的章节，包括了引自圣经的段落，还附加有27首抒情诗，体裁相当庞大，此曲中巴赫运用了新教圣咏那首著名的《受难合唱》。曲调源自德国作曲家哈斯勒的一首世俗歌曲《我心烦意乱》，后来有人配上了新教赞美诗《衷心希望》的歌词。在全曲中，此曲共出现了5次，每次的歌词和调性及和声配置都不同，特别是最后出现的两次，高尚和肃穆的情绪感人至深，用贝多芬的话来概括就是：“它来自心灵，也能走进心灵。”巴赫认为这部作品十分重要，手稿抄写得公正而整洁，并用红笔写出那些直接引自圣经的话，英国作曲家、音乐史学家帕里认为《马太受难曲》是现存宗教音乐的顶峰，其存在就是最佳的佐证。
二、巴赫的第二个性格标签：勤奋的音乐追求者
巴赫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书写着对音乐无尽的热爱，除了他幼年时期接受父亲和哥哥安排的音乐教育外，几乎一生中所获得的音乐技巧和才华都是用自己超乎常人的勤奋和努力换来的。
巴赫小时候学习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但这却不能满足他幼小心灵对音乐的渴望，他常抽空跑到堂叔那里，在堂叔演奏管风琴时帮忙翻乐谱，拉出笨重管风琴的音栓。这些举动虽小，却已为他日后成为“管风琴之王”埋下伏笔。
等到巴赫稍大一点以后，他开始学习抄谱，用这种看似极其枯燥的学习方式来探知作曲家前辈们驾驭音乐的技巧，从中受益匪浅。当时，为了能抄写德国管风琴家约翰帕赫贝尔的乐谱，他花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甚至偷偷借着月光抄谱，可惜，最后竟被严厉的哥哥发现，无情地将乐谱毁掉。这件事使少年巴赫伤心不已，但经历的这点挫折和打击却远远不能浇灭巴赫心中求知的火种。后来，在吕内堡时期，他又抄写如迪厄帕、马尔尚、雷蒙和库普兰等法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这表明他已经开始注意并积极吸取别国的音乐元素，那时的他不过才16、17岁。
除了抄谱，巴赫还十分珍惜聆听大师演奏的机会。他克服困难，亲自前往各地，近距离聆听大家的演奏，悉心接受他们的启发和教诲。
点滴的积累汇川成海，巴赫不断的吸收，不断地提炼，渐渐将各种风格融会贯通，运用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中。比如在他的管风琴音乐方面，其赋格风格就来自帕赫贝尔；三重圣咏前奏曲风格来自16世纪的赫夫海麦、布赫奈、克雷贝尔和柯特尔；至于华丽的`装饰风格则受到15世纪中叶波曼和16世纪史里克等人的影响；在变奏技巧方面，巴赫受史维林克、史爱德等人的影响；他的触技曲风格则明显受到弗罗贝格、富雷斯可巴尔弟及布克斯特胡德的影响。在大键琴音乐方面，他受到法国大键琴乐派代表人物库普兰等人的影响，其管弦乐及室内乐作品则强烈带有意大利音乐家柯赖里及韦瓦尔第的风格。合唱方面，他主要汲取了加布里埃利、舒次、布克斯特胡特乌德和泰雷曼的精髓。
以上提到的众多音乐家中，有几位音乐家是巴赫同时代的好朋友，如意大利作曲家柯赖里和德国作曲家泰雷曼，这两位著名的音乐家都是巴赫在魏玛时期结识的音乐界的挚友。其实巴赫的交往圈远不至于此，他是一位思维活跃，交往甚广的音乐家。巴赫的青壮年时期在与不同领域朋友的艺术交流中，获得了很多创作灵感和艺术营养，这些都对他的音乐成就起着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巴赫对同时代另一位德国著名作曲家亨德尔也一直保持谦逊、友好的学习态度。1713年和1716年他曾两次拜访过亨德尔的老母亲，并向她谈起她的这个儿子，希望能有机会向亨德尔请教歌剧创作方面的技巧。1719年在巴赫得知亨德尔在国内的消息后，他专程从科滕前往哈雷，可是亨德尔此时已经返回伦敦。10年后，亨德尔再次回到故乡哈雷时，巴赫正有病在身，但他还专门派大儿子威廉弗里德曼执信前往哈雷，邀请亨德尔来莱比锡会面，可惜这次也未能如愿。事实上，人们经常将巴赫与亨德尔这两位同年出生的同时代伟大的音乐家进行比较，如果说亨德尔巨大的艺术成就与他游历各国，足迹遍布欧洲大陆，更在意大利及英国生活多年的丰富阅历分不开的话，那么巴赫这个终身活动范围不足几百公里的伟大音乐家则正是靠他的勤奋及对音乐不倦的热爱与追求，使他的音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成为巴洛克时期音乐集大成者，巍然屹立在西方音乐史上。
晚年时代，巴赫仍笔耕不辍，他开始总结一生的艺术成果，那本没有完成的《赋格的艺术》无疑是对位法变化最多、最复杂、最伟大的智慧结晶，包含了他一生的音乐创造力和想象力。他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并不在意这些曲子能否被演奏，而只是为了延续炉火纯青的对位技巧的命脉。这部作品以理论为目的，完成了其思维中从具体到抽象，从外在到内省的过程。
三、巴赫的第三个性格标签：音乐血脉的传承者
巴赫之所以会有如此高的音乐造诣，与巴氏家族几代人在音乐上的努力和积淀是分不开的。在巴赫之前，音乐在巴氏家族已传承了100多年，他的祖辈就出现过许多音乐家，他的孩子也有好几个走上音乐之路。法伊特巴赫约逝于1577年，以烤面包为业，但是对音乐狂热的喜爱，促使他在工作中还时常抱着一把琉特琴，和着磨轮的节奏来弹奏，就这样天天以音乐为伴，充分享受着音乐带来的乐趣，可以说，他是距今可考证的巴赫家族的第一个业余“音乐家”。克里斯托夫巴赫是塞巴斯蒂安的祖父，他已经在魏玛公爵府中担任管家、园丁，也是宫廷管弦乐队的成员，他算得上是巴赫家族中能依靠音乐维持生计的第一人。到了约翰安布罗西乌斯，他是塞巴斯蒂安的父亲，他的音乐职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他本身会拉小提琴和吹奏小号，他负责爱森纳赫镇上的乐队，也同时为镇上的节庆活动谱写音乐。这时候，巴赫家族的音乐家在演奏音乐的同时，逐渐开始显露出在音乐创作领域的才华。
时间的轮盘终于转到了约翰塞巴斯蒂安 巴赫这一代，他获得了祖辈好几代人留下的优良音乐基因，更结合自己对音乐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努力，理所当然成为巴赫家族最伟大的音乐家，铸就非凡的音乐成就。他一生中不仅在好几个宫廷、教堂中担任过管风琴师、乐师甚至乐长，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流芳百世的音乐杰作。人们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从维特巴赫到约翰 塞巴斯蒂安 巴赫之间的几十名家族成员中，就有27人曾担任过合唱指挥、管风琴师、乐师或宫廷乐师等音乐职位，以上提到的不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罢了。
巴赫十分珍惜巴氏家族已经取得的艺术成就，他整理祖先的音乐作品，其实这项工作在他的父亲安布罗西乌斯在世时就开始进行，他们把音乐作品以选辑的方式加以组织，然后再由儿孙们加以完善。这部珍贵的历史资料集被称之为“老巴赫档案”，由埃曼努埃尔保管，这部作品集包括20种不同的作品，其中宗教清唱剧占了大部分，反映了巴赫家族深厚的宗教底蕴。
巴赫是一位非常家庭化的人物，除了音乐之外，家庭、婚姻及子女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他重视家庭聚会，音乐在这样的场合自然是唯一的消遣。
不仅如此，巴赫还利用自己的创作才能积极地对孩子们进行音乐教育和引导，孩子们也因为能时常近距离地接触巴赫的作品，而潜移默化地汲取了父亲的创作养料。大儿子弗里德曼9岁时，巴赫就编写了一本名为《钢琴小曲集》的教材供儿子使用，其《创意曲》中也有很多为教育弗里德曼而编写的曲子。后来他又先后为弗里德曼和最小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创作了《平均律钢琴曲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可见巴赫非常重视对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这也是巴氏家族音乐血脉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巴赫的叔父约翰克里斯多夫是他父亲约翰安布罗西乌斯的孪生兄弟，曾任阿恩斯塔的宫廷乐师。叔父对巴赫人生观的影响极大，他认为，提高家族地位，小孩子无论如何都应该完成大学教育。而巴赫年轻时，因为选择了音乐演奏家的道路，放弃了进大学攻读法律及神学的机会，与大学教育失之交臂是他一生的遗憾。正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这个遗憾，巴赫坚持让孩子们必须进入大学学习，1723年巴赫38岁时，基于对孩子能接受更好教育的考虑，他毅然选择离开薪职丰厚的科腾宫廷，来到莱比锡，因为这里是一个商业繁荣、文化多元的大城市，更拥有历史悠久、学风严谨、驰名的大学——莱比锡大学。事实证明，巴赫的付出没有白费，他的大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4年的数学、哲学和法律；二儿子更是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了7年的法律。这些学习看似与音乐无关，却无形中拓宽了孩子们认知的半径和创作思路，为他们后来成为音乐家奠定了知识的基础。
四、巴赫的第四个性格标签：神秘的数字音乐家
有人说，巴赫是音乐世界的达芬奇，因为在他的音乐中蕴含太多的未解之谜。前不久我曾听到过一个介绍巴洛克音乐的讲座，主讲人以巴赫的小提琴组曲为例，先后分别播放了两段音乐旋律，第一段就是人们通常能听到的独奏旋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而当第二段旋律响起时，不由让人吃惊，原来在原有小提琴独奏旋律完全不变的基础上叠加了一段优美的巴洛克时期的宗教歌曲，女声娓娓唱出的美妙旋律及古老的唱词竟与小提琴旋律相辅相成，高度结合。瞬间，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变成了一首器乐与声乐的二重奏。据说，这是巴赫研究者较新的发现。那首歌曲早就存在，它的密码就隐藏在小提琴曲的某处，然后根据一定的数字信息在经文歌集中对应的页码里找到与之相配的经文歌。可以相信，巴赫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创作绝非偶然，他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留给后世音乐家巨大的探知空间。
相传在巴赫50岁时，曾亲手编辑一本名为《巴赫音乐世家之起源》的编年史。当中他列举出53位男性家族成员的名字，而于该年出生的小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则正好被排在第50位上，这个数字与他的年龄恰巧一致，着实让巴赫高兴了一番，可见巴赫一直是一位倾心“数字”的音乐家。
1747年，62岁的巴赫被选入由德国音乐学家、外科医生兼数学家米兹勒创办的“音乐科学协会”。只有像亨德尔、泰雷曼这样大名鼎鼎的音乐家才有资格被批准入会。在那里，巴赫拥有自己的肖像画，使用自己独有的徽章，据说这个徽章是他亲自设计的，表面看似一幅对称匀称的皇室图标，可线条纹理间却隐藏了他姓名的开头字母“JSB”以及与他名字对应的数字（下文中会有提到），这些“信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完美与和谐，更富有神秘感，使人过目难忘。
其实巴赫创作风格中带有的神秘“数字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巴赫在音乐中非常重视数字的象征意义。最经典的例子是他在《马太受难曲》第九分曲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12个门徒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时，歌词“主啊，是我吗？”在合唱各声部中重复了11次，每一次出现都暗喻一个门徒在说话，而那个没有出声的门徒则正是背叛了耶稣的犹大。人们还发现，他的许多作品都是3或3的倍数，如3首《小提琴组曲》及3首《小提琴奏鸣曲》，6首《大提琴组曲》，6首《法国组曲》，6首《英国组曲》，6首《勃兰登堡协奏曲》，15首《创意曲》，《哥德堡变奏曲》的30个变奏等，以此来象征“神圣三一”（即圣父、圣子、圣灵），借数字的寓意，向上帝致敬。其二，他在创作中还经常使用数代字母，即用1—24的数字分别代表从“A”到“Z”的26个英文字母，其中“I”和“J”共用数字9，“U”和“V”共用数字20。这样，巴赫的名字“BACH”这4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就是2（B）+1（A）+3（C）+8（H）等于14，他的全名J S BACH就是9（J）+18（S）+14（BACH）等于41。巴赫在他最后一部巨著《赋格的艺术》中就曾用14和41这两个数字代表自己。在这部作品的最后一首（即第19首）赋格中，巴赫用了自己姓的字母B-A-C-H所代表的音（即降Si. LA. DO.Si）作为乐曲的第三主题后便与世长辞了，因此这首赋格在239小节处戛然而止。相传巴赫在床榻弥留之际曾口述一首管风琴众赞歌《而今我走向主的宝座前》（Vor dEinen Thron tret ich hier mit）紧接于第19曲后，这首歌的高音部是以众赞歌《当我们最需要主的时候》（Wenn Wir in hoechsten Noethen SEIn）为基础写成的。它的第一句就有14个音符，而全部旋律（共4句）恰好使用了41个音符。
巴赫似乎用最独特的方式为自己的一生划上句号，留给人们一串长长的省略号，里面包含着我们对这位大师无尽的遐想……
参考文献：
［1］刘志明.巴洛克时代音乐史［M］.台湾：全音乐谱出版社,2002.
［2］ ［意］斯特凡诺卡图齐.巴赫和巴洛克音乐［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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