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原始文明的逆行精灵文学论文
摘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对我国东北原始游牧民族鄂温克族进行了出神入化的描述，构筑起了一个与森林同生共死的游猎民族的百年史话。文章针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内容，从故土情结、悲悯情怀、忧患意识三个方面来阐释迟子建的创作个性。
关键词：迟子建；故土情结；悲悯情怀；忧患意识
迟子建在2005年岁末出版了一部哀伤凄美的史诗性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作品通过“我”——年过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妻子的回忆，讲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温克民族在中国20世纪的洪流中悠长而伤感的发展变化过程。迟子建用她清丽、温婉、诗意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构筑起了一个与森林同生共死的游猎民族的百年史话。
这些鄂温克族神圣历史的碎片，迟子建对其东北故土的深深依恋之情的宣泄，氤氲着作者浓厚的悲悯之情。文中“我”饱含忧伤的述说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文明与古老民俗的冲撞，以及作者对原始文明的忧患之情。
《额尔古纳河右岸》无论从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书写还是从对原始文明的依恋来看，都可以称作是逆行于当代社会的一只精灵。
1故土情结
迟子建出生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这个风景秀美的北国边陲给她留下了太多的记忆。黑龙江的鱼汛、大兴安岭的林涛、鄂伦春的马队点拨了她的才情、丰富了她的情感、开阔了她的视野，人类的精神溯源性又使迟子建与生俱来地形成了一种眷恋北国故乡的生命情结。而在当今文坛上，认同世俗、赞美欲望正成为当今许多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在这样的氛围中，迟子建没有以媚俗的姿态迎合市场，而仍以孤独而执著的探索精神，坚持着自己由来已久的创作追求——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土地，营构着一支支吟唱故乡田园的淳朴自然而又粗粝野性的牧歌。她像肖洛霍夫写顿河哥萨克、福克纳写美国南方小镇那样心无旁骛地书写她的北国边陲。
《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鄂温克民族巨大的风俗画卷上，迟子建深情描画了酋长、萨满等众多可爱鲜活的人物，感悟着鄂温克人民或粗犷、宽厚，或细腻、温柔，或愚昧、小气的生存哲学。
迟子建在《从山峦到海洋》的短文中说，“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故乡对我来说，就是催生这部长篇(即《额尔古纳河右岸》)发芽、成长的雨露和清风”…，“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如果没有对大自然深深的依恋，我也不会对行将退出山林的鄂温克部落有特别的同情，也不可能写出《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出版时，曾经有人怀疑迟子建是位汉族作家，涉足少数民族题材也许会有困难。事实上，在大兴安岭山林中长大的她“二十岁以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兴安岭”，“森林对她而言就像自家花园一样”，从小就经常见到生活在她周围的鄂温克人以及和鄂温克人生活方式、习俗极为接近的鄂伦春人。他们在山林中游猎，在唯一的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上骑着大马去集市里换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她几年前写的散文《马背上的民族》就是写鄂伦春人的生活。她对鄂温克人的熟悉和尊重已经渗入到灵魂深处，正如迟子建本人所说：“他们所经历的四季风景变化、白灾(雪灾)、瘟疫等我都能理解，所以写这篇小说是我灵魂深处对鄂温克部落这种情感的集中爆发，是一个宣泄口。”又如施战军教授所说：“边地是她的肉身的近邻和精神的原乡，她不是边地的旅行者、造访者，也不是借宿者、暂居者，没必要摇铎采风或者非要把动物写成人，因为她将自己置身其中，仿佛与生俱在。”
从某种角度上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植根在黑龙江民间土壤中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体现，是来自她对自己所生活着的这片土地的热爱，是对一种生活信念的坚定，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无处不在的民间情感，血肉与共的民间情绪。
2悲悯之情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使我们透过原始森林中五彩斑斓的光环，看到了鄂温克人身上充盈的最野性的阳刚之气、最原始的力量、最纯粹的情感。小说着意塑造了两位具有悲悯情怀和传奇色彩的萨满形象。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盛行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它的基本观念是有灵论和有神论，即相信灵魂不死，相信人世之外还有神灵世界的存在，相信神无所不生，神无所不在。而人如果需要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神，就要通过“萨满”这一中介才能实现。逢增玉的《黑土地文化和东北作家群》中说：“……‘萨满’是具有通神的能力、得到神助、用神法能知道神异的现象、承担沟通人神世界使命的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就是这样两位沟通天和地的通灵人。在那支部落里，他们就是医生的角色，但他们为人除病不是用药物，而是通过与神灵的沟通来治疗疾病。但是治病救人总要付出代价，他们勇于舍弃个人身上“小爱”、获得人类“大爱”，他们是有着血性与豪情、有着悲壮命运的萨满。
尼都萨满是“我”的叔叔，在痛失爱人之后突然具有了非凡的神力，成了萨满。他主持着族人的葬礼、婚礼、降生礼，替族人祈福，他的跳神可以使生病的驯鹿好转，可以让伤口消失，他可以在舞蹈和唱歌中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他的法术甚至折服了狂妄的日本军官。他在部落面临着瘟疫、疾病、死亡等威胁的时候，镇定、从容、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为了同族的所有部落的利益，为了和他们感情敦厚的驯鹿，他用神灵赋予他的能力，倾其所能地一次又一次地跳神，跳神使他最后失去了生命力。他对生死、人性的强烈的超然态度，使他放弃真爱，捍卫萨满的尊严，坚定不屈地带领族人抵御异族外侮，深受族人敬仰。
文中最浓墨重彩的是坚韧而纯洁的妮浩萨满。尼都萨满去世后，妮浩萨满为部族带来了新的生机，但却也为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苦难。
萨满虽然有起死回生的神秘力量，然而他们却最终无法违抗“神”的.旨意，更多时候他们只有目睹死亡，或者，以自己的孩子的死来换取别人孩子的生。小说中的妮浩萨满和丈夫情深意笃，一生有很多孩子。生下的可爱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取名为“百合花”、“黑桦树”，却为了拯救族人，一次又一次地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这是因为她救了不该救的人，所以她的孩子将作为代替品被神灵取走。但是她无怨无悔。甚至为了救治因为饥饿而偷他们部族驯鹿的汉族少年，她不顾腹中快要出生的孩子，倾尽全力舞蹈，少年死而复生，她腹中的孩子却再也没能来到这个世界。就这样，她一生救了无数的人，她多半的孩子也因此而过早地离世，而每一次的舍弃她都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她宽厚的情怀使她感觉不到丝毫的后悔。
而她自己也死于为部落祈雨灭火的一次跳神。她悲壮而凄美的一生体现了人的梦想与现实的冲突。在访谈录《迟子建：现代文明终结诗意传奇》中迟子建如是说：“当她的天职在现实中损及她个人的爱时，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爱’。这个萨满用她那颗大度、善良而又悲悯的心达到了。”正是这样，妮浩萨满面对着这种大的苦难，如果没有朝气蓬勃的生命观，没有“无我”的精神气质，没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她在面对苦难时是不会如此镇定、慷慨、从容的。她就像部族灾难中的希望，黑夜中的明星，给她的部族时刻准备着光明和温暖。
而文中妮浩萨满的悲悯情怀无疑是作者迟子建情怀的体现，作家张炜曾说优秀的作家“塑造了众多人物，最重要的一个从来就是他自己”，在访谈录《东北文化仅仅代表荒寒与粗鄙?》一文中，迟子建也说：“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联系文本，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迟子建的影子，能够发现她的独特气质和心灵轨迹。 鄂温克这些可爱可敬的猎民们天籁般的人生并不是原始，而是一种原生态的美丽，他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他们有的不仅是美酒、驯鹿、森林、鲜花的陪伴，有的是一种无可名状的集体意识，是一种旷古形成的亲情、关爱、淳朴、厚道和善良。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首不同的歌，这些歌交错纠缠，汇成一支生命的天籁之音，茫茫苍苍，绵延不绝。迟子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描写，也是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蕴含的。
3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它从古至今绵延不息逐渐积淀到民族的心理深层，演化为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集体无意识。今天的作家迟子建也是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的驱动力的。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她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深深思考以及最富有远见的忧患意识。尤其是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表达的是反思人类当代生活的尖锐声音，文章表现出的对失去的美好大自然的哀叹，对原始文明消失的惋惜，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部族是我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是他们赖以栖身并形成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文化的渊薮。然而山林的过度开发曾使他们不得不短暂地委身于现代文明的屋檐下，但是他们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依傍，他们的生存本能和生活趣味便失去了根由。于是他们又顺着驯鹿的脚印回到了山林。本文的主题是借助大兴安岭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鄂温克部族告别森林，迷茫、困惑、失落的迁徙过程，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弱小民族所遇到的生存的艰难和文化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是世界性的、关系到人类文化学的话题。迟子建如是说：“当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消亡的时候，我们连触摸它的机会都没有，最原始的气息都不存在，这是一种悲哀”。
在追逐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时，作者的心情是悲凉的。迟子建借小说中的“我”的角色，从“清晨”、“正午”、“黄昏”依次沉痛讲来，同时也把鄂温克这个游牧民族从自然原始走向现代文明，从兴盛走到衰落的过程及原因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当失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氏族伦理逐渐在现代文明的侵犯下崩溃之时，这个民族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不得不走向黄昏。作者还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提出了批判，叹惋少数民族文明的消失，反思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压抑和摧毁。她通过揭开鲜为人知的原始部落生活风情的一角，令我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现代文明中，看到了另一种“原始风景”的存在，而谁能证明这种“原始风景”不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呢?另外我们从文章中还看到了作者的一种坚持，一种源于信念的对自己的心灵、对自己精神家园、对原始文明的坚守，而这坚守不只是今天的(酋长女人的)，更有明天的(安草的)。
迟子建的这种对大自然、原始文明忧患意识的产生从表面看来源于对故乡山水的热爱，源于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不过，这只是文本叙述的一个内趋力，另一个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刺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由古老传统的农业文明飞速驶入以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置身其中的人们常常以物质化的手段对待自然，城市正成为一座座水泥“森林”，人们离自然越来越远，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疲沓、庸碌和公式化，缺少质朴与激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古朴的民风民俗日渐枯萎失传，物质对人的精神的压迫更是日益显现。生活在当下工业文明时代的迟子建正亲历着现代人的某种精神荒芜和心灵的异化之痛，她意识到无根的城市生活使宁静而自足的生活状态显得格外珍贵，于是她一次次地重返故乡，把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置身于广阔而生动的大自然之中，探寻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捕捉对于自然万物和人类自身的深层体认。她试图借助故乡美丽的自然景致、淳朴的风俗民情的描写，召唤一种传统质朴的生活方式，回归美好的远古和往昔，追求人性的完美和真的纯洁，激活现代人日渐疲惫麻木的心灵，实现精神和灵魂的返乡。
然而迟子建更多地在文本中表达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代价的焦虑和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里，人类一直不断地以毁坏自然来制造人间的繁荣，建设着人类的家园。物质的欲望使人类以万物之灵的优越身份无所顾忌地攫取和占有着自然，肆无忌惮地侵占着动植物的生存领地，对广袤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惠，我们吝啬任何由衷的感激之心与赞美之情。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促使人类的占有欲不断膨胀，在开发自然资源的旗帜下，森林草地被蚕食，山峦河流被污染。人类一方面利用先进的技术拓展着人类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为保护一己一族的利益制造着战乱、瘟疫，剥夺着他人、他族及其他生灵的生存权利，肆虐地侵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人类正迷失在自己构建的文明之中。迟子建在这个时候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这个严酷的社会问题，并试图用“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的思想来说服人们，来缅怀和挽留自然文明人为流失的脚步，而这对于时代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和警世作用。
有人认为艺术家或是具有艺术气质的思想家确信是历史的前进导致道德的退化、美德的丧失，而迟子建便是走在这一队伍当中的作家。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逸出了时代商品意识形态，似一曲牧歌荡漾在工业文明的上空，昭示着文明的坚守比竞争于经济的发展更有实际的意义和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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