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角下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分析论文

时间:2021-09-09 14:38:38 论文范文 我要投稿

多学科视角下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分析论文

  多学科视野下的信任因素

多学科视角下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分析论文

  信任水平问题是信任问题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主要包括信任水平的测量和对信任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信任水平的测量包括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定性分析研究的是对信任水平的总体判断,如是高信任的、还是低信任的;定量分析则是信任水平的数量化研究。从理论上说,信任度水平应该可以数量化的。但是从现有研究看,建立一套完整的信任度测量标准似乎还比较困难。当然,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突破。如目前在金融领域就已经有非常成熟的信用等级评价标准。

  信任度的数量化研究比较困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影响信任的因素很多,而且有些因素本身又很难给予数量化评价,如心理感觉。尽管如此,对影响信任因素的分析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找准了这些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那么就可以按照这些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对影响信任水平因素的分析,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讨,分析过程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如博弈经济学家认为信任主要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在重复博弈模型中,经济学得出人们追求长远利益会导致信任(Kreps,1986;Fudenberg Tirole,1992;张维迎,2002)。进一步而言,既然重复博弈可以导致信任,那么影响重复博弈的可能性因素和影响重复博弈人们的策略选择的因素就是影响信任形成的因素。影响重复博弈中人们选择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支付函数的确定,这一般跟法律和制度有关;当事人的偏好,如人们对将来的重视程度、耐心等;信息结构,即双方所知道的对方的信息。那么影响重复博弈的三个因素就是影响信任的三个因素。

  当前,对信任影响因素分析比较权威的文献大概要数张维迎教授的论文《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在这个研究中,张维迎教授探讨了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教育程度、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与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关于信任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本结论是:收入越高的地方信任度越高,或者说信任度高的地方经济发展得就比较好一些。按照收入水平把各省分为5各组,最高收入组的信任度为8.76 ,而最低收入组的.信任度则为0.81。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很精确,但多少可以反映出信任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关系。另外,他们还发现,地区GDP增长与第一守信度的相关系数是0.96,人均GDP与第一守信度的相关系数为0.6,也是很相关的;信任与企业规模的关系。一般来说,信任度高的企业规模比较大;信任与教育水平的关系。一般来说,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区信任度越高。

  影响信任水平的因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如从范围大小分,可以分为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前者如个人的品德、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后者如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达程度、信息化水平等。如从学科角度分,可以分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本文希望从多学科角度对影响信任的因素做个梳理。

  影响信任水平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集中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指标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信任度与这个国家的经济是高度相关的。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它的社会讲信用水平会呈现明显的提高。这个结论与一般的情况大致是吻合的。张维迎等人对国内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信任水平的相关性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但也有例外。如信任学者福山把法国、意大利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也列入低信任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因此用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因素就无法解释信任水平的高低。而可能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

  我们还可以从衡量和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些重要指标来分析影响信任的因素。

  市场交易的发达程度。如上所述,市场化水平与信任水平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市场化水平越高,信任度就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市场交易越发达,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越离不开市场交易。它参与市场交易的频度会大大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它与其它交易者重复博弈的频度大大增加。如果它不守信用,那么它在市场交易中的信任度就会降低,就会失去很多的交易者和市场机会。作为一个经济理性人,它会内在地约束自身的行为,以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的印象出现在市场上。

  对信任度与市场化的关系,学者樊刚做过一个市场化指标的调查。根据他的调查,表明市场化和交易的频度是影响信任的重要因素。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频度越高,信任度就会越高。市场化交易与信任度的关系为:市场化程度越高,信任度越高。市场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信任的程度就会提高5个百分点。信任的形成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关,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非常少,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就非常少,对信任的建立就非常不利。如果是开放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会非常多,互相之间就会产生重复博弈,使得人们有积极性建立信任。176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13-16世纪的荷兰人比英国人更讲信用,原因就是荷兰的商业比较发达。一个社会商业发达之后,人们会更加讲信用,而不是道德日趋匮乏。

  信息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代表着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速度,也即代表着信息的传播效率。信息的传播效率越高,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诚信状况会越快地越多地被社会所知晓。信息越不公开,传播效率越低,采取失信行为的机会主义可能性越大。为什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人们一般不太敢不讲信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乡村存在一个“发达”的信息传播机制。在一个封闭的农村,信息的传递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不守信用的事情很快会被村里人知道。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乡村社会,“闲言碎语”(Gossip)是存储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对维持信誉机制具有关键的作用(Merry, 1984)。一般在农村里,声誉不太好的人,在村子里往往比较孤立。

  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基于声誉的交易是主要的交易模式。而信息化水平与声誉的传播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我们对某个人的相关信息一无所知,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信誉的评价。在信息化水平越高的情况下,市场活动的主体越不敢采取失信行为,从而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的提高。失信者对“曝光”的惧怕有力地印证了这个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提高社会的信息化水平就成了提高社会信任水平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建立全社会信用征信系统,把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向全社会公开;对严重的失信行为予以披露;对必须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必须强制性进行披露等等。

  影响信任水平的社会因素

  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的信任水平也越高。主要原因是连带责任机制的作用。如果某个个体(单个人、单个企业等)发生失信行为,当这个个体独立的情况下,由于失信行为的所造成的声誉损失只是牵涉到这个个体。而当这个个体以某种方式被组织化后,那么被牵涉声誉损失的不仅仅是这个个体,而且是这个个体所在的组织。组织化程度越高、组织规模越大,被牵连的程度与规模也越大。正是由于担心被牵连,组织会对其成员以强制性的诚信约束。而且同样是: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组织规模越大,对其内部成员的诚信约束要求越高。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的提高。

  组织化程度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如企业的规模、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等等。根据上述分析,企业规模越大,其信任水平越高,也就是通常讲的越是大企业越讲究信用和信誉,越值得信任;行业协会越发达,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各种社会团体越发达,社会的信任水平越高。

  影响信任水平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文化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而持续的影响。许多国外学者认为我国是一个低信任文化的社会,说明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信任水平是不高的。这种低信任文化是由我国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与外界的交往十分少,市场交易非常不发达。于是形成了对以户这个生产单位的内部成员即家族成员比较信任,而对打交道很少的家族外部的人不信任。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已有20多年了,市场交易的程度也非同日而语,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低信任文化不可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就被淡化。从个人角度而言,影响对某个人信任的评价主要有如下因素:

  1.交往的密切程度。一般来说,相互之间交往越密切,就越容易相互信任。这种交往即包括已经发生的交往关系,也包括未来预期的交往关系。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有血缘关系的人容易相互信任,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血缘关系中,有血缘关系的人相互之间的交往肯定要比没有血缘关系的要密切的多。尤其是直系亲属之间不密切交往甚至是不可能的。为了自己今后在血缘圈子内有一个好的声誉,他会理性地选择诚信行为。正是基于这样的预期,他们之间相互会比较信任。同样地,具有地缘关系的人也容易相互之间建立信任。出生地(即可大范围,也可小范围)相同的人相互之间容易信任。而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也是在于他们对今后相互之间密切交往的事件存有较大的预期。

  2.受社会尊重的程度。一般而言,越受到社会尊重的人,他会越受到他人的信任。受社会尊重的程度主要有两个因素:教育程度和职业。就教育程度而言,一般而论,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他会越被信任。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失信,我们觉得很正常,也很普遍,也不会引起社会多少关注;而如果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失信,社会就会特别关注。就职业而言,从事那些被社会尊重的职业的人,信任水平会高一些。如中国银行推出个人信用与职位挂钩的制度虽然引发争议,但中国银行的做法起码在目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的。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山东、河北等分行下文规定:级别相当于副处级及以上的人员,包括高校的副教授以上人员,家庭年收入不低于15万元的,最高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可达30万元,科级则可贷20万元,家庭年收入不低于10万元。级别与一般公务员相当的人则可贷10万元,其家庭年收入不低于5万元。尽管这个做法受到了很大的争议,但实际上它却有明显的合理性。其主要理由是;这些对象比较受社会尊敬,对自身的约束会严格些。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他们在借款上有违约行为,他们将在声誉上受到很大的损失。而声誉的损失对他们个人的事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或者说这些人由于违约所受到的连带责任要大一些,因此他自己不得不在这个方面严格要求一些。因此,与其说是他们的道德觉悟高而产生更高的诚信水平,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为了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更加理性的做法。或者说这主要是一个经济行为,而不是一个道德行为。从银行的实际做法上看,它们在考虑职称、职级等要素的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即考虑他实际的还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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