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继增先生发现一音歌曲的思考论文
关键词：一音歌 二音列 文化传播 心理模式
摘要：毛继增先生发现的“一音歌曲”—藏族民歌“伯谐”实为纯四度二音列歌曲；经与藏族民歌“伯谐”比较，同为纯四度二音列的贵州苗歌《阿哥嘴巴甜》、《保寨歌》、福建汉族民歌《人民百性快活多》形态近似；这种相似隐伏着史上民族迁移中的文化融合，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三个民族存在共同的文化心理模式下音乐文化的认同。
2007年第2期《音乐探索》刊登了毛继增先生的一篇介绍藏族传统音乐伯谐的文章《藏族传统艺术百花丛中一块活化石—“一音歌曲”》（以下称毛文户〕。据称，毛继增先生在1993年深人边远藏区作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首“一音歌曲”。毛先生这篇文章引发了笔者一些思考。
1困惑于“一音”是否为歌
毛文认为他所采录的“一音歌曲”藏族音乐伯谐的“旋律是一个音构成的”。在演唱中，为了加强音乐的表现气势或适应语言音调的趋势，偶有上四度或其他音位的装饰音出现。据此，毛文认为这首藏族音乐伯谐“应当是人类最原始的、最早期的音乐”。
由此引发笔者第一个困惑：一音能成曲吗？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成乐”观谈起。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曲观”很清楚：“夫五音之数，不过宫商角微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细大驾和，而后可以成曲。”（《淮南子·要略》）意思是说要想演奏音乐，只弹某根空弦是不够的，必须有高低（细为高，大为低），能奏出相和的音程（驾为增殖，和为音程关系），才能产生音乐（成曲）。《国语·郑语》载史伯语“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一”就是相同的东西，如此则“声一”便不成其为“乐”，“味一”便不成其为“餐”，“物一”便不成其为“纹”。古人也用体现变化、曲折的“文（纹）”来比喻音乐，《礼记·乐记》也提出“声成文谓之音”，认为无“文”之“声”不能称其为“音乐”之音。所以上文释解之“乐”、“餐”、“纹”就是社会意识在物质载体上留下的印记、样式，是人作为区别于动物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如此，人方称其为“人”。同样如此，传统观念中，一音似乎不为歌。
但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必须在其文化中考察一音是否为歌，要充分考虑当地人关于音乐的概念。民族音乐学倾向把研究对象定义为由人组织起来的音声，甚至把在特定“场”里无确定音高的音声也作为研究对象。如此，对一音是否为歌，似乎不能简而化之，是为困惑一。
2困惑于伯谐是否为“一音歌曲”
粗略地看，藏族音乐伯谐《战刀鞘中抽出一寸时》确实就是由一个不同节奏的同一音高sol（a1）所构成，只是偶尔在sol上有一个倚音的上方纯四度的do（d2）音（从谱例中可以看到有16处）。对于这16处倚音，毛文又引用了一段W·沃尔特的原话，强调这16处同样音高的倚音是“不确定声音”、“附加的临时性音”，不属于原有音阶之列，因而这首伯谐为一音歌。
而我们见到的这首伯谐，一是倚音作为确定的相同音高出现了16次之多，会产生一个与主音应和的音高听觉。二是这种倚音所依附的是没有音高变化的单一音高，而非有隐定结构的音阶。因此，笔者认为，仅就毛文所提供的歌谱看，这首伯谐就是一首以纯四度为框架的二音列歌。正是这些倚音的存在，使基本音级sol（al）在倚音do（d2）的功能支持之下，趋于稳定。倚音在结束句中的出现，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些被忽视的倚音，才使这首伯谐成为区别于没有曲折的单音，从而构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歌”。
3伯谐与二音列歌
对于音组织结构—音列、音阶的形成史，目前音乐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受西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音阶发展经历了由少数音列（如二音列、三音列）到多数音列的序时进化过程，并据此认为五声音阶比七声音阶早，如音乐学家萨波奇·本采、W·沃尔特；部分中国音乐学家也持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成熟音阶必然要经历由更多的音经过选择最终形成。如黄翔鹏先生据古人“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认为七声音阶史前已见曙光，早于五声。
笔者认为简单中隐匿着初始和本原，至少可以从某些简单的音列中，窥见原始的音乐思维观。所以从某些简单音列的形态和分布着手，以现存音乐中有历史性遗传为前提，坚持“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抽理音乐变化的历史头绪是当下的重要途径。
上个世纪80年代，民族音乐学者倡导“逆向研究”，就是参照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通过现存民间音乐的共同点，寻求某种文化的“共同的原始模式”。这样，我们可以将观察和研究视角拉得更高更宽。这种纯四度框架的二音列歌，在中国的西南、东南地区都有流传，见以下谱例。
从以上三个谱例可以看出，位于祖国东南地区的福建省福鼎汉族山歌《人民百姓快活多》是由纯四度la—re构成的典型的二音列歌；黔东南贵州省丹寨县苗族民歌（（阿哥嘴巴甜》则是由纯四度sol—dou构成的二音歌，这首歌与伯谐的相似之处：同为纯四度sol—dou构成，出现了四次以dou为倚音的情形。而贵州凯里的苗族礼俗歌《保寨歌》主干则由纯四度la—re及la音转位而构成的纯五度，只出现一次具有“附加的临时性音”性质的sol音，两次经过音dou。比较这三例谱与伯谐，此三例音灵活、抒情，特点表现在节奏上，但从实质上讲，四者是同质的，而《保寨歌》中la的转位恰好说明了这种纯四度音列在流变过程中出现了文化变迁。
如果从年代角度比较以上三例与伯谐音乐，可以看出：
（1）伯谐《战刀鞘中抽出一寸时》音调拙朴而深厚，诡秘而久远，节奏游离而自由，有一定的朗诵性。应当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音调。
（2）贵州苗歌《阿哥嘴巴甜》与伯谐形态近似，《保寨歌》则出现了一个第三音及纯四度的转位，可视为《阿哥嘴巴甜》形态上的发展。
（3）福建汉族民歌《人民百姓快活多》，虽然也只由二音构成，唱起来隽永秀丽，更接近现代人的审美。
当我们把这几首歌放进各自所处的地域环境去考察，发现“那些交通闭塞、地位偏僻、生产原始、经济滞后”的地区的传统音乐保存得丰富而良好。由西部高原西藏~西南贵州~东南福建，民歌形态的`保存确实反映了这一趋势，从这一点来讲，笔者与毛继增先生的观点是相同的。
4由此引发的联想
对于三地（西藏地区、贵州地区、福建地区）三个民族文化音乐在形态上的相似性，笔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4.1文化传播的结果
从语言学角度考虑，这四首民歌里，伯谐《战刀鞘中抽出一寸时》处于藏语文化区（西藏山南地区），《阿哥嘴巴甜》与《保寨歌》处于贵州苗谣语文化区，《人民百姓快活多》则属于福建省汉语文化区。据语言文化史研究，三者之中藏语文化来源于7000年在左右东亚大陆的藏缅语网，苗谣语来源于7000年左右的东亚大陆的南亚一南岛语网，而汉语则由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后逐步由藏缅语网、南亚一南岛语网及阿尔泰语系混成[3J。三者既有发生上的联系，又有接触上的联系，所以对于这种音乐文化的相似性。其间必然隐伏着一些文化人类学问题。
从地域上看，伯谐《战刀鞘中抽出一寸时》、《阿哥嘴巴甜》与《保寨歌》三首歌处于人类学家所谓“藏彝走廊”文化区。
然而作为福建福鼎山歌的《人民百姓快活多》却并没处在这个“藏彝走廊”文化区。在史上大陆古民族集团南向迁移的三个大的文化波中，地处东南地区的福建文化与西南的“藏彝走廊”文化似乎没有文化波的重合。所以文化接触似乎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4.2共同心理模式下的文化认同的结晶
新进化论大师斯图尔德认为，两个相距遥远互不接触的地区有相类似的文化，它们平行发展，两者并无发生学上的关系。它们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在同一间内，这些不同的进化路线受同一原则支配，即利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条件去适应特定的技术环境。结构主义大师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这种支配的原则是基于一种模式化的思维结构，得益于人类大脑本身的智力机制。世界在进入其中时全部被这种智力机制模式化了。
笔者认为三者的文化相似性，体现了这三种文化受共同的支配原则，而这个共同的原则就是中华民族各族群共同智力机制的模式化。这就是结构主义指出的文化的断片与其整体的异形同构。这种同构的存在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从一个宽宏的视角来看，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的汉族与各兄弟民族拥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文化认同这一文化事实，正是这种同构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中国乐系的共性音乐形态。笔者同意毛先生认为伯谐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观点，并且这一发现将对中国乐系音乐形态研究的探微索源具有极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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