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重建湘学知识谱系的努力论文
[摘要]由于“半吴半楚”的特殊身份，叶德辉对湖南学术文化兼具认同与区分两种矛盾心理。他一方面继承了近代湘人的文化使命感，视维护道统为己任；另一方面明确表现出对湘学的疏离，而以继承原籍江苏的汉学传统为荣。叶德辉对湘学的批判与近代以来湘学内部的自我反思相契合，使重建湘学知识谱系、树立湘学新传统成为叶德辉与部分湘人的共同努力。此种努力不但化解了叶德辉个人对于湘学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湘人学术风尚，反映了近代省籍意识强化背景下地域学术文化之间的互动与竞争。
[关键词]省籍意识；文化认同；叶德辉；湖湘汉学；重建
作为地域观念的一种，“省籍意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正式形成，并在民国年间得到强化。省籍意识的形成既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又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此，学术界已予以了一定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纵向的角度考察了省籍意识中所蕴含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地方关怀中所蕴含的国家观念与民族主义，为我们把握近代地域观念的多重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不过，现有成果对“省籍意识”的考察主要侧重于社会、政治层面，较少涉及省籍意识在地域学术文化上的表现；并且大多以本省人为考察对象，间或涉及外省人的评论，而忽略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跨省移民。显然，对于移民而言，省籍意识主要解决的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而是现籍与原籍两种不同地域的关系问题。从学术文化的角度看，移民确立“我是谁”的过程，也即是在两种不同地域文化中进行选择、完成认同的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这种选择与认同?在晚清以来省籍意识逐渐强化的背景下，移民的选择又如何与本土文化发展接榫?会产生什么影响?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解决的。本文仅以叶德辉为例，分析探讨其中的一种情形，为认识省籍意识在学术文化方面的影响提供一个实证案例。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郋园，是湖南最大的藏书家、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经学家。同、光之际的湖南学界，人们将他与湖南另外两位老宿之士王先谦、王闿运相提并论，有“湘潭王叶”与“长沙王叶”之称，足见他在湖南学术界的地位之高。但叶德辉一生以“半吴半楚之人”自居，对湖湘学术若即若离，与二王之间也有程度不等的纷争，由此造成了叶德辉对于湘学的认同危机。然而，当叶德辉对湘学的批判与近代以来湖南本省人的学术反思结合在一起之时，“湘学不知考据”就不仅仅是叶德辉作为一个外省人傲视湘学的理由，也是叶德辉作为湖南本省学人重建湘学的依据。在此过程中，叶德辉合法地充当了重建湘学新传统的代表人物，不仅化解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危机，而且影响了近代湘学的发展走向。
一
叶德辉祖籍江苏吴县洞庭西山。道光末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洞庭山滨湖一带盗匪乘机劫掠，为了避乱，叶德辉的祖父叶绍业携全家迁居湖南。经过祖、父两辈的经营，叶氏成为湖南长沙著名的富商。但真正使叶氏成为湖南本地人的是叶德辉。叶德辉出生于长沙，又曾通过捐钱给湘潭学宫，正式获得湘潭县籍；并以湘潭籍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1892年叶德辉在进士及第分发吏部任主事几个月之后，即告假回乡，此后参与了湖南省政的许多大事，成为著名的湘绅。叶德辉不仅在身份上获得了湖南省籍，而且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对湖南的高度认同，论及湖南之时，常以“吾湘”相称；叶德辉的著述中也常常自署为“长沙叶德辉”。
另一方面，叶德辉又不忘故里。他经常回江苏吴县省墓，主持叶氏族谱修纂工作，并积极谋划叶氏联宗活动，与江苏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还花费了相当的精力汇刻叶氏先祖文献。他强调自己是“半吴半楚之人”；特别是与湖南人在某些问题上产生分歧之时，叶德辉的原籍意识立刻显现，“鄙人旧籍吴中”成为他的口头禅。他在1916年后一度回归原籍，只身定居苏州；直到1920年左右，才又回到湖南。
综观叶德辉的一生，其身份认同常在湖南人与江苏人之间摇摆，时而以湖南的代言人自居，时而以外省人的身份讥刺湘人。两者之间的变换，视具体的语境而定。撇开一些具体的利益纠葛而言，这种身份认同不仅表达一种对地缘与血缘的归属感，更主要的表达一种对地域文化的取舍。
湖南向被称为理学之邦。自宋代湖湘开派之时起，就形成了奉理学为正宗的特色，历经传演，崇尚理学成为湘学的传统。道咸之际，曾国藩等湘军领导集团以理学为指导思想，以忠义相号召，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成就了清王朝的“中兴”事业，巩固了湖南作为“忠义之邦”的形象，并使理学话语在湖南得到进一步强化。作为理学信仰的副产品，维护儒家伦理纲常成为湖南人的自觉意识与文化使命。出生于湖南、就读于岳麓书院的叶德辉，耳濡目染，接受了湖南人的这种文化意识。
湖南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受到湖南维新人士的邀请，来到湖南讲学。叶德辉一方面与之宴饮酬唱，一方面担忧梁启超宣传乃师康有为之说会危害湖南。在给弟子石醉六的书信中，曾说：“梁卓如来湘，苟务伸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当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借公羊学说宣传民主、平权思想之时，叶德辉以湖南忠义之邦的代言人自居，攻讦辩难，成为著名的翼教派领袖。叶德辉明确地提出了“湘学”概念，并通过对湘学传统的追溯，来维护湘学的纯正性。他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而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
在叶德辉看来，湘学自有其优良传统，所重在于经世、在于对理学的崇奉；而湘中无知之徒，竟然依附康门表彰异学，对湘学来说，是丢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对于儒学来说，则是一种援儒入墨，自毁长城。因此，叶德辉以强悍的姿态抵制康有为学说在湖南的流传，表示：“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有所不顾。”并视此为湖南学者应有的自觉，“否则月旦乡评，交相讥刺，不目为耶氏之奴隶，或目为康党之门人，则鄙人将见外于乡人而终身不能言学矣。”
但叶德辉的这种姿态并没有得到所有湖南人的认可。湘人之间的辩难，使叶德辉开始萌生回归原籍的念头。在与湘中经学家皮锡瑞论争时，表示：“鄙人旧籍吴中，行将彷徉乎具区之间，长为渔人以淹世。若运丁阳九，则黄冠道服，埋骨包山。此间地无五金之矿，境僻不足以通商。眈眈虎视者，或弃而不顾焉。敬谢故人，勉事圣君，毋以为念。”叶德辉认为，湘中弟子不知向学，湘人不懂考据，故容易为康有为借考据形式所表达的“异端邪说”所迷惑；自己断断力辨，维护湘学的纯正，反而不为湘人理解。这是叶德辉作为一个湖南人在学术文化认同上遭遇的危机。
正是在此种文化认同危机下，叶德辉产生了对湘学的疏离，转而通过原籍意识，为自己确立了新的认同。他多次提到，旧籍吴中祖辈与乾嘉诸儒如沈德潜、钱大昕、王鸣盛等人时相往来，家中收藏了众多名家书札著述，楹书世守；祖父来湘时，除衣箱外皆书簏，大抵均江浙乾嘉先儒之书。“幼无师承，所得庭训，实此楹书之力。”由于江苏吴县是清代汉学的'发源地之一，叶德辉声明他“旧籍吴中”的外省人身份，暗示着他“得汉学之真传”。在与外省人尤其是江苏学人的通信中，叶德辉突出的正是自己与湘人在学术上的不同。“辉平生学旨，颇有异于湘人。”叶德辉平生重视校书刻书，而“湘中此事，无可共语者”。在湖南学术同道少，是他想回归原籍的原因之一。“湘省除葵园读书外，实无可与言者，久欲请归原籍，不知有无成案可查。”又据叶昌炽记载，有一次，叶德辉在与他的通信中，“极论湘学渊源，上自船山，下逮曾文正、郭筠仙，今之湘绮、葵园，皆有微词，而归宿于诸家一无师承。大言炎炎，洋洋十余纸。”论及湖南学术，甚至有“一省人物，尚不如辉一家”的说法。诸如此类的言论，表明叶德辉是以一个外省人——尤其是汉学发达的江苏人的身份在审视湘中学术。
对于叶德辉个人而言，强调自己“半吴半楚”的身份，固然可以化解对湘学的认同危机，却无助于改变他在湘学中的外来者位置，也并不能影响到湘学本身。然而，当叶德辉对于湘学的批评与近代以来湘学内部的自我反思汇集在一起时，它所表达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外省人的地域偏见，而是本省人的一种学术自觉。
当乾嘉考证之学盛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之时，“独湖、湘之间披其风最稀”。嘉道以后，随着学术思潮由汉宋之争走向汉宋兼容，奉理学为正宗的湘学也开始了对汉学的接纳与研究。在此过程中，反思湘学之不足，成为部分湖南人士的自觉意识。郭嵩焘就曾慨叹：“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言外之意，湘学固然以经世致用为传统，不知郑、许《说文》之学，毕竟是一种缺憾。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内续编《皇清经解》时，曾有意表彰乡邦文献，无奈湖南人在经学考据方面实在乏善可陈，仅得王夫之、魏源的几种著作，还不纯粹，只得从曾国藩的读书日记中析出其读经笔记，杂凑成一家；甚至不顾编撰体例，将“生存人”胡元仪、胡元玉等人的著作也收录在内。王先谦由此“感触吾湘经学之陋，未免见笑外人”。从传统观念来看，经学成就是衡量一个地方学术水准的重要指标。湘学若要表明自己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就必须在主流的标准下，提供足够多的经学著作。职是之故，回乡之后，王先谦以提倡经学为己任。当“学有根柢”的叶德辉告假回乡之时，王先谦忘其年辈，不惜屈尊枉驾，投谒先施，感慨“江皖耆彦，学术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并以振兴湘学的使命嘱托于叶德辉，说：“如阁下年力富强，任择一经为之，必远出前人上。吾观阁下会闱三艺，知必深于经学矣。今日同居一城，吾有书必就商，名山之约定于今日。”因此，湖湘经学之陋，既是叶德辉作为一个外省人得以傲视湘人的理由，又是叶德辉作为湖南本省人亟待改变的现状。
二
湖湘汉学不兴，按照曾国藩的解释，乃因“前哲之倡导不宏，后世之欣慕亦寡”，是固守理学传统的结果。要改变湖湘经学不兴的局面，必须重新解释湘学传统，确立汉学在湘学中的合法位置。因此，以汉学为参照，建立新的湘学知识谱系，就成为叶德辉等人的努力所在。
第一，追溯前贤，重寻湘学知识谱系。
叶德辉从汉学传承的角度出发，明确地、完整地描绘了近代湖湘汉学的知识谱系。
作为理学之邦，湖南曾涌现出一批理学名臣。“道咸之间，粤逆倡乱，湘军特起，成勘定之功。其间柄兵大臣如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以及罗忠节、王壮武诸公，皆以理学名儒，出膺艰巨。”这些理学名臣无疑是湖南作为忠义之邦的形象代言人。不过，叶德辉认为，讲学与论政是两回事，事功与著述分属不同的范畴。因此，在建构湘学知识谱系时。叶德辉无意于表彰这些理学名臣，而是以汉学为标准，重点凸显那些对湖湘汉学发展意义重大之人。所谓“三吴汉学入湖湘，求阙斋兼思益堂”；表彰曾国藩、周寿昌在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从曾国藩、郭嵩焘到王先谦，一脉相承，构成了湖湘学术传承的又一主线。
曾国藩是湘学知识谱系中的关键环节。“湖南自军兴以来，士争务于功利。湘乡曾文正督师戡乱，不废弦歌。每克一名城，即补秋闱、创书局、礼名士。至今大江南北，祀之瞽宗，名以精舍。”曾国藩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湘人，就在于他不以功利为唯一目标，而倡导经学。曾国藩在学术上主张汉宋兼容，在本省人士中，实开“三吴汉学入湖湘”之先河。然而，“其文章教泽，未被于乡里”。郭嵩焘出使海西，归主“思贤、城南讲席。侍郎之学，本永嘉、湖州遗法，课士以事功，范之以程、朱之诚敬。于时湘人薄言外务，侍郎谆谆以告于人。坐是而得众谤，久之不合去”。郭嵩焘有志张大湘学，也不为湘人所容，未能实现抱负。王先谦继两公之后，“治经宗两汉，论事以救时为先。自思贤、城南移席岳麓，士之沐其教者，类多能文章、达时务，以蕲全于世用。”两公未竟之志，王先谦得以一一实现。王先谦不仅以忠君卫道、羽翼圣教为己任，力矫士风之浇薄；而且疏经注史，成为晚清汉学重镇，由此改变了湖南不知汉学为何物的形象。因此，在叶德辉看来，王先谦无疑是湘学领袖。
除本省人士之外，外省人如吴荣光也应成为湘学知识谱系中的一员。吴荣光，字荷屋，广东南海人，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之门生。他1833年任湖南巡抚期间创办湘水校经堂，汉、宋并重，将汉学引进湖南。1836年吴荣光罢职之后，湘水校经堂三十余年名存实亡；此后又几兴几废，故其对于湖湘汉学的意义长期得不到认识。随着湖湘汉学的兴起，吴荣光的意义才逐渐得到彰显。郭嵩焘称赞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实开偏隅风气之先”；王先谦则不但肯定湘水校经堂开湖湘经学之风气，而且表彰它在造就人材方面的作用，认为湘水校经堂“一时造就人才如周自庵(寿昌)、郭筠仙侍郎(嵩焘)昆弟、孙芝房侍读鼎臣、凌荻舟中翰玉垣，号称极盛”。郭、王对湘水校经堂的肯定，都还局限于对湘学影响本身，至叶德辉，则放眼全国，将湘水校经堂的意义进一步提升。他说：“中丞抚湘，增广岳麓书院诸生膏火，创建湘水校经堂，拔置通经史识时务之士，至今古学号为中兴，得人亦称极盛。百年以来，巍科高第著述名家，与文达抚浙所建之诂经精舍、抚粤所建之学海堂若神山之相望久矣。”湘水校经堂的创立，不仅是改变了湘中不知古学、学术人材匮乏的局面，简直可以争胜于诂经精舍与学海堂，在全国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叶德辉表彰湘水校经堂的学术成就，借以凸显湘水校经堂确立的湖湘学术传统。直到1915年叶德辉设立湖南经学会之时，还以庚续湘水校经堂的经学传统自任。
第二，导引后学，再树湘学新形象。
提倡汉学，传播汉学，是改变“吾湘经学之陋”情形的主要途径。由于王先谦等人的努力，当汉学在全国总体上走向衰落的晚清之际，湖湘大地却出现了“汉学大盛，风流湘楚，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的局面，自此以后，湘中后生“多能明古今之别，知汉宋之分”。在此基础上，叶德辉又推动湖湘汉学朝正宗的方向发展。叶德辉认为：“崇圣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对于士子而言，尊儒不光体现在信仰或操作实践上，也应体现为对儒学知识系统——经学的研究与传衍上；“通经不可以陵节，必循涂于识字。”强调通经必先识字；“诏后学以所从入，必先于簿录考溯其远流，开示其阃奥。”因此，叶德辉不但自己一生治学以《说文解字》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工具，而且以此教授弟子，提倡经学具体落实到文字训诂与目录版本学。湘学若真要改变经学不兴的局面，必须由此人手；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内行人格，避免为外人所笑。
叶德辉之出此言，有鉴于外界对于湘学的评价。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曾很不客气地说：湘中经学诸家尽管门径不同，但有一事则为诸家同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其分毫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章太炎对湘中名儒王间运尤多批评，直言“三王不识字，此公殆尤甚”。叶德辉多次援引章氏此语，既是为了批驳王间运，也是为了警醒乡党。在叶德辉的努力下，研习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渐渐成为湘学新风尚。叶德辉弟子众多，均能紬经好古，昌衍其业，在文字训诂与目录版本方面有所成就。
更为重要的是，叶德辉对于湘学的反思意识也为湘中后学所继承。民国年间，湘中学者李肖聃还慨叹：“假令砚仙(龙璋——注)生承平时，与王、段诸公为友，讲明字例之条，湖南文字之学，不如是之未昌也。”犹以湖南文字学不昌为憾。而叶德辉的弟子杨树达即使在自己已走出了湖南、成为全国著名的学者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振兴湘学、一洗湘人不识字之耻。《积微居回忆录》上记载：
“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
此处所言“星笠”即曾星笠(运乾)，湖南益阳人，著名的训诂学家。亦可见湘中后学将自己的学术努力与树立湘学新形象联系在一起。曾、杨的学术成就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尤其是杨树达被陈寅恪誉为“当今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此外，民国年问著名的湘籍学者余嘉锡、张舜徽、陈天倪等，亦均以目录版本、文字训诂、经学考证见长。这些著名学者的产生，改变了湘学不以考据为能的形象。至此，叶德辉等人振兴湘学经学的努力才算开花结果。
综上所述，省籍意识不仅是对以省为单位的桑梓之地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也是对本省地域学术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他省地域学术文化的区分。在他者的认识中反观自我，使得外省人的评价成为本省人认识自身的重要参照系。叶德辉对于湘学的重建，充分折射出近代以省为单位的地域学术文化发展中的复杂性。他一方面恪守湘学忠君卫道的传统，继承了湖南人的文化使命感；一方面尚汉学的治学倾向又使他对湘学多有讥刺，产生了作为“湖南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并在文化认同上回归原籍，以接绪三吴汉学之传统为己任。然而，叶德辉夹杂着外省人优越感的湘学批判，恰恰又顺应了晚清以来湘学内部自我反思思潮的发展。这使得叶德辉在湘学发展中扮演了多重角色：既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审视湘学，又带着本省人的焦虑来改变湘学。他延续了自郭嵩焘、王先谦以来的思想主张，通过构建湖湘汉学知识谱系、建立湖湘新学术传统的方式来发展湘学。从王先谦、叶德辉的思想逻辑来看，“三吴汉学人湖湘”不仅仅是湖南与江苏两省之间的学术文化竞争，也是湘学向学术主流靠拢的过程。振兴湖湘汉学成为他们提升湘学在全国的学术地位的一种选择。这种努力改变了外界对于湘学的固有认知。不过，从今人的角度看，王先谦、叶德辉的努力，又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如果说，乾嘉时期流衍大江南北的汉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术主流风尚的话，那么，在新旧递嬗、学术转型的清末民初之际，新学的萌蘖与发展早已取代汉学，成为学术发展新主流。对于学术发展总体趋势的失察，使得叶德辉等人固然在守旧方面有所成就，却未能与时俱进地预新学之流。限于篇幅，对此只能另作专文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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