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儒纂修《明史》论文
康熙十八年的特科——博学鸿儒在当时颇受瞩目，在清朝历史上也堪称盛事。当时录取的五十名博学鸿儒全都进入《明史》馆，纂修《明史》是博学鸿儒参与的最主要的集体活动。征召博学鸿儒特科，本是清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人、稳固统治的有力举措。而让这些博学鸿儒纂修《明史》确为妙招。一方面，鸿儒们进入史馆，“位”和“职”都很恰当；另一方面，开局修史是抚慰士人心灵、缓和民族情绪的最佳药方之一。受到遗民情绪的感染，鸿儒们将修史作为经世致用的一个途径，带着强烈的责任感，不辱史官之使命。清廷的权宜之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 鸿儒收集史料的贡献
史料是修史的基础。明代《实录》几经删改，各种野史、家乘、笔记记载失实，尤其是明末天启以后，《实录》缺载，不少问题众说纷纭。适值明清易代，许多触犯民族忌讳的史料未能名正言顺地采掇。鉴于此，鸿儒馆臣大胆要求不避忌讳、收集史料。总裁徐元文上《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聘请明代故老，使李清、黄宗羲、曹溶等故老遗民，各上所著之书。潘耒上《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请求悉访民间记载、奏议、志状之流上之史馆。朱彝尊在《史馆上总裁第二书》中提出“史馆急务，莫先聚书”，他建议让众多馆臣尽力搜索资料，互相考索，分类编目，或者让地方官负责收集，送交史官。
纂修《明史》初期，康熙帝政策较为宽松，接受了史臣广徵文献的建议，不拘明朝遗老，不避忌讳。于是，馆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求书、购书的行动中。毛奇龄向遗民史家张岱请求将所藏资料借给史馆。黄宗羲也通过官抄、捎带和自献为《明史》馆提供了大量史料。在修史过程中，史臣能合理利用各种史料，考证分析，以反映历史真实，且鸿儒史臣与众位遗民及学术大师十分亲近，得到他们暗中襄助，所以能搜罗到价值较高、内容丰富的史料，这为后来《明史》纂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书体例的学术争议
开馆后，鸿儒认为以往私家修史强于官修的原因就在于体例的统一，为了尽量避免官修的.诸项弊端，强调应充分重视体例。开馆逾月，未见颁示体例，朱彝尊便迫不及待地上呈《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指出“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鸿儒注意到明代有许多前所未遇的情况，朱彝尊指出“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并特地指出明代与前代有异的众多问题，“劝立土司传，以补前史所未有”。汤斌主张本纪当效法《宋史》，因事定例，简而有要，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原则。
《道学传》的设立与废除，是史馆中争论的焦点。是否设置《道学传》涉及对王学的定位，故《道学传》的废置，实际上是思想史上的争论在《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体现。当时，《明史》总裁徐元文、徐乾学兄弟深刻领会到了最高统治者尊程朱、贬王学的意向，主张设置《道学传》，把他们认为是程朱后学的人收列进去，而王学及其末学则置于《儒林传》。但史馆内外大多不同意设置，且角度和立场各不相同。后来，黄宗羲所作《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由汤斌出示史馆中人。黄氏对徐氏兄弟的《修史条议·理学四款》一一驳诘，最终促使徐氏兄弟放弃设置《道学传》。
鸿儒关于修史尚有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思想，如建议不立年限、从容编纂，天文、地理等专业性较强的志传，要请专家分任、检阅等，这都对当时的修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三、 重视考证之时代史学特征
鸿儒欲修成天下公书、一代信史，必须核清事实、秉笔直书。潘耒受到其兄潘力田、业师顾炎武的影响，尤其重视考核史实。他提出对于所利用的史籍、资料要加以考证、辨定是非、核其虚实，参酌众说；对于“建文出亡”一事所涉及的史料《从亡录》反复申说，一一辨驳可疑之说。许多馆臣都很谨慎，不轻下断言，以疑存疑。毛奇龄在史馆时曾起草四川成都府郫县知县赵嘉炜死事一传，已上交验收，一年后，他发现该传有失实之处，经再三研勘，核实诸书，便上书总裁暂悬其事、以俟再考。
针对野史及《实录》的失实，博学鸿儒认真辨析；对明亡原因、大礼议等问题都深入思考和考证。可以说，博学鸿儒修史是在顾炎武、黄宗羲的史学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他们注重考证、注重真实、以疑存疑，将自明代中期以来的考据方法用于纂史实践，体现了由顾炎武向乾嘉史学过渡的特征。
四、《明史》初稿之独特价值
康熙二十二年左右，十六朝纪传之稿基本完成，次递上呈史馆；史志则脱稿较晚。鸿儒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尤其是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之间。鸿儒所纂应为《明史》初稿。鸿儒所完成的初稿，应该说是后来几稿的基础。万事开头难，鸿儒史臣在《明史》材料的全面搜集、编纂体例的初步设定、材料的考核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而富于创新的工作，后来的修改者都是在此基础上增写论赞、论定是非、分合传目、删改传文、润色词章的。应该说，鸿儒所纂《明史》初稿在最终的《明史》中的分量不轻。
鸿儒史官在史学思想上，具有以往封建史家所固有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讲究编史的“道法”，看重“春秋大义”，这使他们有公正平实的史观；在思想感情上，他们和遗民史家走得很近，具有一定的史学经世的意识，对于可能影射明清易代的诸多问题具有敢于揭示历史真实的良知。从史家观点立场、思想感情上来说，鸿儒史臣是清初遗民史家与正统《明史》纂修官之间的过渡，《明史》初稿也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不过，鸿儒史臣也有很多无奈，笔柄最终控制权不在他们手中。除开文字狱的阴霾对清初史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外，康熙帝通过对封建史学思想的采用和改造，形成了清朝的史学“公论”，淡化了人们的故国之思。清初遗民史臣的那种经世史学思想逐步消失，从鸿儒史臣的原稿与后来的《明史》稿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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