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家的立身与创作的关系论文
摘要：书画家的立身与创作的关系本质就是人品与书品、画品之关系。在儒家“文以栽道”的价值观念体系下，历来认为书画家的人品与书品、画品有对应同一或者说决定性关系，即人品高则书品、画品必高，反之亦然。本文认为，人品与书品、画品价值判断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标准体系，不存在对应同一或决定性关系。但同样肯定书画家立身修的重要性，因其为艺术家、社会人的责任，以及人格形象影响其作品的社会评价。
关键词：书画家;立身;书品;画品
所谓“立身”就是修德、做人。在中国传统观念看来，艺术家的“立身”与创作紧密关联，“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之说广为接受，是认为艺术家的个性、品行与艺术作品有一致性。对书画家而言自然不能例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欧阳修关于颜真卿的评价，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但其中的关系似乎并不这么简单，有必要仔细探究书画者“立身”与创作的关系。
认为书画家的人品与书品、画品有对应、同一关系者，历来是一种普遍、强势的看法。孔子就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做人放在首位，宋代画学提出人品和画品两个主要概念，郭若虚《画图见闻志·气韵非师》论述人品与画品的关系：“人品既已高，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扬子日：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元杨维桢说：“故画品优劣，关乎人品之高下。”清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写字者，写志也。”实际上不仅是认为人品高于书品、画品，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书品、画品。宋以来关于一些画家及其作品的具体评价具体阐释了立身与创作、人品与书品画品一致的关系。颜真卿在官场上刚正不阿，战场上英勇不屈，直至狱中大义凛然，被认为是人品书品同高的典范，其《祭侄文稿>被书界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很少为人质疑和异议，未必与其展现的人格取向无关。柳公权终身以德行为根基，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楷模。据《旧唐书》记载： “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日：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苏轼对柳公权书法作品的评价：“柳少师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予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
从根本上说，儒家重伦理道德，在儒学的文化传统中，认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书画被视为一种“心学”。实际是将人格、伦理与书画的关系联通起来，讲究“文以载道”，“道”为本，“艺”为末，书画同其他文艺形式同样是载道之器。于是，传统书画逐渐成为重品的艺术，书画家重视立身成为普遍的取向。
立身修行是必要的，但远非人品即书品、画品那么简单。王士祯曾表达了欧阳修对于颜真卿评价的赞同，说：“永叔有言，古之人率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鲁公书虽不工，后世见者必宝之，非独书也。诗文之属莫不皆然。”就是说，由于颜真卿的立身正、人品高，即使书法不那么好，也会被人看得宝贵，这未免失之偏颇，书品和人品是不能等同的，尽管难免受到影响。
立身不正、人品遭人诟病而书画却被接受甚至热捧者，在自古至今的书画史上屡见不鲜。明代董其昌是一个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著名书画家，朱谋至《画史会要》评价道：“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但董私德不修，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导致“三县军民，乌合万余，共称报仇”，纵火烧毁董府。足见人有百面，画未必如其人，立身与创作之间并非对应、同一的关系。类似的人物还有，唐代吴道子妒人书画才能而雇凶杀人，宋赵孟烦屈身事元，明张瑞图趋附阉党等，其人品的`确为世人所诟病，但对其书画仍是得到很大程度的肯定和接受，看看现在的书画市场更是如此。再如清傅山早年对屈身事元的赵孟叛“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到最终还是赞赏或者说认可赵孟颓书法的：“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从根本上说，对于人品的判断和对作品的判断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和标准，一个是社会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尽管我们可以因道德评价影响对其作品的好恶。
梁简文帝萧纲《诫当阳公书》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认为文学创作与作家本人的伦理道德修养是两回事，前者没有成规可依、注重自由发挥，后者却有规有矩、需谨重慎独，对于书画家而言，也不例外。而且，此说认识到立身与创作的异同，是依循艺术规律实施和评价艺术创作，尊重了艺术的规律，更具合理性。
其实，书画家立身与创作既不是全无关系，也不是对应等同的。“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之说，如果认为书画作品体现了书画家的个性气质或者性格特点，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看，是很有合理性的，但如果认为与人的品德修养有对应同一关系，则比较勉强。犹如品行恶劣的人未必专业才能就不高，书画虽为艺术，仍然存在专业技能与个人修养的独立存在，品行很好的人未必专业就强，反之亦然。欧阳修“使颜鲁公书虽不工，后世见者必宝之”之说则是将对艺术家品行与其创作评价混为一坛，从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角度看，是缺乏说服力的。
对于书画家而言，立身与创作既然并无对应或决定性关系，是否就是说书画家不必重视品德修养呢，非也。追求完美的道德是书画家作为社会人的责任，何况“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之一。个人修养、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被强调，几乎是超越时间和地域的，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时代认为艺术家品行是可以忽略的。再说，书画家的道德修养虽不决定其作品水平的高下，却深刻的影响着社会对其作品的评价。如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有关于蔡京以蔡襄取代之说。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渭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厅去之而进君漠书耳。”就是一例。而清王士祯说：“予尝谓诗文书画皆以人重，苏、黄遗墨流传至今，一字兼金;章淳、京、卞岂不工书，后人粪土视之，一钱不直。”认为章淳、蔡京、蔡卞之流的字未必不好，但是后世的人都把他们的字当成粪土一样，一分钱也不值。
书画家立身与创作没有决定的对等的关系，书画家及其作品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不能忽视作为社会人的责任，始终要接受世人的评价，因此，书画家必须在精研专业的同时，重视“立身”，只有人品与书品、画品都得到社会的认可，才是一个为人敬仰、趋于完美的书画家。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苏轼.《欧阳文忠公文集.苏东坡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宋)郭若虚撰.《画图见闻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3.(清)严可均，《全梁文》之《诫当阳公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4.(明)张丑，《四库艺术丛书：清河书画舫(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5.(清)王士祯j《香祖笔记》.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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