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理解公共人类学学科内涵的四个维度论文
一、面向谁：人类学的知识和成果要面向社会公众
公共人类学要面向公众，不能只局限于学科内部的文化解释、概念辨析等学术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公共”与“人类学”合并为一个通用的词汇，它能够唤起人们对公众意见和学术观念之间存在区别这一事实的注意，同时也表明，大众需要接受人类学的思维方式，而人类学也需要这样一些有价值的受众群体。公共人类学主要致力于认识、批评与讨论人类学工作，目的在于超越学科界限，增强学科的公共影响力。公共人类学提醒研究者，人类学知识和成果不能只是人类学家的“专利”，它们必须面对社会公众。只有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接受，人类学的发展才有生命力，才能服务于人类社会。然而，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和特点与纯粹的学术观念之间有较大的差异，成为人类学知识与社会公众之间相互交流共享的巨大障碍，造成了社会公众对人类学知识存在普遍的误解。因此，人类学要真正面向公众就要改变传统的纯学术观念，重新思考人类学的表述方式，改革传统民族志的撰写模式，以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多样化的叙述文本，为社会公众呈现五彩纷呈的社会文化样态，提供认知人类社会本质的知识和智慧。
人类学要走向大众，就意味着研究主题选择、成果发表应该面向社会公众，也预示着急需突破长期以来由高度专业化和学术化所建立起来的“学科樊篱”。换句话说，人类学知识的生产和民族志成果应该有较强的可读性，能够被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文化背景和学科基础的社会公众所接受。自“马林诺夫斯基革命”以来，民族志调查与写作成为人类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专业技能和学术基础。但是，传统的民族志撰写风格和表述方式过于专业化和学术化，不适合于面向普通民众，无法让社会公众容易理解人类学的寓意和价值。公共人类学视野下的民族志必须在写作风格上做出改变，要冲破传统的束缚，创新民族志表达方式，使民族志作品“成为跨专业的乃至公众的读物”。民族志的表述不能只是为了追求“学术创新”而大量“堆砌”一些新的专业术语和学术概念，让社会公众或非专业人士认为晦涩难懂。民族志不仅要“呈现人类学学科的关怀”，还要力争做到“思想是深刻的，但表达却是通俗的”。民族志的表达方式应该“采用一种清晰的、可以让非学术界和不熟悉该文化或研究的人感兴趣且能理解的写作方式”。在公共人类学看来，民族志可以有多种写作方式，而且也只有多样化的写作方式才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才能说服不同的读者相信民族志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及其研究价值所在。民族志不再是风俗习惯的罗列或习俗的清单，它已经变为深描的艺术，就像小说家的作品一样，精心编织着一个个情节。合格的民族志必须是优秀的叙事文本，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演绎上。合格的人类学者，应该能让人通过他的讲述，感受到一个有感觉、有血有肉的意义世界，而不是满眼生硬干巴的术语。这样的民族志作品才能被社会公众接受，人类学知识也才能得以传播。2000年以后，在实验民族志的影响下，人类学作品具有了更强的可读性，尤其是一些书写人类学者田野经历、感受的民族志作品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成为畅销的“通俗读物”。同时，人类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也在不断深入，一些可读性极强、通俗易懂的介绍人类学学科知识的著作、教材、科普读物、漫画等作品也不断问世。面向公众的人类学研究，不仅扩展了人类学的读者群体，也极大扩展了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使社会公众能够更加全面、真实、便捷地认识人类学学科的性质和现实意义。
人类学要面向公众，不仅要改变传统人类学知识和成果的写作风格和表现形式，也要借助新的媒介来传播人类学知识、主张和观点。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民族志研究的结果可以通过报刊文章、照片、记录、演说以及各种电子媒体进行传播，其中，网络媒介无疑是最有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的媒介工具。据相关学者统计，以人类学为主要议题的博客目前已经发展至数百个。人们借助开放性更高、自由度更大的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不同层次的人类学者，甚至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都能够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分享和共享人类学知识，就社会的共同话题进行争论，从而激发新观点、新思想和新对策。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研究人员约翰·郝克斯(John Hawks)利用博客空间将复杂的专业的学科术语转换为平实普通的语言，向大众解释他的古人类学研究进程与发现[8]。麦克吉尔大学博士后尤金·瑞克海勒(Eugene Raikhel)通过创办网站(www.somatospere.net)向大众介绍医学人类学的相关议题，并建立了相关会议、出版物、期刊、网站、博客的链接。人们可以在该网站上自由讨论议题、发布信息和寻求帮助。美国人类学协会通过自己的官方博客介绍协会的决策、目标、委员会、年报及发展新趋势等内容。近年来，在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人类学专题网站、论坛和博客，如中国人类学评论网、分子人类学论坛、人类学学习交流网站、人类学乾坤博客、人类学之滇微信平台等等。这些网络平台的创立，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学的传播途径，扩大了受众范围，对普及和传播人类学知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为了谁：公共人类学是“为公众思考”的人类学
公共人类学不同于传统的学术人类学。学术人类学长期忽视人类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已给人类学带来了不良影响，人类学的角色受到太大的限制。相反，公共人类学则认为，“人类学者应更关心人类，而不只是学术”。学术人类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研究者自身的兴趣爱好以及对异文化的好奇，纯粹是“为了学术而做学术”，对现实社会的贡献度极为有限。人类学百余年的发展史证明，以学术为主旨的传统人类学研究已经引发了“学科危机”，难以保证人类学在新世纪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发展空间。新世纪的人类学必须做出改变，应该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和承担问题的学科，是以公共利益为自身荣誉的学科，这是未来人类学发展的主题，同时也是学科应有之义。
换句话说，公共人类学应立足于人类社会总体，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站在民众的立场服务于社会公众，为社会大众的福祉进行呼吁和辩护，不能只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学术地位或职位去从事人类学研究。简言之，公共人类学是“为公众思考”的学科，而不是“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公共人类学要真正实现为公众思考就意味着必须有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就个体而言，公共关怀是要超越自身利益、自身打算和只关心自己的层面，应该关心他人，关心人类学共同体，关心全人类的未来发展。这样的心智成熟，才能彰显出人类学作为整体性研究人类的学科所具有的公共精神。从学科特质而言，“人类学从来都有公共关怀，正是学科内在的文化批评的维度构成了推动它研究其他社会的根本动力”。摩尔根就曾利用自己的律师身份经常为印第安人辩护，维护他们的权利，支持印第安人为反对白人压迫进行的斗争。博厄斯在《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讨论了诸如种族、平等、教育、文化、国家主义与现代文明等公共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在《自由与文明》一书中，基于丰富的人类学知识，分析了自由、文明、战争、民主、极权主义等人类的基本问题，表现出了作者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
以公共关怀为学科理念的公共人类学，要求人类学者必须改变传统的研究对象和视野。人类学家不能封闭于自己的圈子里，不能把目光只聚焦于偏僻的村落或落后群体，而是要走出“山野”，摒弃狭隘的“原始”视野，密切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与广泛的社会公众展开对话，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动社会文化的变迁。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曾发出这样的号召：“我将邀请读者们走出关闭着的理论家的书斋进入人类学开阔的园地里的新鲜空气。”当时，马林诺夫斯基的号召是希望改变“摇椅上的人类学研究”状况，转向开放式的“田野人类学”研究。今日看来，这一号召已经远远超越了书斋与田野之别的范畴。“人类学开阔的园地”不只是书斋外的“原始民族”，而是现代社会中广阔、复杂、多样的热点现象、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公共人类学的出现，进一步将这种学科特质凸显出来，使其能够更加接近现实，走进社会，面向公众，为人类学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方法决定了人类学者在接触民众，关心民众，为民众思考，为民众谋求利益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人类学以田野调查为根本方法，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长期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就使得人类学者能够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保持亲密的联络，能够产生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加之人类学者自身敏锐的观察力，往往能够洞察研究对象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能够准确把握基层民众的迫切需求。人类学者在与基层民众的长期相处中，使其无意识地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当这些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人类学者往往成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利益辩护者”。人类学对公众利益的关注，不只是对外的呼吁或辩护，同时也“以一种潜在的有力方式影响他们正在研究的那些人的生活”，能促使底层民众的自我改变和适应调整。人类学家通过与研究对象的“亲密接触”与长期观察，往往能够掌握许多关于底层民众生活细节的知识。人类学家可以将这些知识与其他社会文化的同类现象进行比较，进而发现此种生活方式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然后以一种底层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在其社会文化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说服他们对某些行为和习惯做出改变，以谋求到更为健康、合理和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生活方式。
三、做什么：走进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
传统的人类学“过于关注学科规范，特别是关注它们的风尚和分裂，会麻痹和牵制我们不去关注严肃的公共问题。如果我们能对公共问题发表有说服力的意见，由此而来的一个副产物将会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学科”。人类学要想在现代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不能只关注人类学者关心的问题，而是要就现代社会提出并且解答形形色色的问题，要广泛涉猎与国家、人民密切相关的公共知识、公共话题和公共利益，与其他学科共同探讨生态环境、医疗救助、教育、公共卫生、全球化、信息媒体、文化遗产、旅游、社会公平等关乎人类社会发展和命运的重要问题。这样才能使人类学发挥更大的价值，做出更多的贡献，并成为现代世界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走进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由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提出，并将其概念化。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是一个公众们讨论公共问题、自由交往的公共领域，它形成了政治权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乔治·E·马库斯指出“人类学研究的每一项计划都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接受公共领域”。也就是说，人类学的研究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只是在公共人类学名称出现以前的人类学研究并没有特意地将此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予以讨论。公共人类学的兴起进一步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予以常规化，使人类学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性。
走进公共领域的人类学研究，其田野调查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小社区或村落，可以是现代社会中随处可见的茶馆、咖啡馆、酒吧、舞厅、俱乐部、KTV、电影院、购物超市、菜市场等公共场所。在信息化时代，大众媒体及新媒体，如网站、论坛、博客、电视、电影、社交平台等，对于公共人类学已经显得非常重要。它们不仅是学科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更是学者参与公共讨论，关注公众取向，引导公众舆论的有力工具。过去的人类学家对大众传媒的研究是极为欠缺的。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人类学家总体上忽视了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享乐、休闲、娱乐、网络、消费等“大众通俗文化”做出学术上的探讨，甚至将这些现代大众文化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是传统文化延续和存在的一种“异己力量”。然而，近些年来，这一局面已经得到了改变。德布拉·斯皮脱尼指出，人类学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和文化中的角色展开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因为大众媒体几乎在每一个实地考察点都能遇到，它们已经以种种形式触及大多数社会。此外，公共人类学还必须关注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以便能够为地方文化的重建和传统的发明提供丰富的知识基础和指导性变迁策略，以促进社会公众能够更好地调整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心理不适。重建后的公共人类学要借助公共领域平台，参与大众讨论，关注大众表达和斗争，并将之上升为社会理论。从而为了解公众意愿，把握公众需求，解决公众问题提供支持和贡献。
(二)探讨和解决公共问题
罗伯·波罗夫斯基认为，公共人类学的焦点在于与大众就他们广泛关心的公共问题展开对话，让社会中更多的人看到人类学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公共问题是大众的问题，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利益或生存条件受到了威胁而出现的问题。有时它也泛指那些人类社会存在的某种危机的困境。公共问题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明显的影响，其长期存在会成为阻碍社会全体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尤其在现代社会里，公共问题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动用全社会的力量。人类学也应该参与到这个议题的讨论中，并提出合理的建议和对策。
人类学作为一门以人类整体为研究对象的世界性学科，应该具有全球性视野，不仅要关注小区域、小范围的公共问题，更要关注全球公共问题。人类学的跨学科包容性可以为不同学科的人讨论和解决全球面临的严峻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资源和争论空间。全球公共问题是指在当今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限制，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的严峻问题。全球公共问题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性问题，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单一问题，而是全人类都共同面临的总问题。全球公共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全球公共问题可以划分为经济、政治与安全、社会与文化、生态环境四个主要的领域。每个领域内又包括若干具体问题，如贫富差距、发展不平等、局部战争与冲突、恐怖主义、人口膨胀、贫困与难民、宗教与邪教、跨国犯罪、疾病流行、温室效应与全球变暖、森林锐减、生物多样性消失、土地荒漠化、资源枯竭、大气污染、水源及土壤污染，等等。上述公共问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不是某一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需要多个学科的协同努力和智慧共享，才能提出更具实效性的对策。因此，人类学想要对解决公共问题有所贡献，就必须加强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话与合作。公共人类学或许在跨学科合作与对话层面比传统的人类学更有优势，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具有深度。
公共人类学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探讨不可能涉及所有的问题，但就其中一些问题给予学科视野下的关注，还是可能的。在美国人类学会107届年会上，公共人类学讨论的话题包括全球化过程中信息化的进程、移民的增长、空间观念、教育理念、语言认同的转型、健康、暴力等新问题。近些年来，公共人类学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包括环境、生态和灾难研究，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种族、女权、移民与公共政策，传播媒介等。有的学者也关注保护与发展问题、权力与金钱、指导性变迁中的对话和协商等公共问题。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指出如今发展的人类学日益关注今天的关键问题，从贫困和环境污染到阶级、性别和种族霸权，以便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同时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加强为进步的文化所认同的政治。随着人类学的不断发展，公共人类学必将成为人类学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家共同探讨、争论和解决全球公共问题的重要平台。
(三)参与并领导公共事务管理
传统的学术人类学在学科定位、发展方向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常只关注文化现象，而忽视了人的真实生活，忽视人类学知识如何用于真正地改善人类的生活”。以学术为核心旨趣的传统人类学研究“关心知识犹胜于关心人，脱离真实世界的公众生活，低度参与公共事务，缺乏应用知识的实践力，人类学者对社会的疏离，结果造成整体社会对于人类学的陌生”。作为公共人类学而言，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利用人类学知识服务社会公众的必然选择。人类学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广泛的和非传统的模式”，这些模式将有助于加强人类学者与其他学科和社会公众的交流与合作，并对广泛的社会重大事务产生积极影响。
公共事务这一概念最早形成于18世纪的西方。公共事务是指在私人社会里，企业和个人家庭等所不愿做、不能做、做不了，但却又是经济和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那些事务。公共事务体现的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利益。公共事务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共事务的范围和内容有所不同。在原始社会时期，防务、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调解内部纠纷、占星、巫医、祭祀以求丰年、文字研究、历法研究、历史、算术以及道路、桥梁的建设和维护等均属于氏族内部的公共事务。在社会分工高度细密化的现代社会里，公共事务的范围极为广泛，可以分为政治公共事务、经济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方面。政治层面包括外交、国防、公安、国家安全、司法、民族、宗教等事务，经济层面的涉及市场管理、财政税收、工商管理、劳务管理、政策分析、经济规划等，社会层面的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民政、社会保障、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学已经以应用人类学的形式涉猎这些公共事务，但在参与深度、参与角色、涉及广度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不足。
结合公共事务的历史维度和人类学学科史可以发现，公共事务始终是其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传统的学术人类学关注更多的是原始民族或社会的公共事务，纯粹是为了学术的需要，或是为了反思西方社会，或服务于殖民地管理，或是满足对异文化猎奇的心理。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是以学术目标为出发点的，是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各种公共现象的起源、结构、功能和象征意义，并不关心如何改良和促进这些地方性公共事务的健全和良性发展。这种视角下的公共事务研究，虽然是以参与观察，“成为当地人”等主位研究法为指导的，但仍然是一种外围的观察、体验和感受。
人类学的学科理念、知识和方法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和贡献。人类学坚持的整体观要求人们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将其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只有认识到整体，认识到这种关联如何发生，我们才能够在一定深度上了解每一个部分。同时，既关注现实问题，又重视历史的因素。公共人类学对公共事务的研究，是一种深度的参与、管理式的参与，人类学者不只是作为学者去做外围的观察与分析，而是要真正成为公共事务的实际管理者或领导者，能够拥有将人类学知识转化为改变现状和解决问题的应用性对策和措施的决策权和施行权，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学成为对社会公众“有用”的 学科。公共人类学家参与公共事务的角色也要发生变化，“他们已不再是仅仅提提忠告，而是更多地卷入这方面的实际工作中。他们在这类机构或计划中任职”。公共人类学不只是解决麻烦和问题的学科，更应该主动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用人类学的知识使计划、项目的制定和实施更加科学，避免事后出现更多的问题。公共人类学研究者应从麻烦解决者转变为决策者，从参与者转变为管理者。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人类学家在改变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等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四、我是谁：公共人类学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19世纪80年代，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首次将人类学界定为一门“人及其文化研究”的学科。自此以后，文化研究成为人类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传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比较史前时期和有史以来各民族、各地区、各群体文化的异同，探索各种文化现象的结构、功能、象征和意义，总结归纳出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的过程及其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新世纪，“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或者说文化研究的独特魅力，就是积极询唤真正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
从事“公共”研究的人类学者，其身份也必然要加上“公共”的符号。公共人类学者不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而是具有明显公共意识、公共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美国学者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首次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公共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位具有公共声音的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相比学者、顾问、职业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而言，会为更广大的社会公众写作。公共知识分子不只是坐在书斋里“著书立说”，还可以通过发布公开信、参与公益活动、发表公开演讲、在电视等媒体公开出场露面等方式，与社会公众就热点问题、公共话题进行交流和对话，以提高社会公众的认知能力，引导大众的舆论方向。公共知识分子不只是关心学术，也要关怀政治，参与社会，同时具有文化的敏感和通达。
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反映了人类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进步，克服了传统人类学者只有专业理论知识，却没有公共关怀的狭隘意识。从事公共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具有人文主义情怀，使自己成为“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公共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公共人类学应秉承经济人类学对“理性经济人”的批驳，避免将自己变成非常单薄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要超越个人的私欲，成为对社会公众福祉有所贡献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人类学者的研究、调查与写作不再只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学术职位和学术地位，而是要借助于自身的知识和平台，充分利用各种媒介，为社会公众代言，为谋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而呼吁。当代的人类学学科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要有深切的社会关怀、公共关怀、人类关怀，更要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意识，不仅要传播人类学知识、文化多样性知识，探寻社会事实，理解文化意义，而且要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和专业知识，引领新时代的价值观念，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抱有终极关怀。
社会责任和道德担当是公共人类学者不可回避的两个重要原则。由于公共人类学关注的是诸如种族、民族性、平等、自由、极权主义、生态环境、公共福利、医疗卫生等公共话题。这些话题往往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结构和现实利益密切关联，这就要求所有从公共领域研究的人类学者“都要出于真诚地考虑他们著作的可能后果，人类学家的肩上明确地承担着道义责任”。这种责任是不能借传统的田野伦理和老一套的道德说教来减轻的，需要人类学者在实践中对学科历史和自身的研究做出深刻反思。南非人类学家阿兰·莫里斯在此方面做出了一个典范，他从生物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批判了南非人类学界在种族隔离中的不光彩历史，指出殖民时代的南非人类学界为一系列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反思为当前和未来的人类学发展提供了借鉴。人类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必须坚守职业道德和学科伦理要求，需要正视学科内部存在的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这种缺陷可能会在一国或地区，甚至在更大范围内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类学者要敢于正视学科存在的缺陷，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以修正学科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避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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