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和证据法治论文
一、“诱惑取证”的产生原因
目前，我国政府正由控制型逐渐转向服务型。在转型过程中，各种现实问题也纷纷出现，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极具隐蔽性、迷惑性的新型违法行为层出不穷，造成行政机关的取证难，也加大了行政执法的难度。在行政机关不断摸索和探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执法模式—“诱惑取证”，来解决行政执法中取证难的问题。但是由于程序不当，缺乏规制等原因，“诱惑取证”被滥用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损。那么诱惑取证取得的证据是否符合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钓鱼执法”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 2009 年9 月8 号，张军( 化名) 在去往公司的路上，遇到一名请求搭载他车的男子。张军以其为私家车不载客为由拒绝了该男子的请求，但该男子随即表示胃疼，请求张军载他到前面不远处，并且表示愿意付费。于是，张军出于同情便同意将该男子送到前面不远处，但是表示不收取任何费用。然而，当张军将该男子载到目的地的一转弯处时，该男子抢拔了车钥匙，随后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便出现，扣押张军的车，还以违规载客为由对其处以一万元的罚款。2009 年10 月14 号晚8 点，刚把一批工人送到公司基地的孙中界( 化名) ，在上海浦江闸航路口遇到一名年轻人欲乘车，但该乘客上车后仅4 分钟，便要求孙中界将车停靠在闸航路，然而刚一停车，孙中界便受到了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检查，执法大队以其“涉嫌非法营运”为由扣下金杯面包车。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上海钓鱼执法案件，本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是由于行政执法机关的取证方式。首先派出一人伪装乘客搭乘私家车，要求在指定地点下车，停车后再由早已准备好的交通执法部门出面，进行行政处罚，由于停车后执法大队立即出现，可以“人赃俱获”，避免“黑车”交易的隐蔽性和迅速。但是对于行政执法部门的此种取证方式，有人称之为钓鱼执法，认为其不仅违背了道德还违反了法律，属于“非法证据”。
那么什么是钓鱼执法? 我认为钓鱼执法是对诱惑取证的滥用。要了解钓鱼执法，我们需要首先明白什么是诱惑取证。所谓行政执法中的诱惑取证，“是行政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对于那些有违法犯罪意图或倾向的行为人，或者已经有一定证据证明其一直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很难收集其违法的重要证据的行为人，行政执法人员为其提供一定的条件引诱其违法，当其从事为其提供机会或便利的违法事项时，将其现场抓获的一种特殊行政执法手段”。与此相类似的概念还有诱惑侦查。诱惑侦查是在刑事侦查活动中采取的侦查策略，前提是有诸多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违法犯罪的意图和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侦查，此种手段受到了程序上的严格限制。而钓鱼执法是通过设置执法圈套，引诱没有违法犯罪意图的人产生犯罪的意图，从而对其进行制裁。上述的两个案例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三、分析“诱惑取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证据法治要求在收集、提供证据的过程中要遵守法律法规，并且人民法院在审查证据和定罪量刑环节都要以证据为基础，真正做到以证据定案。因此我们需要从法律上分析诱惑取证的合理性与和合法性。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必须严格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并且要以法律所允许的方式进行。对于完成形态和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有权利依照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但是对于预备形态的违法行为，是否有权进行处罚，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行政机关并不能对此处罚。诱惑取证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一直从事违法行为，并且有明显的违法意图。那么一直从事违法行为表示该犯罪行为属于正在进行状态，此时行政机关只是提供一个“催化剂”，并没有改变行为人的意图，而提供“催化剂”的目的也是为了便于取证。如果不使用诱惑取证的方法获取证据，案件就很难破获，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威胁。所以，行政机关在有确切证据证明行为人有违法意图和倾向时，采用诱惑取证是合理的。现行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3 条: “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由于诱惑取证不是在诉讼过程中进行的，所以并不适用该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8 条: “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性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首先诱惑取证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其次，诱惑取证是在获取证据以惩罚那些本来就有违法意图并且已经从事违法行为，之后逃脱法律制裁的行为人，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能，打击非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益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性权益，反而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收非法侵害的行为。所以诱惑取证获得的证据不是非法证据。所以诱惑取证是合法的。
四、“诱惑取证”与“钓鱼执法”的区别
综上，诱惑取证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并且已经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没有违法犯罪意图的人实施违法行为，所以诱惑取证应当是允许的。例如: 行政机关有线索表明刘某有一堆违禁物品准备卖出，但行政机关并不知道该违禁物品被放置在何处，也不知道刘某准备何时在何地卖出这些违禁品，此时工作人员假冒购买者与刘某联系，在交易过程中将刘某抓获，“人赃俱获”刘某也无法辩解，极大地提高地办案效率和解决了取证难的问题。但是如果行为人并没有违法的意图，执法人员为了获得某些利益或者完成任务，准备犯罪条件，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的意图，然后在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时候将其抓获，这是不被允许的。
例如: 一位便衣警察对某女子说: “给你100 元钱，陪我过夜。”该女子不同意，警察增加到500 元，她还是不同意，警察最后出1000 元，这个女子勉强同意了，这种情况下，执法机关不得以卖淫为由将该女子抓获。因为该女子是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产生的违法意图，不具有主观危害性，尽管该女子禁不住诱惑准备实施了违法行为，但是她并没有损害法律所保护的客体的利益。但若是该女子一直从事卖淫活动，这次只是认为出价太低而拒绝的情况下，执法机关是可以以此为证据对该女子进行处罚。类似的“黑车”事件，执法人员派出的人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乘客，也就不是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也就是说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并没有被行为人破坏，客观上并不存在应受制裁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诱惑取证和钓鱼执法的最大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在执法机关提供犯罪条件之前存在违法意图或犯罪目的，执法机关是否有一定的证据表明行为人一直存在违法行为。
五、诱惑取证的正确适用
诱惑取证应适用于那些违法行为隐蔽，收集证据不易，但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并且需要考虑到面对诱惑和利益，绝大多数人的抵抗能力是有限的，法律决不允许随便使用诱惑取证的方式。诱惑取证的正确实施，不仅需要实体上的合法，在程序上也应当有严格的规范。在行政机关内部应该建立一套严格的程序，具体规定哪些违法行为适用诱惑取证，并且规定适用诱惑取证的行政执法人员应符合的条件，并非每一个行政人员都可以进行诱惑取证。同时行政人员在实施诱惑取证之前必须提交一定的材料或者证据，经过特定机构的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诱惑取证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符合证据法治的要求，是行政机关顺应时代发展，探索出的一种合理合法的行政执法手段，但是适用不当就很可能会超出必要限度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要求行政机关把握好“度”，避免出现钓鱼执法的现象，以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保障司法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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