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关系论文
清朝中前期，经康乾两代帝王的苦心经营，在承德建起了规模宏大的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在京师之外营造了另一处政治中心，这其中的原因颇多，有必然，也有偶然。承德与京师距离不远，且气候凉爽，很适合来自东北的满族人的习惯，这是原因之一;但其根本还是出于政治军事之考虑 ，承德距离蒙古也不远，出于稳固北部边疆的需要，在这里出现一处政治中心也是必然。
避暑山庄与其周围寺庙(包括外八庙之外的文庙、武庙等其他救建寺庙)在空间分布上各自独立，建筑风格上对比强烈，虽然如此，它们之间仍然能够达到交相辉映、和谐统一，显示出高超的整体布局水平。其布局遵循着主从与对比关系，避暑山庄是中心，周围寺庙是从属于山庄的，整体上形成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以一种分散的形式表现的;对比是另一个原则，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无论是在思想内涵上，还是在外在风格的表现上，都有着巨大的反差，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这种分散布局其实是很符合当时承德府的实际情况的，我们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从城市规划上讲，避暑山庄与其周围寺庙采取这种大分散、大统一的布局是符合当时承德府的城市定位与城市功能需求的。承德是先有避暑山庄，后有城市的，城市的功能主要是为避暑山庄服务的，这也就决定了承德的规模并不求大，这种布局有利于城市建设，使城市按不同的性质分成了几个区域，同时只有分散才有主从与对比的关系。
其次，外八庙之中的各座寺庙都有其蓝本，多系仿建，当然这种“仿”并非照抄照搬，是舍其细节、取其神韵，为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是需要借助一些特定的地形的，如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就很好地借助了山势，营造出了恢弘雄伟的气势。这种布局也是客观条件的要求。
分散是外在表现，而内在的精神气质上，避暑山庄与其周围寺庙却表现出高度的统一，且这种统一是一种主从关系，即避暑山庄是中心，外八庙要围绕着它来运转。外八庙所有寺庙的朝向原则是都要朝向山庄，显然，这是皇权至上的一种体现。
避暑山庄与其外八庙最大的区分在于其功能上的差异。避暑山庄是为皇帝的办公和生活而建，山形水系，亭台楼阁，都是依皇帝本人的需求和审美取向而决定，追求的是雅致与舒适，较多地表现一种文化品性。正宫区前朝后寝，对皇帝本人的生活来说舒适方便，湖区、山区是园林景观，大多依皇帝本人的兴趣与意愿，和谐优美;外八庙是清朝皇帝为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宗教建筑，较多地表现为政治与宗教权威，宗教建筑一定会体现其宗教属性，在这里着重的是神的权威，追求的是气势与威严，这是一种反差很大的对比。山庄之外其他的寺庙如文庙、武庙在功能上与之差异更大。
以上谈的都是客观层面的关系，如果超越这一层面，进而来探究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之间在文化层面的关系时，可以发现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的文化发展局面，即中国文化的统摄与包容性。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多样性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形成多元汇聚的过程和多源一体的结构。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本民族自身文化落后于汉族，对于这一点，清朝皇帝是很清醒的，所以，他们很注意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甚至到了倍加推崇的地步。从避暑山庄各殿堂内书籍的陈设情况也可窥见一斑。各殿堂内有相当多的书籍陈设，其中儒家经典陈设得最为广泛，特别是在正宫区、勤政殿、万壑松风、如意洲等处陈设最多。书籍有《诗》《书》《礼》《易》《春秋》《周易注疏》《左传注疏》《论语》《孟子》《尔雅》等。
避暑山庄的营建可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一山一水、一亭一榭无不散发着儒家正统思想的气息，透射出儒家的中正人和、天人合一的观念。纵观儒家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它本身就是在各种思想的冲撞中逐渐形成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多样性品格的基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种多元开放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形成兼收并蓄的传统。中国社会对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包括外来宗教，都相当宽容，各种宗教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得到正常的存在和发展。
山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朴野”，就是那种城市里最难享受到的山野远村的情调和塞北山乡的泥土气息，包括山、水、树、石、林、泉和野生动物在内的综合自然环境。最具人功的建筑在设计者对全园综合的考虑 中，与承托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原因在于主持工程的人确定了戒奢尚朴、宁拙舍巧，以人为之美人天然，以清幽之趣药浓丽的原则和澹泊素雅、朴茂野奇的格调，更加突出了山庄风景的特色。避暑山庄不仅仅是宫殿和古建筑，其主要成就在于创造了山水与建筑浑然一体的园林艺术。设计者根据不同的地势和环境，运用巧思，合理布置，真正做到“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深山古寺藏”，将建筑的布局、体量、尺度进行因地制宜地安排，做到最为合理的布置，以求最大限度地与环境相契合。这是避暑山庄最为成功之处。
避暑山庄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其56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西北为层峦起伏的山区，具备了造园家对山高远、平远、深远的诸种要求;北部是地广草柔、林木苍郁的平原区;地势低平的东南则为湖天一碧、洲岛错落，有“塞北水云乡”之美誉的湖区。而在山庄之外的东部群山之上，一赤色危崖状如村妇捣衣的棒褪，倚天而立，这就是见诸帝王诗文中的磐锤峰，成为避暑山庄造景的极好对景。
避暑山庄内外有很多佛教、道教建筑，陈设等，但这些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的，这个大背景就是以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多教并存。整座避暑山庄既有体现儒家勤政思想的宫殿、孔子“戒之在得”的戒得堂、诗礼传家的文化渡口—文津阁;也有梵贝声声、慈悲为显的佛教寺庙;更有追求身心清寂的道教宫观。避暑山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儒释道三教在这里相磨相荡，既相互融合，又各显神异。外八庙，特别是其中的几座大庙，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乐寺、安远庙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寺庙，在文化品质上可以说是与儒家思想风格迥异，虽然它们有其特定的政治原因，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乃是其深层次的基础。
基于对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儒家思想成为一种大的文化背景，在这种背景的统摄之下，中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在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统摄与包容的构架。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并不是两部分，而是一个整体。说它们为一体，是指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山庄基本形成之后，才孕育外八庙的艺术设想，这是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文化上的差异影响到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建筑风格有极大的不同，产生了强烈的对比，避暑山庄的建园思想是“宁拙守朴，杜奢尚简”，而外八庙却是金碧辉煌，极尽奢华。这样的相互映衬既能产生反差之美，又合乎皇帝的政治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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