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行为学：言之有物吗？
尽管法行为学有巨大发展，但它也面临许多挑战。对此，最精彩的措辞就是阿贝尔（Abel）的责难：“问题和答案已经开始发出悦耳的，但却更是令人厌倦的‘咔嚓声’。一方面，那些想认真思考法律的学者不能忽视该领域的成就。另一方面，该领域的所有研究方法均存在瑕疵并可能固步自封。以下几种方法可能有助于解决法行为学领域的问题：在承认每种社会科学方法之局限性的同时，集中各自的优势，采取一种彻底的多学科方法；在熟知法律思想可能如何曲解问题之界定的同时，了解最低限度的法和法律方法；基于对宽泛的社会理论所作的长篇大论进行经验提炼，了解这些理论提出的问题。Gertrude Stein说，那些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人面临“再无新鲜之处”（there isn‘t any there there）。但在她的脑海中，既然有人、街道和建筑物，就一定还有一些重要而又不可触知的东西。从事法行为学研究几十年之后，我对该领域（或是否可能言之有物）形成了一些见解。在就此问题论著的情况下，我意欲检讨“是否言之有物”的问题（在此之前，该领域仍缺乏适当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一些暗含的发展方向。
事实怎样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法行为学取得了诸多成就。国内外有许多学者从事这一研究。要想及时了解该领域奔涌而出的书籍、杂志和会议年鉴（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很困难。法行为学甚至拥有值得受尊敬的王牌——专门的国家科学基金会规划。而且，为了使规划合理化，那些企图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学者往往摆出经验研究的面孔，法院和其他法律机构也频频引用法社会学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法行为学提出诘难。该领域奠基者的大前提是他们的研究将促进必要的改革，以便社会可能更接近于我们要追求的理想。各派批评家的异议集中于：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往往认为法行为学仅使民主党自由主义者的议程理性化；（因此）我们不应惊讶于他们反对使其痛恨的思想披上中立科学的外衣。另一方面，那些更熟悉该领域的学者（他们也许对此并不完全确信）认为，法行为学的实际影响在于使现状理性化；由于法行为学研究可以被解读为是对改革不能起作用、激进的变革效率十分低下的暗示，它的真正功能可能在于促进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逆来顺受的宽容。首先，该领域的学者批驳了1950年代的社会；继而，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为解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等问题而作的努力又受到了我们的鄙薄。结论是悲剧性的：现状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作为大量成功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基础，那么我们至少能认识法律制度（the legal system）在社会中的地位吧？有些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该领域反映了这样一个信仰，即堆砌实例将莫名其妙地（也许通过变魔术）产生知识。《法与社会评论》的前编辑、法与社会协会的长期活跃分子瑞克﹒阿贝尔（Rick Abel）（180b：826）对此表示忧虑：
法社会学已到了发展的紧要关头。初始范式已不敷其用。在新范式产生之前，该领域的研究将被指责为停滞不前，无非是给人们已经接受的真理增添无关紧要的精细，并在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论辩中重复老套的辩论。
阿贝尔继续说道（P.805）：“我感觉我们的领域正沿着熟悉的轨迹发展得如此顺畅，以致于问题和答案已经开始发出悦耳的，但却更是令人厌倦的咔嚓声”。阿贝尔的措辞生动地表达了某些事情困扰着我们中的许多人。
文章开始，我将唱一唱高调，谈谈法行为学取得的成就。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1981：1230）因提议“鄙薄是不严肃的（trashing is fun）”而获得了永久声名，故而我将追随他并关注阿贝尔和其他学者的一些悲观结论。最后，我将通过结合考察社会理论的更大问题，试图使研究更进一步。此外，我将关注法行为学研究与批判法律研究之间的潜在关系。也许，即便是那些不愿皈依批判法学的学者也能从中发现新的、充满希望的发展方向，以及对它的反动。
Ⅰ 法行为学的成就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过去二、三十年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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