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相齐与梭伦立法--对法律改革的思索
中国与西欧在环境、气候上有相当差异，而在这大的差异下，如果对某写较小的区域来进行探索、研究，也会找到某些相近似的状况。然而，在相近的环境、历史状况下，所面临的问题即使有相似性，但人
们选择处理问题的方式却会有不同的模式，而在寻求有异又有相同的模式来解决具有相似性的问题时，所
得出的社会效果及历史影响也必然会既有相近又有相异的。
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在东方东海之滨的中国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继出现了俩
个对各自国家的历史、法律都有深远影响的改革家------管仲、梭伦。它们通过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国日渐
强盛，并为日后在各自地区成为盟主奠定基础。现在与全球化风潮之下，即各国面临的全球环境、政治秩
序、法律秩序趋于一致而又存相异的大前提下，对两位先贤在他们的时代所运用的模式进行一些比较，也
许对我们当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个人经历之异同
管仲（？--BC645（643））又称夷吾、敬仲，字仲，颖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贵族之间，资料各说不
一。从史记的记载中可知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同经商。但在经商没多久后，俩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之位的斗争中，小白胜而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经鲍叔牙引荐而始辅齐，
此后主齐辅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使齐国日益富强，终
助齐君桓公成就霸业，并使齐桓公成为春秋诸国之盟主多年，后于齐国之相位上辞世。
梭伦（约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他作为古代希腊谦和美德的集中
体现者，被誉为古希腊颇有名望的七贤之一。梭伦是雅典萨拉米斯贵族后裔，但由于其父乐善好施，到梭
伦年轻时，家庭经济已不宽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养家需。同时体会外出经营商业的酸甜苦辣，并游
历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迹遍及希腊许多城邦及小亚细亚等地，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考察各种社会制度，
结交各地名贤之人。后因萨拉米斯大捷而声震雅典，并因他的才华和人品使其声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渐提高，在雅典各阶层都有一定的认可度。终于在BC594年成为九执政中的第一执政（首席执政官），此
后他开始立法变革。于执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发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况下而离开雅典，远
行至埃及等地进行游历，周游各地十年后梭伦返回雅典，又与僭主庇西特拉图做了抗争，最后终老雅典。
从两者的经历中能看出俩人都曾经作为商业从事者于所在地域游历，并获取了详实的资料，这为两人
在后来担任改革重任时（尽管一位是辅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们所在时代和所在区域的
实际状况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来表述两
位先贤不畏艰难，四处经商寻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语。
但是两位先贤由于诸多情况，各自的经历又是相当有差异的。首先，两者在经商的成绩上有所不同。
史记中虽未记载管仲经商成功与否，但从管仲言“吾始困时，尝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
贪，知我贫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鲍叔之间，管仲的经营资力出于下位。“吾尝与鲍叔谋事以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只时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业经营中没有获得较大成功才谋事以更穷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业经营上虽然获得一定成绩，但很快就转入予他人谋其事的
方向，即成为谋划策事之人。而梭伦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
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于中等阶层。” ，可知其在家道渐微之时，含辛茹苦，励精图治，恢复其经济实力，
使他处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较管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这其中原因与希腊
原本就对商业不贬有关，商业的成功有益于社会综合地位的提升。这些使两人在后来的策事时所采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两人改革的权力之获取方式不同。管子经过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争，已处于幽囚，在鲍叔的举
荐下方为桓公（小白）所用，后渐握相权。而梭伦则是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获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
故在雅典各阶层获得认可，经公推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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