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种关怀的理性
对弱势者抱有一种悲悯情怀，并为他们被侵犯的正当权益发出正义的声音，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于是，我们从很多媒体上都能够读到这样的悲悯写作。类似的表达多了，也会形成一种人文关怀的路径依赖——以为一悲悯起来，正义就得到了弘扬。
可是，过于泛滥的关怀，反而会让人觉得关怀本身的虚伪，就像那些给乞丐施舍一点儿小钱的人们，根本无助于拯救乞丐于水火，反而客观上延续了对方的乞讨身份和乞讨处境，却成了一种美德被颂扬——我们为什么不去推动公共救助的制度化呢，比如心理关怀和职业培训，这难道不比施舍更能够拯救乞丐吗？当一些地方推出禁乞措施的时候，饱含了悲悯情怀的铺天盖地的舆论讨伐就出现了，然而他们未必知道，在有些场所，乞讨确实侵犯了别人的权益，在交通通道上甚至可能酿成灾难。这些都说明，我们应该关怀，但是需要一种审慎的态度。
前不久有评论者在《南方都市报》上对“谁穷谁丢人”的标语进行讨伐。穷人丢人不丢人，穷人自己从生活中就知道，他肯定感受到社会对穷人某种程度的鄙视，火车卧铺乘客得到的微笑服务肯定多于硬座乘客，就是一个例子。人的尊严感，在市场时代确实是可以置换为经济能力的。鄙视对穷人来说，既可以安之泰然，也可以成为一种改变自身处境的压力和动力；可是，如果竟然说，你穷是不丢人的，别人对你的鄙视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时候穷人难免会觉得，自己的穷也成了一种权利——这是怎样的权利呢，给你们评论家也享受这样的权利好不好呢？
如果不完全是外部力量或者自身无法抗拒的因素导致我们贫困、无能，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负责；如果富裕、杰出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没有获得这些积极的评价的人理当有一种反思——这种反思，本身也体现了人性积极向上的品性。
我不止一次看到有关牵着洋狗晒太阳的那些惬意的低保户的报道，可是当有关方面对此做出限制的时候，那些反对的人文关怀就涌现出来了。我们对下岗者报以同情，是因为他们遭遇了体制性的委屈；我们同情爬塔吊讨工钱的民工，是因为他们正当的诉求渠道被堵塞了。可是必须意识到，我们并非同情下岗本身，因为社会追求效率，就要求一些不适应者离开；我们也并非同情贫困，而是谴责导致贫困的那些不公正的力量。
没有清晰的理性考虑，评论者是很容易混淆两者的分别的；而同情心作为一种力量，也可能扭曲另外一些同样积极的价值。
10月10日《晶报》上又有作者撰文抨击有条件的低保政策，认为侵犯了低保者的权益。其实，享受低保并非天然的权利，乃是社会出于同情贫困者，为了避免一些人由于生存压力而采取危害社会的极端行为，而设置的公共安排——这一安排的动因表明，享受低保是有条件的，人们没有义务无偿为某些人付出。人们通过纳税和公共福利制度的方式让一些人得到帮助，显然希望这些帮助本身是有价值的，是能够回报社会的。所以，当一些地方要求低保户参加公益活动，其用意无非是让享受低保者知道回报的道理、懂得“没有人可以无偿占用他人或者公共的资源”的现代伦理规则。因此，如果有人认为这样的要求也是对尊严的伤害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拒绝这种有条件的社会救助。把享受低保当成穷人的无条件的权利的观点，在关怀了穷人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损害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和价值，正如对爬塔吊的无条件同情，也同时损害法治价值一样。
刘素红
我们需要一种关怀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