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司法改革的主体
正值整个司法系统上上下下都在不断地探索和推进司法改革的时候，张志铭教授眼疾手快，敏锐地提出了司法改革的主体适格问题。听起来不大通俗的所谓主体适格，其实就是在某些关系重大的领域或事务方面，谁可以作出改革决策的问题。志铭以一家基层法院最近推出的“先例判决制度”为例，指出这样的改革虽然精神可嘉，但是却无意之中侵夺了在我国只有立法机构才享有的“造法”权力。这样的僭越行为，休说是一个基层法院，就是最高法院也是不可轻举妄动的。
这无疑是一个牵涉到我们的司法改革的全局性大问题。拜读之余，我不免联想到这些年来我们的许多司法改革措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一些中级甚至基层法院首创的。由于这些年来一直专注于司法改革，我有机会到各地法院做调研，接触到一些颇具改革精神的基层法院的法官以及院长们，每每受到他们改革与创新魄力的感染，有时还曾写文为这些改革举措而叫好。青岛市中院的“主审法官制”，成都市中院的“审判长选任制”，浙江台州市路桥区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功能的彻底改造，烟台市开发区法院在案件流程以及法院管理方面的独到探索，大庆市龙凤区法院的柜台式立案，东营市东营区的取消“院长分管制”，厦门市思明区率先敲响法槌……凡此种种，都令我印象深刻，其中不少创新引发了法院系统内外相当的关注，有些已经得到最高法院的赞许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难道说这样的改革措施都不应该推出？假如过去的这些年间各地法院都按兵不动，一味地等待最高层发号施令，那么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否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局面，真正是一个大疑问呢。
仔细读来，志铭对基层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适格性加以质疑的论据有三：第一，“司法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制稳定，原则上是不能动辄改之的。”第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因此，过去的那种-这是我的理解-大张旗鼓式的改革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改革的泛滥反而导致一种反法治的效果。第三，作者又把改革开放的效果推演到司法和法律之外，影响及于更广泛的制度以及观念层面。“中国社会已经确立了各种新的、合理的制度和观念，从整体上说，我们将从一个改革的时代，逐渐进入一个改革与因循并存的时代，并最终建立一个以因循为主的稳定平和的社会。”
我觉得，志铭的上述论证有进一步商量的必要。第一个论据也许正好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恰好是因为司法制度是根本制度，关系重大，所以对其中的弊端才更需要下大气力加以革除，否则就会危及国计民生、政制稳定。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基层法院该不该进行改革，而是要区别哪些当为，哪些不可为。很明显，志铭作为例证的那项改革确实是基层法院不可为者。虽然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同样的案件同等的对待，但是，一个基层法院特立独行地宣布要确立遵循本院先例原则，却不仅是蚕食立法权，而且会伤害法制的统一。因为一个基层法院的管辖区域通常相当狭小，自己单独遵循自家先例，固然有助于本院辖区内司法准则的统一，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带来整个国家法律标准上类似于“方言岛”式的效应，跟日益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需求必然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即使是实行判例法的英国美国，能够创立具有约束力的先例的也只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而非基层法院。尽管如此，我们不可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并不是所有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都涉及到法制统一问题，也不是凡改革都会带来造法的后果。例如在法院管理领域，各级法院包括基层法院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许多具体制度需要建立或改造。
我对志铭第二和第三个论据也有些不同的看法。的确，改革二十多年催生了基本的法律框架，我们在治国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有章可循了。然而，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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